來源：財經網

12月16日，由三亞市人民政府支持，《財經》、財經網、《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三亞•財經國際論壇”在海南三亞舉行，論壇主題爲“探尋複雜環境下高水平開放之路”。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表示：我們在一些領域不再具有比較優勢，這些產業會向周邊國家、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對此，要持開放的態度，順應規律，這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要經歷的過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

會上，他還從三個方面討論了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議題。

一是產業轉移，他認爲，產業轉移是未來的趨勢，很有可能會轉移到周邊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轉移是一個非常明顯、正在加快且非常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的過程。

二是對於產業轉移要持開放態度，順應規律，形成一批基於中國的全球跨國公司。通過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來保障基於中國的全球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佈局和投資貿易活動，以此來維護我們的可持續利益。

三是關於海南“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一線放開是海南作爲要建設高標準跟國際標準相併軌的自由貿易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包括祖國內地，在資源、要素、市場主體等方面，在開放程度上都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並與國際接軌。至於“二線管住”，建議要把“管住”責任交給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計劃單列市，由內地各省區市一道，共同幫助海南管好二線，而不是把管住的責任簡單交給海南。

以下爲部分發言實錄：

主持人：上一位嘉賓回顧了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歷程，進而提出了很現實的問題，中國的金融開放度已經很高了，爲什麼現在有一些資本在減少對中國的投資或者投入比例，接下來是我們在互動環節進行探討，因爲這也是影響我們金融改革開放的一些具體舉措要解決實際問題的一個方向，接下來有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先生。

周誠君：尊敬的秦董事長、尊敬的巴曙松老師，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到三亞參加久負盛名的財經論壇，和大家分享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議題，我借這個機會講三個小題目。第一個題目是產業轉移。產業轉移的過程可能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五年前我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就寫報告提出來，可能下一步產業轉移會是一個趨勢，產業轉移的背景就是在一些領域我們不再像過去那麼繼續擁有來自勞動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這些產業很有可能會轉移到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果我們去看看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幾乎找不到一個國家沒有中國人去辦的中國工業園，小的幾平方公里，大的幾十平方米，最大的在白俄羅斯機場旁邊有一個125平方公里的中國工業園，它的基礎設施就是招商局做的，我過去也協調過好幾次，哪怕疫情期間我們還在西安開了一個線上會，西安、深圳、莫斯科、白俄羅斯線上討論這個事。

產業轉移已經是一個非常明顯、正在加快、但在我看來非常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三十年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說“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意思是隻要能把產業發展起來，不管資本是從歐美來的還是從日韓來的沒關係，來投資、產生GDP、提供就業，形成稅收，我都歡迎。但是五年前一些沿海地區發達省份地方政府對產業對外轉移現象也持非常開放的態度，那時候他們就說現在“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企業家願意把生產環節放在馬來西亞、放在哈薩克斯坦、放在尼日利亞，按照經濟規律由你自己決定，但企業要把你的研發中心、創新中心、利潤中心、全球司庫留在本地。

今天，我注意到每個人面前桌上都有最新的《財經》雜誌，講松山湖、講東莞，東莞是典型，他們最早進行“騰籠換鳥”，其實就是產業轉移。在我看來，產業轉移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必經環節，中國改革開放也是接受最初來自日本、後面到亞洲四小的產業轉移，2001年我國加入WTO之後，我們全面擁抱國際規則，廣泛的歐美先進製造業開始大批量往中國轉移。而現在到了我們在一些領域不再具有比較優勢，需要向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的時候，對這個問題要持開放的態度，順應這個規律，這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要經歷的過程。

爲什麼要講這個？這跟今天提出的問題——金融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有關係，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講到“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關係與經貿格局，穩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誌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更好去理解產業轉移、中國企業在全球佈局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的一些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轉移；另外一方面，推動中國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而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自然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大批基於中國的全球跨國公司，他們在全球範圍內佈局生產、配置資源，並廣泛開展國際投資貿易。如果地方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這些企業在全球佈局，把生產線轉移到境外的時候，支持和鼓勵他們把研發中心、創新中心、利潤中心、全球司庫都放在本地，放在中國境內。這樣，就是一大批基於中國內地的全球企業，他們按照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在全球範圍內佈局他們的產業，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投資和貿易，這個時候就非常需要來自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制度性支持，用這些與國際接軌的制度來保障基於中國大陸的全球企業、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佈局，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投資貿易活動，並能夠有效維護我們可持續的利益。靠什麼維護利益？靠規則、規制、管理、標準，這個時候就需要推動和實現這些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尤其是金融領域，因爲說到底跨國公司在全球佈局表面上看是生產佈局，背後根本是資本佈局。爲什麼我們強調要把跨國公司的全球司庫放在本地、放在國內？全球司庫是管理全球資金的，它是全球資金的總調度，是資金在全球範圍內高效配置的總指揮部。可見，跟產業的全球轉移、佈局相對應，一定要有金融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也就是在資金佈局上能夠滿足中國企業生產、貿易和投資全球佈局的要求。這裏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資本項目的開放、外匯管制的放鬆，企業要把全球司庫放在本地，比如放在海南，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它可以按照自己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的需要，按照自己的預期、風險偏好，在全球範圍內有效的配置它的資金，簡單的說就是推進實現企業資金跨境佈局、跨境流動的便利化。毫無疑問它需要資本項下開放的支持，需要金融賬戶開放的支持。

總體而言，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一直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也得承認在資本項下我們還有一些管制，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也有這個共識，對於發展中經濟體，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賬戶並不是開放的越大越好，並不是開放的步伐越快越好，是要跟本國的實體經濟、跟本國的金融市場規模、跟本國市場主體管理匯率風險的能力相適應的，所以從全國範圍來看，資本賬戶開放、金融賬戶的開放不會一蹴而就，不會馬上就能實現，但是我覺得海南可能是有條件的，因爲海南是國際自由貿易港，國際自由貿易如果僅僅側重於貿易，一定最後自由不了，因爲能夠實現貿易自由化的背後要有資金結算的自由化、資金調配的自由化、資金跨境流動的自由化。總書記五年前4月13日宣佈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的宏偉目標，我是5月1日帶隊到海南調研，回去我們形成了金融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總體方案。五年過去了，海南自貿港建設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也有一些還可以進一步拓展、進一步深化、進一步跟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要求相吻合的推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尤其是現在的環境跟五年前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覺得海南完全可以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尤其是實現金融的高水平開放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看看能不能讓更多的基於中國的國際企業全球跨國公司把它的全球司庫放到海南來，能不能真正建設一大批中國跨國公司的全球財資管理中心。現在很多跨國公司要把它的全球資金管理中心放在香港、東京、新加坡、倫敦、紐約，因爲放在內地有的時候涉及到跨境資金管理的便利問題，涉及到資本賬戶的管制問題等，所以它哪怕放在香港，也會方便一些，但是香港租金很貴，聘請律師、會計師跟海南完全不是一個價格，要放在倫敦、紐約、法蘭克福還有時差，當然也還有安全方面的問題等等，基於中國的全球跨國公司就應該把它的全球司庫、全球資源管理中心放在國內，最好就是放到像海南這樣的國際自由貿易港。當然，海南如果要實現這些目標，毫無疑問要在資本賬戶開放和其他各種投資貿易便利化方面真正走出實質性步伐。

第三點，關於“一先放開、二線管住”。海南不久將要宣佈全島封關運作，實現“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應該承認，二線管不住一線肯定放不開，一線的充分開放，高標準對外開放一定要以二線能夠有效的管住爲前提，但問題是這個“二線管住”究竟是誰的責任，誰來管二線？海南作爲一個要建設高標準與國際接軌的自由貿易港，它對所有海南以外的土地、資源、要素、市場主體在開放程度上都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不管是它對紐約、對倫敦、還是對新加坡、香港，開放標準一模一樣，都跟國際接軌；但僅僅這樣不夠，更重要的是它對瓊州海峽那邊的祖國內地也要一樣，跟祖國內地的開放標準、規則，跟它對香港、對新加坡、對倫敦的開放標準要一致，只要不一致就會存在套利，就會鼓勵道德風險行爲，就會形成各種各樣我們看到的問題，所以開放標準只要是高水平對外開放它就要有一致性。如果讓海南對全球實施高水平的、與國際接軌的開放政策，同時又讓它去管二線，實際上就形成了對內地和對國際不同的開放標準，就會海南存在很大的目標、身份矛盾：一方面我要對全球包括祖國內地瓊州海峽對面實現一致性的高水平開放，另外一方面我又要對海峽對面的祖國內地做到人財物二線完全管住，我覺得對海南而言不好把握，很難實現。所以跟我五年前呼籲的那樣，我還是堅持“二線管住”的實施和實現，要把責任交給內地，由內地的35各省市自治區計劃單列市一道，共同幫助海南管好二線，而不是把這個責任和壓力交給海南。事實上，如果把這個責任壓力交給海南，恐怕舉海南全島之力可能都很困難；另外一方面，也會對海南高標準無差異對全球進行開放產生不利的影響。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香港毫無疑問是全球最自由最開放的地方，香港對歐美對祖國內地的開放規則和對國際其他任何地方的開放規則應該說是一致的、無差異的，所有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管理責任，主要都在內地的36個省市自治區和計劃單列市，我們內地的36個省市自治區幫助香港牢牢管住了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人財物流動，香港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它是一個高標準的最自由的國際港。

以上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