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记

文/陶灵

有一天,跟父亲去他办公室耍,看见他同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中,压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平常见到的邮票都是单张贴在信封上,突然一下子这么多,每张又那么漂亮,不由得自言自语道:“要是我画得到这么好,就好了!”

不料父亲同事叔叔听到了,问:“你喜欢画画?”更没想到的是,没等我回答,他十分爽快地说,“那全部送给你吧,照着去画!”说着,揭开、提起玻璃板,让我自己拿。我生怕他反悔,迫不及待地抓起那些邮票,边抓边说:“谢谢×叔叔!”大概五十年了,连他的尊姓都已忘记。从那以后,我自己也开始收集邮票。

上初中时,体育课王老师是重庆来的“知青”,中师毕业后教我们。他找同学收集邮票,我以为他也喜欢画画。王老师摇摇头,告诉了我一个新鲜词:集邮。并拿出他保存的旧《集邮》杂志耐心讲解,还细心教我如何对邮票分类、鉴赏。《集邮》于1980年复刊后限量发行,县级邮局不能订阅,他探亲回重庆后,买了寄给我。我不知道有专门的集邮簿,当时市面上也无出售,邮票都用饭粒粘贴在笔记本里。于是,王老师整理自己的邮票后,腾空一本送给我。很快,我学会了邮票的基本收贮办法。

粘在信封上的邮票不可直接撕下,谨防扯烂或损伤,影响品相。要沿着它旁边的信封纸一起剪下,泡在清水盆里,等上面的干糨糊被泡涨后,用镊子小心翼翼把邮票与信封纸分开。再捞起邮票,背面朝上,铺在报纸上,拿棉签蘸水,轻轻洗干净残留的糨糊。待邮票阴干后,夹在书里平平整整了,然后插入集邮簿。

我经常找同学、朋友和亲戚熟人们收集邮票,每集到一张新票,或收齐一整套邮票,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寄一封平信八分钱,重要信件才用“挂号”方式邮寄,资费两角。如果盼望收信人早日读到,便寄航空件,一角钱邮资。但使用最普遍的还是平信,所以邮票面值以八分为主。1978年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工艺美术》特种邮票,一共十枚,除五枚四分至二角面值的比较好收集之外,其余三至七角不等的五枚邮票,收集起来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艰巨。当时有一套三枚的《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面值四十三分很难集到,我们以此借喻。高面值的邮票都用于邮寄包裹,贴在取件单上,取件之后邮局要收回。最终,我没集全这套《工艺美术》邮票。

有一次上物理课,我忍不住喜悦,偷偷翻看一枚新集到的邮票,没留意老师已悄悄走到我课桌前。她迅速夺过集邮簿,厉声责问:“要邮票,还是上物理课?”物理课我岂敢不上?可邮票又是我的心血!咬咬牙回答:“我要邮票!”那位中年女老师压根儿没料到我竟如此胆大,气得也直咬牙:“你、你……好嘛,等倒起!”但并没把集邮簿还给我。

为了讨回集邮簿,天天放学后我缠着物理老师,说不尽的好话,认不完的错。终于,她经受不了我跟屁虫一样的烦扰,罚抄一百遍当天学的物理定律后,才将集邮簿归还我。我从此再不敢把集邮簿带去学校了。

我工作后的某天,一位川江货驳上的水手找到我,想欣赏我的集邮簿。他也爱好集邮,去邮电局购买废旧取件单时,听说了我,找上门来。当时集邮者极少,特别是在小县城里。素不相识的爱好者找上门,相互交流集邮经验,在那个年代不是奇怪事。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一般情况下,邮局回收的包裹取件单及汇款单之类票据,存放三五年后要当回收废品处理。如果在处理前能打探到内部消息,可找管理员剪下取件单上的邮票,单独买过来,三元一斤。而一斤废纸才卖几分钱,双方都划算。后来我去买过。

水手见我集邮簿里有两种普通邮票,面值很特别:1½分,也就是一分半。他爱不释手地说:“一分半面值的普票有六种,听说还有半分的,我都没见过。”看他样子很渴求得到,我又有多余的“1½分”票,于是,大方地各送了一枚给他。当年集邮者之间不兴买卖邮票,用富余票互相交换。但他没随身带着集邮簿,要付钱给我。我不愿用钱来衡量邮票的价值,当然谢绝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水手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套两枚于20世纪60年代发行的纪念邮票。他们驳船停靠上游万县市时,碰上邮电局的集邮门市开业,买下这套邮票送我。

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我帮小梅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后,掏出一张明信片递到她眼前。明信片上贴着一张蛇年生肖票,加盖的邮戳上一行清晰的数字正记着这个日子。上面我抄录有一首当年最流行的“裴多菲”,谌容的《人到中年》里引用的: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小梅接过贺卡,静静地看了足足一分钟,突然,在我左边脸上触电似地亲吻了一下……明信片的浪漫在那个年代真能打动人。后来,虽说这美好的夜晚已成为过去时,但我一直当成一笔“财富”收藏。

我不再集邮了——几乎没有人再用邮票寄信;而轻而易举花钱就能买到的“邮票年册”总让我有一种“偷工减料”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简略了一种叫做“过程”的翘首以盼。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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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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