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

如今這個世界，衝擊變得更頻繁，不確定性變得更高，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良好政策。政策選擇將決定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向。

它將決定人們如何回憶這十年——它在史書上是會成爲“動盪不安的20年代”，一個經濟命運動盪、日趨分化的時期；還是會成爲“不溫不火的20年代”，一個增長緩慢、民衆不滿的時期；抑或是成爲“變革轉型的20年代”，一個技術快速進步、造福人類的時期？

首先，讓我來談談當前形勢。

在我們即將於下週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家將會看到：由於美國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活動強勁，全球經濟增長略有加快；強勁的家庭消費和商業投資以及供應鏈問題的緩解起到了有益作用；通貨膨脹正在下降。

世界經濟之所以具有韌性，主要是由於過去若干年建立了穩健的宏觀經濟基本面，而當前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和不斷擴大的勞動力隊伍也有所助益。勞動力供應勢頭強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移民，他們在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發揮了尤其有益的作用。

總體而言，面對數據，人們禁不住會鬆一口氣。我們成功避免了全球經濟衰退和滯漲之苦——正如一些人預測的那樣。

不過，目前仍然有許多問題讓人擔憂。

全球環境變得更具挑戰性。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大了世界經濟割裂的風險。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年裏認識到的那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以歷史標準來衡量，全球經濟活動乏力，而且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增長前景日益疲軟；這一現實情況發人深省。通脹未被徹底馴服。財政緩衝已經耗盡。債務水平正在上升，對許多國家的公共財政構成了重大挑戰。 

此外，疫情帶來的創傷尚未癒合。自2020年以來，全球產出損失約爲3.3萬億美元，而最脆弱的國家過多地承擔了這些成本。

而且，我們看到各組國家內部和之間的分化越來越嚴重。

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由於生產率增長加速，出現了最強勁的經濟反彈。而歐元區經濟活動的恢復卻緩慢得多，因爲能源價格高企以及生產率增長大幅放緩帶來的影響揮之不去。

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等國的經濟表現較好。

但最顯著的分化出現在低收入國家，經濟創傷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最爲嚴重的影響。在這些國家之中，脆弱和受衝突影響的經濟體揹負着最沉重的負擔。

在這一切背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增長的顯著和普遍放緩。我們的分析表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減緩有一半是這個因素導致的，而低收入國家的增長減緩則幾乎全部可歸因於這個因素。

因此，我們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的中期前景仍將遠低於歷史平均水平——僅略高於3%。

如果不進行調整，我們確實就將走向“不溫不火的20年代”——一個經濟增長低迷、令人扼腕嘆息的十年。 

在這個關鍵時刻，政策制定者面臨着一個選擇。

他們固然可以逃避艱難抉擇，嘗試以不甚理想的政策矇混過關。

但他們也可以另闢蹊徑，即，遵照艾奇遜的建議，選擇實施良好政策：果斷處理通脹和債務問題；促進經濟轉型，提高生產率，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需要的是“變革轉型的20年代”。

但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恢復價格穩定。

這是中央銀行的任務。目前，很多國家的央行都在仔細斟酌一個重要政策選擇：何時降息以及降息多少。

自從通脹率在2022年中期見頂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良好政策能產生何種效果。2023年最後一個季度，發達經濟體的總體通脹率爲2.3%，而僅在18個月前還高達9.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率中位水平降至4.1%。

我們預計，這種趨勢在2024年將會持續，爲今年下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着手降息創造了條件。

不過，貨幣政策轉向的步伐和時機會有所不同。部分央行、主要是較早解決了通脹問題的新興市場的央行已經開始放鬆銀根。但其他央行、主要是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尚未採取行動。它們必須根據最新數據謹慎校準各自的決定。

在這個最後關頭，央行維護自身獨立性變得尤爲重要。衆所周知，在努力恢復價格穩定的過程中，政策可信度至爲關鍵。

必要時，政策制定者必須抵制要求提前降息的呼聲。如果過早放鬆政策，可能會導致通脹再次超出預期，甚至可能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而如果拖得太久，又可能會給經濟活動“潑冷水”。

其次，現在是重建財政緩衝的時候了。

過去幾年，我們一直主張實施財政政策約束，以支持央行抗擊通脹。現在到了關注財政政策本身的時候了。財政緩衝已經耗盡，大多數國家的債務水平過高。

債務持續上升的趨勢始於十多年前那個利率持續處於極低水平的時期。面對疫情大流行，各國必然需要採取前所未有的財政應對措施來保護生命和生計。於是，債務進一步飆升。

當前的利率水平比之當初高出很多，導致償債成本增加。

除美國以外的發達經濟體今年支付的公共債務利息平均將佔政府收入的5%左右。

然而，低收入國家承受着最爲沉重的償債負擔。它們支付的利息平均約佔政府財政收入的14%——差不多是15年前水平的兩倍。

對大多數國家來說，“軟着陸”的前景和強勁的勞動力市場意味着眼下是採取行動實現債務可持續性並建立更強大的緩衝、從而應對未來衝擊的最佳時機。

對一些國家來說，拖延根本不是一種選擇：必須立刻開始整頓，以避免陷入債務困境。

就少數已經陷入債務困境的國家而言，也許有必要實施重組。二十國集團“共同框架”可以提供幫助。贊比亞剛剛確定了與債券持有人之間的協議，該協議是對該國與官方雙邊債權人商定的重組的補充——這是一個可喜可賀的成果！

我們必須汲取經驗教訓，以完善債務重組進程。在春季會議期間，我們將再次召開全球主權債務圓桌會議。此舉旨在進一步明確不同債權人組之間的“待遇可比性”，以及爲債務重組進程制定明確且可預測的時間表。

無論是貧窮國家還是富裕國家，做到財政審慎都是不容易的。在開展選舉國家數目創下紀錄的一年，在超乎尋常的不確定性和持續數年之久的衝擊導致人們高度焦慮的時期，情況尤其如此。

事實上，我們的預測顯示，對於超過三分之一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以及超過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國家來說，赤字水平仍將過高，難以穩定債務。

因此，我們倡導各國採用可信的中期框架作爲最終的“良好政策”選擇。

我們還建議更加註重彌補稅收漏洞、強化稅收稽徵，並提高公共支出的質量。各國在擁有更強的財政實力後，就能爲社會最脆弱羣體提供支持並投資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這就涉及我要說的第三個優先事項：實施相關政策，重振經濟增長。

改善經濟增長前景對於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強經濟韌性至關重要。必須消除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創造機會促進生產率增長。

各項基礎性改革（例如，加強治理、減少繁文縟節、提高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擴大資本獲取渠道）都有用武之地。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果有條不紊地實施一攬子改革，可在四年後將產出提高8%。

如果能夠制定鼓勵經濟轉型（加快綠色轉型和數字轉型）的政策，就可以取得更大成就。我們能否恰當處理這些事項，將決定當前十年能給未來留下什麼。 

這對綠色轉型尤其重要。我們推進綠色轉型的速度對我們能否成功遏制氣候風險具有重大意義。不過，向氣候友好型經濟的轉變超越了風險管理的範疇。它爲投資、就業和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契機。

我們已經見證了可再生能源、電動出行和生態系統恢復等領域轉型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健康和環境效益。如今，在化石燃料上每花費1美元，就會在清潔能源上花費1.7美元；而五年前這一比率僅爲1：1。但我們需要穩健的政策和制度來營造一種穩定可靠且鼓舞人心的投資環境，以及解決廣泛的市場失靈問題。

技術進步會影響諸多經濟部門——從製造業到醫療保健和金融服務業。我們一直在向新的數字經濟過渡，如今，人工智能很可能會極大地加快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

這帶來了巨大的潛在利益，同時也帶來了各種風險。IMF近期的一項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會對全球40%（如果是發達經濟體，則高達60%）的就業崗位產生影響。它固然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率，但也威脅到了一些就業崗位。投資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能，以及投資建設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決定採用人工智能的速度及其對生產率的影響。 

無論是氣候轉型還是數字化轉型，都需要全球協調一致開展工作，以管理風險和獲取它們創造的收益。 

由此，我要說到最後一點——在關乎全球的政策上開展合作。

疫情、戰爭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已經改變了全球經濟關係的規程。政策制定者尋求在效率與安全、成本考慮與供應鏈韌性之間實現一種平衡。有跡象表明，貿易關係正在重塑。

政治距離遙遠的陣營的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率比政治距離相近的陣營的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率放緩幅度高出2.4個百分點。

隨着貿易流動改道，“連接國”可能會受益。不過，供應鏈正在延長，每一步都會有潛在的成本。

產業政策也被重新提上議程——新的分析顯示，去年全球實施了2500多項政策干預措施。中國、歐盟和美國採取的措施幾乎佔總量的一半。

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些措施？

簡而言之，如果正在解決某種市場失靈問題（例如，加速創新以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威脅），那麼政府就有理由進行干預，包括利用產業政策進行干預。

如果不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就需要保持謹慎。政府幹預的理由就會弱得多。去年宣佈或實施的部分措施並不總是明顯與市場失靈相關。

IMF工作人員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因爲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分析和對話來避免犯下代價高昂的錯誤。

廣泛而言，我們主張擴大貿易和跨境投資流動，從而提高生產率，應對全球挑戰。我們還主張更加關注如何在全社會範圍內共享貿易和投資帶來的惠益。我們必須避免重蹈覆轍——過去曾因忽視全球化對某些社會羣體的負面影響而引發了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反對。

縱觀歷史，IMF過去一直是、並且未來仍將是傳輸良好政策的渠道以及開展經濟合作的場所。

在如今這個風雲變幻、動盪加劇的世界裏，團結各國共同應對挑戰並尋求機遇變得空前重要。 

當世界遭受疫情大流行和生活成本危機的打擊時，IMF果斷採取行動，爲成員國提供了資金和政策支持。

我們還加大了工作力度，運用新分析、新夥伴關係和新工具來幫助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和數字化轉型等挑戰。例如，我們在新的韌性與可持續性信託下，爲18個國家提供了融資。

IMF也與各國一樣，必須增強韌性以應對未來衝擊。

爲此，我們已經開始行動。

我們的成員國支持將我們的永久性貸款資源增加50%以及增強向最貧困的成員國提供資金援助的能力。

我們剛剛實現了建立自身資金緩衝的目標，能夠爲遭受國際收支衝擊的國家提供一個可靠的支點。我們現在正將注意力轉向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確保我們能夠繼續有效地爲成員國提供幫助。

請允許我以一種恰當的說法來結束今天的講話。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反映了成員國的集體資金實力，而即將於下週舉行的IMF春季會議也體現了我們對合作和國際對話的集體承諾。

當各國齊聚華盛頓之時，我們將面對艾奇遜所謂的“根本性選擇”：“是通過國際合作的方法來解決世界將要面臨的問題……，還是……任由各國依靠自有資源和實力，單槍匹馬獨闖天下。”

攜手合作正是我們的良好政策選擇。

這個選擇將在世界各地帶來民衆所渴望的增長、就業和繁榮。

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於健 SF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