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觀察者網

導讀：美國通過虛增消費、價格效應兩種手段虛增了30%的居民消費，同時在收入端虛增了3萬億美元的收入與利潤。美國鮮亮的經濟指標掩蓋了不斷累積的結構性矛盾，如收益向上流動和中下層居民金融資產的週期盤旋等，諸多合力導致了美國的“系統性貧窮”。

2月28日，美國經濟調查局（BEA）公佈2023年四季度及2023年度GDP的第二次估測數據（second estimate），數據顯示2023年度美國實際GDP粗估同比增長2.5%，比2022年高出0.6個百分點。從數據上看，美國經濟“一片大好”，這是美西方近期肆意唱空中國經濟的底氣。

破解美國經濟指標的“幻像”，還原真實的美國，或許是我們打贏“經濟輿論戰”的制勝之策。

01． 美國經濟覈算的基本邏輯：以極致的市場化手段虛增消費

美國經濟調查局效仿會計的收支制度，建構了兩套相輔相成的GDP覈算方式：收入法、支出法。其中，收入法覈算家庭、企業和政府（下稱“三部門”）的生產性收入，參考企業利潤表編制；支出法覈算三部門的支出情況，即所謂的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兩種覈算方式得出的GDP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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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法以虛增消費和價格效應兩種手段增加了30%以上的家庭消費。支出法奉行“沒有免費的午餐”覈算原則，即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動都產生消費支出，它包括實際支付的消費和市價折算的無支付消費兩部分，後者構成了虛增消費。

虛增消費包括四大部分：自有住房的市價租金、政府代付醫療支出、公益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和公益組織提供其他服務等，虛增消費呈逐年增加趨勢，2007年虛增消費爲2.45萬億美元，2022年爲3.09萬億美元。

除此之外，支出法覈算中還有2.68萬億美元的價格效應支出，它們包括二手車交易價差、醫藥與各類醫療支出、軟件支出等。2021年美國家庭部門醫藥及醫療開支4.25萬億美元，佔2022年家庭消費的25.4%，相比之下，國內醫療開支（家庭支付和政府轉移支付）佔消費支出比例爲11.7%。

在2007-2022年的美國家庭消費增量中，虛增消費增加了6412億美元、價格效應增加了1.055萬億美元，兩者合計佔家庭消費增量的33.42%。

漂亮的消費數據掩蓋了日益脆弱的美國家庭收支。從兩種覈算方式看，企業和政府兩部門分別以大比例分紅、財政赤字的方式補貼家庭部門的消費赤字，顯示了美國家庭部門強勁的消費數據。但是，美國家庭部門的收支數據非但不支持上述結論，反而折射了中下層居民脆弱的收支狀況。

二戰後，政府轉移支付和財產性收入（利息和分紅）的持續增長是美國家庭收入增長的兩大支柱，1989年起執行的低息政策打掉了財產性收入這一支柱，政府轉移支付成了支撐美國家庭收入增長的跛腳鴨，疫情後的經濟增長更是聯邦政府靠發行國債催生的“怪胎”。

以數據爲例，1947年財產性收入和政府轉移支付佔美國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別爲7.99%、6.62%。其中，財產性收入佔比於1989年達到頂點20.9%，隨後急劇下滑，2023年第三季度爲15.68%。政府轉移支付佔比則一路飆升，於2020年達到新高21.96%。

實際數據顯示，美國政府“發錢”救濟的舉措非但沒有改善美國家庭的收支狀況，反而加劇了狀況的惡化。2021年開始，美國家庭部門年度儲蓄（當年全部收入扣減虛增房租）直線下降，2022年至今，家庭部門年度儲蓄持續爲負，其中2022年家庭部門收支赤字2805億美元。

自二戰後，美國家庭部門年度儲蓄爲負的情況只在2005年短暫出現，虧空爲464億美元，2年後美國進入了次貸危機。此次美國家庭部門的虧空更大，2022年至今累計虧空4390億美元，這一指標纔是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可以預見，2025年，美國家庭部門的收支虧空將突破萬億美元。

綜合各方面數據，美國此輪的經濟增長是聯邦政府以赤字催生的增長幻像，不僅不可持續，而且破壞性極強。

2023財年末，美國各級政府債務總額爲33.16萬億美元，相比2018年末，短債同比增長242%，中長期債務同比增長157%，美國政府對短期債務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以2023財年爲基數，美國政府短期債務爲5.67萬億美元，疊加債務利息9057億美元，未來5-10年美國政府年度償債壓力不低於6.5萬億美元，甚至有望衝破10萬億美元。

美國政府不僅對外舉債，而且對內虧欠政府僱員養老金，2023年二季度末，美國聯邦政府僱員養老金計劃虧空1.44萬億美元，州及以下各級政府僱員養老金虧空4176億美元。可以預見，美債危機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一旦美債危機爆發，那將是美國90%家庭的悲劇。

2020年，美國政府靠突擊發債救了家庭部門，也救了自己，不僅掩蓋了美國經濟的實質，而且打出了漂亮的“逆勢增長”。但是，隨着未來幾年美國家庭部門收支虧空突破萬億美元，疊加美國政府中短債爲主的發行趨勢，美國或難以挺過下一次危機。

02． 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與“系統性貧窮”

過去30年，美國GDP覈算體系不斷修正，企圖以三部門的總量平衡掩蓋部門內部的結構性矛盾，更是創造了消費支撐經濟發展的“幻像”。憑藉這套指標體系，美國在全世界兜售消費主義的發展思路，即單純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結構性失衡的基礎層：虛假繁榮。虛增收入是美國掩蓋結構性矛盾的另外一套算法。在GDP覈算中，支出法和收入法是會計收支的兩端，支出法下虛增消費對應收入法下的虛增收入。在收入法下，虛增收入主要通過自有住房市價租金和公益組織營業盈餘實現，其中前者計入家庭部門折舊，後者計入企業部門營業盈餘。

2022年美國家庭部門累計折舊8003億美元（實則爲市價租金收入），公益組織營業盈餘2.43萬億美元，兩者合計3.23萬億美元，扣除真實房租和公益組織實際盈餘後，與支出法下的虛增消費相當。收支相抵後，可以從美國GDP中扣除3.09萬億美元，則2022年美國有效GDP爲22.654萬億美元。

結構性失衡的分配層：向上流動。支出法下的價格效應則以公司利潤的形式成爲真實存在的GDP，這部分GDP的分配纔是美國經濟的實質。支出法下，二手車交易的增值部分計入交易平臺企業利潤，醫藥及醫療開支的增長部分計入醫藥及醫療保險企業的利潤，兩者均計入GDP。從支出法、收入法的核算結構看，企業部門以分紅的形式把這部分利潤返還給了家庭部門，2022年返還利潤總額爲1.83萬億美元。

美聯儲公佈的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收入10%的人持有的權益資產比例爲88.75%，這就意味着1.83萬億美元中有1.62萬億美元流向了富人階層，其他90%的人羣僅得2058億美元。

刨除富人持有高股息的高價股票、窮人持有低股息的低價股票的情況後，其他90%的人羣得到的分紅或許不足1500億美元。這部分GDP的分配透視了美國經濟的實質，即收益向上流動。

結構性失衡的創新層：週期盤旋。美國金融創新的實質是不斷提高資產價格，變相提高金融資產在家庭資產中的比例。但這一創新是富人遊戲，中下層家庭的金融資產只是週期性的回到原點。

從美聯儲公佈的家庭部門數據看，2022年美國家庭部門總資產156.3萬億美元，淨資產137.6萬億美元。數據上看，美國家庭部門非常殷實，這也是多數人嚮往美國的鐵證，但這只是明面上的美國。真實的美國潛藏在這156萬億的結構之中。

在這156萬億中，權益性資產佔80.7萬億、房產佔42.3萬億，兩項合計佔比78.8%。可以這樣講，美國的財富是建立在資產價格上漲之上的。

自401K計劃（美國政府推行的一種僱主和個人共同承擔的養老金賬戶，編者註釋）出臺後，美國中下層養老金的60%以上配置了股票資產，每經歷一次金融危機，美國底層家庭財富縮水20%左右。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底層家庭養老金損失12.6%、養老金與金融資產合計損失19.76%；2007年次貸危機後，底層家庭養老金損失14.6%、養老金和金融資產合計損失18.6%。每經歷一輪暴跌，底層家庭的養老金至少要5年才能恢復到暴跌前的起點，2005年恢復到2000年水平，2013年恢復到2007年水平。

經過兩輪週期，美國的財富分配愈發失衡，2022年，頂層10%的人資產佔比63.4%，分別比1998、2008年高8.72、5.69個百分點，2022年底層50%的家庭資產佔比僅爲6.03%。

上述三個層次的結構性矛盾造就了當下的美國：一方面，醫療服務行業以增加創新藥供給等方式變相提高服務價格，同時創造了支出法下的“消費繁榮”和收入法下的利潤攀升，支撐了以消費拉動經濟的“美國幻像”；另一方面，金融業層出不窮的產品創新，推動了家庭部門資產的擴張與集中，加劇財富向上流動的趨勢。

兩種趨勢疊加，形成了如下事實：美國經濟對高價服務業和金融業創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其結果是中下層居民的“系統性貧窮”（systematic poverty）。

03． “系統性貧窮”的制度性修補：債臺高築的政府和萎縮的中產

作爲對“系統性貧窮”的修補，美國政府轉移支付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收入科目沒有相應增加的情況下，以政府支出的單方面增長修補制度性漏洞，不僅不可持續，更有可能消耗經濟增長中的合理成分，造成更加畸形的經濟和社會結構。

支出端，美國政府修補“系統性貧窮”的所有嘗試，本質上是向高價服務業源源不斷地輸送利益。1981年以來，聯邦政府用於醫療的開支增長24.8倍，同期的財政收入、支出增幅分別爲7.4倍、9.1倍。

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醫療行業利潤的快速增長，2022年美國醫療行業公司稅前利潤是1998年的11.5倍，同期的行業均值爲4.7倍，而同期家庭消費支出、醫療支出分別是1998年的2.9倍、3.5倍。

2023財年，美國各級政府用於醫療轉移支付的開支總和爲2.59萬億美元，佔當年財政支出的比例爲27.8%。在當前的醫療制度下，美國政府修補“系統性貧窮”的所有努力註定是於事無補的。

除醫保轉移支付外，收入轉移支付是美國政府第二大支出，2023財年支出2.26萬億美元，佔當年財政支出的比例爲24.3%。醫療、轉移支付兩項開支佔比過半，結果卻是美國底層50%的家庭負債率連年攀升，2022年爲64.8%，比1998年高出9個點。相比之下，富人階層的負債率卻出現了下降趨勢。

負債率一正一反的反向變動，是對美國政府修補“系統性貧窮”工作的全盤否定。

收入端，美國的稅收制度造成了中產階層萎縮的客觀事實。美國奉行直接稅制度，即以徵收所得稅爲主，2023財年美國聯邦稅中，個人所得稅2.5萬億、社保稅1.5萬億、公司所得稅4750億。

個人所得稅是美國政府轉移支付的主要來源。以聯邦層面個人所得稅稅率爲例，年薪12萬美元的個人綜合稅率爲10%左右，疊加州所得稅、州以下政府所得稅，美國中低收入家庭的綜合稅負不低於10%。相比之下，富人階層以持有股票、期權爲主，只要不產生資產交易活動，就不會產生所得稅，同時可以聘請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編造各種抵扣明目規避個人所得稅。因此，中低收入羣體，尤其是中產階級是美國稅收的主要貢獻力量。

從收支兩端看，美國政府修補“系統性貧窮”的主要舉措是在中低收入羣體內部進行再分配，即向中產階級課稅以改善低收入羣體的福利。這種修補方式導致了美國中低收入羣體的集體福利損失。從美國現有資產分佈來看，這種修補方式是失敗的，它破壞了二戰後美國經濟增長的根基。

美國的“系統性貧窮”始於里根政府新政，它的實施削弱了聯邦政府通過二次分配調控收入差距的能力。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里根和老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基尼係數大幅攀升。這一變化揭示了美國經濟制度的實質：赤裸裸的資本主義。

里根和老布什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里根新政是“藏富於民”的“良政”，但其實質是藏富於“公司”和“富人”、扼殺窮人分享經濟總量增長的“劣政”。

04． 美國經濟問題的啓示

里根政府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實質可歸納爲：消費的“價格升級”和收入的“頂端膨脹”，前者向後者輸送源源不斷的分紅與權益增值。這種畸形的增長結構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反面案例，我們應“以美爲戒”。

啓示一：我們需要消費的數量擴容和質量升級，而非簡單的“價格升級”

美國以其特有的指標“創新”創造了單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美國模式”，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以美爲標，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應以消費拉動爲主。相比消費拉動增長的總量效應，我們更應把注意力放到消費的結構效應之上。

以醫療消費爲例，它的上游只有醫院、醫藥製造和化工合成等，擴大醫療消費的結果必然是消費的“價格升級”，消費的集中度不斷提高，總量支出增加、但人民幸福指數很低。因此，我們應反其道而行之，降低消費的集中度，通過供給側改革，以增加消費種類、提升消費質量等方式推動消費升級，同時帶動就業擴張和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美式消費升級的核心在價格上漲，我們的核心在供給擴容。這裏有一個基本前提，消費分類基礎上的結構性增長，消費分級是前提，結構性增長是長久之策。

黑五期間的大搶購

啓示二：我們需要收益向下兼容的金融創新，而非向上流動的“利益收繳”

美式金融創新的核心是多層次的金融嵌套，它是實體資產供給萎縮的必然結果。隨着存量資產折舊的擴張，權益與分紅日益集中在少數股東手中，形成了事實上的權益壟斷和“利益收繳”。

我們應集中精力擴大實體資產規模，增加權益供應，降低股權分紅門檻，形成事實上的普惠金融制度。

指標上看，美國金融創新的核心是提高市淨率（Price to Book，簡稱PB），我們的核心是降低PB。一正一反體現的兩種社會制度，提高PB必然導致供給短缺下的金融操縱，降低PB其實是權益供給充盈的普惠金融。

啓示三：我們需要名實兼顧、實事求是爲主的指標體系，而非粉飾太平的數字遊戲

GDP指標的前提是實體經濟貨幣化，它的核算依然停留在“拜物教”的層次。單純地核算GDP難免落入“唯GDP論”的數字遊戲，從而忽視結構問題，這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辯證法的歷史傳統。

在開展國際比較時，既要借鑑PPP指標開展總量比較，也要通過新設指標體系開展結構比較。以消費爲例，創建“消費幸福指數”，以非醫療、住宿消費與醫療消費的比例覈算，由此可得到2022年中美兩國家庭部門的“消費幸福指數”分別爲7.8、2.9。考慮到收入對醫療消費的影響，可按照不同收入組進行比較，降低低收入國家指標偏高帶來的偏差。

除此之外，還可通過對對人均權益份額、權益均價、權益可得性等指標賦權加總，設置金融普惠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