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過創新發展，通過民營企業家的再度集體湧現，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繁榮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多次出現民營企業家湧現熱潮，每次都把經濟繁榮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最近幾年，同樣規模的民營企業家湧現潮不但沒有出現，還出現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行的情況。

除了宏觀週期、增長動力轉型等因素，有關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輿論氛圍也是民營企業家集體湧現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

實踐證明，民營企業家成批湧現是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和推動力，要擺脫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週期，引領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繁榮階段，需要再次推動民營企業家成批湧現。

民營企業家成批湧現是經濟繁榮的重要推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從1984~1992年，從1999~2009年，每一次民營企業家的湧現，都會將中國經濟推上一個新的發展臺階。

第一次是1984年前後，這一年被稱爲中國民營經濟的“創業元年”。張瑞敏、柳傳志、劉永好、史玉柱等著名企業家都是在1984年前後開始創業。1981~1984年，經濟增速從5.1%、9.0%、10.8%，一直增長到14%，與這一波民營企業家的集中湧現有着密切的關係。

第二次是在1992年前後，出現了被稱爲“92派”的一批民營企業家。當時很多體制內的官員、學者下海創業，如創辦復星集團的郭廣昌、創辦匯源飲料的朱新禮、創辦嘉德拍賣和泰康人壽的陳東昇、創辦新東方的俞敏洪，等等。這一波民營企業家的集中湧現，將中國經濟推上了一輪新的增長軌道。1994~1995年，中國甩開其他主要的發展中經濟體，成爲全球經濟舞臺的增長明星。

第三次是1999年前後的互聯網創業熱潮。阿里、百度、新浪、搜狐、騰訊、網易、京東等都是在1998~2000年前後成立，是一次典型的新技術引發的創業熱潮。當時中國經濟面臨着國有企業效益下滑、東南亞金融危機餘波尚在、出口需求低迷等不利因素，以互聯網創業爲主的新一輪民營企業家集中湧現，給中國經濟注入了強勁的增長動力，經濟增速從1999年的7.6%起步，開始了一輪新的增長週期，直到2007年達到14%以上。

第四次是2009年左右出現的移動互聯網創新潮。微博、微信、小米、美團、滴滴、快手、今日頭條等今天的互聯網“大廠”都是在這兩三年成立，拼多多、米哈遊等企業成立於稍晚的2014~2015年。這一次民營企業家集中湧現，仍然是以技術擴張爲主要驅動因素，但中國企業家在現有技術和產業基礎上，表現出了更強的創新能力。這一波民營企業家湧現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然而其體量仍然不足以扭轉供給結構老化現象，因此表現爲結構性的新經濟繁榮，總量上經濟增速仍然回落。

民營企業家成批湧現，之所以會在這些時點出現，主要是因爲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限制性政策的取消或放鬆。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確立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爲民營企業家集中湧現打開了政策空間。

其次，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的引進。1999年和2009年民營企業家湧現潮與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引入有很大的關係。

再次，向更大的市場開放。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出口進入了持續高增長階段，爲外向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此外，社會氛圍和宏觀敘事的轉變，社會輿論對於發展民營企業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1984年和1992年鄧小平同志兩次講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尤其是第二次南巡講話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當時的社會輿論，極大地鼓舞了民營企業家的創業熱情。

抑制民營企業家集中湧現的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疫情衝擊、傳統產業處於轉型過程中、新產業尚處於起步階段等。從民間投資增速和實際利用外資增速降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等信號來看，非公有制經濟投資信心不足，尤其是民營企業家湧現力度不足，值得高度重視。客觀分析其背後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經濟前景的判斷趨於謹慎。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峯已過，與之相伴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住宅建設投資、廠房設備投資增速均出現放緩，有些地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導致企業盈利機會減少。同時，全球化也出現了逆行趨勢，外需增速下降甚至負增長，通過引進技術、業態、模式的空間也在收縮。另外，國內長期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居民收入增速和佔比一直偏低，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短時間難以扭轉，這些因素都導致需求增長緩慢、要素成本上升、投資機會減少，形成了對經濟前景較爲謹慎的判斷。

第二，宏觀和產業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影響了民營企業家的創業信心。壓減落後產能、提升環保標準、教培行業雙減等政策都是針對特定階段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制定的針對性政策，有着良好的出發點，但在有些部門和基層的具體執行當中，有時會出現偏差、走樣和“一刀切”的現象，增加了市場之外的不確定性，侵害了民營企業的正當權益，影響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第三，“天花板”“玻璃門”“旋轉門”等現象未能完全消除，民營經濟的公平地位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2005年出臺的《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三十六條）和2010年出臺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三十六條）已經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問題做出了明確的突破性規定，但在一些行業和領域，由於採取許可准入或覈准制、指定國企經營或國企優先、前期規劃限制等原因，一些重點行業名義上對民營企業准入，但實際難進入，而在獲取市場機會上，設置明顯不利條款排除民企獲取市場機會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限制了民營企業的投資和創新活動的範圍。同時，地方政府和強勢企業拖欠民營企業的應收賬款等現象屢禁不止，民營企業的正當權益尚未得到平等有效的保護。

第四，要素獲得困難，成本過高。融資難是民營企業要素獲得困難的主要表現，根據北大國發院的相關研究，民企獲得融資的綜合成本，可能比國企貴一倍左右。同時，民企普遍反映人工、房租等成本上升很快，給經營造成很大壓力。

第五，社會輿論氛圍的影響。2018年以後，社會上出現了“民營經濟退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等錯誤思潮，儘管黨和國家多次明確澄清，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並未完全肅清。另外，一些人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有誤解，極少數人甚至有意曲解和誇大“治理資本無序擴張”等政策，導致資本污名化等現象。這些思潮和現象，都對民營企業家的投資信心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促進民營企業家再次湧現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民營企業的集體湧現是推動中國經濟上規模、上層次的重要力量。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着增速持續下行的壓力，還面臨着來自內外部的新困難，只有通過創新發展，通過民營企業家的再度集體湧現，才能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繁榮階段。

第一，爲民營企業提供寬鬆的創業和經營環境，形成有利於民營企業家批量湧現的輿論氛圍。1984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講話，提出“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92年第二次南巡講話，他反覆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些講話精神形成了鼓勵民營企業家和創業者敢想敢試的輿論氛圍，成爲兩次民營企業家集體湧現熱潮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着外部壓力和內部困難，增長預期和社會氛圍偏於保守，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重新強調“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導思想，正確認識資本逐利性等問題，鼓勵民營企業追求和獲取正當的風險報酬、創新報酬，爲民營企業提供寬鬆的創業環境，形成有利於創新創業的輿論氛圍。

第二，爲民營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消除民營經濟面臨的要素供給“鴻溝”。實踐證明，由於體制性的隱性背書的存在，國企與民企之間公平競爭在實踐中並沒有完全落實，必須通過強力糾偏才能保證民企得到相對公平的行業准入、市場機會和要素供給。應當全面排查各個行業存在的許可准入、覈准制、指定國企經營或國企優先，以及規劃等限制性政策，還應當允許民企投訴招標等市場機會分配過程中針對性不利條款，真正落實競爭中性原則，確保國企和民企的公平競爭。在要素供給方面，應當採取制度性措施，保障民企獲得一定的份額，消除因爲所有制不同而導致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之間的要素供給“鴻溝”。

第三，正確認識失敗和風險，營造更加寬鬆的創新政策環境。

輿論環境和社會氛圍也會受到經濟形勢的影響，當經濟景氣度下行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變差，對於創新和嘗試就會更加謹慎，對於失敗和損失的寬容度也會降低，這時更需要營造鼓勵嘗試、允許失敗、接受損失的社會氛圍，避免形成因噎廢食、謹小慎微的輿論環境。爲此也需要降低創業失敗的代價，例如對於創業失敗而導致的債務，應當與個人財產作適當分割，避免創業失敗就一蹶不振甚至被逼上絕路的情況。在這方面，深圳個人破產製度建設已經探索出一定的經驗，適當時可以向全國推廣。

同時，隨着中國工業化、數字化程度的提升，跟隨式創新的空間越來越小，未來的創新將更多出現在沒有成功先例的“無人區”。面對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無人區”開展原發式創新的任務，更需要民營企業自擔風險，勇敢嘗試。我們應當堅持以往對於新產業、新模式開放、包容、先發展後規範的態度，儘量減少在行業准入、產品入市等方面的限制性規定，承認創新者和風險承擔者的創新報酬和風險報酬，爲民營企業家創新提供更爲寬鬆的空間。

（滕泰系萬博新經濟院院長，張海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號“萬博新經濟觀察”。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