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都城汴梁城外的陈桥驿前，上演了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奉命出征辽国的后周军队发生兵变，拥戴殿前检点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假模假样推让一番后，黄袍加身，在军队簇拥下返回汴梁，登基称帝。后周由此灭亡，被全新的宋朝取而代之，赵匡胤也成为宋朝开国皇帝。

宋朝虽然也是和隋唐元明清等并列的古代中原王朝，但严格来说，宋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从北宋王朝建立直到灭亡，疆域面积一直非常有限，全盛时期国土面积也不过区区280万平方公里，还不到唐朝四分之一。连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幽云十六州，宋朝也始终未能占有，一直处在辽国与金国控制下。

宋朝的立国规模如此之小，赵匡胤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的地位却一点都不低，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强人并驾齐驱，一起称为古代赫赫有名的四大明君。严格来说，赵匡胤的文治武功明显逊色于其他三人，他为什么也能拥有这样的称号？

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匡胤宅心仁厚，把别的皇帝挂在嘴上的“仁义治国”落到实处。赵匡胤虽然贵为一国皇帝，却不好以杀戮立威，而是注重以德服人，史书对他这一点评价极高，“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皆以不嗜杀人致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宋论》记载，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在太庙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教育子孙后人的治国要素，其中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要求后代皇帝们也要效法他，尊敬士大夫，禁止对他们开杀戒。宋代皇帝谨遵祖训，使得宋朝成为公认的杀戮大臣最少的历史时期。

赵匡胤立下的这条祖制，到底是治国高招，还是祸国殃民的昏招？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来分析。如果站在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宋太祖此举可谓闪烁着古代罕见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与知识分子价值的尊重，没有像一些昏暴之君那样草菅人命，可谓善莫大焉。

但站在治理国家的高度，宋太祖此举可谓一大昏招。无论古今中外，依法治国都是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士大夫该杀与不该杀，同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国家法令为唯一衡量标准。有功者奖励，有罪者处罚，犯下祸国殃民的死罪，则必须杀头，如此才能有效惩前毖后，遏制各种恶劣风气在朝廷蔓延横行。

如果像赵匡胤所说，只要是士大夫，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不杀，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与违背，完全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底线，使得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这条祖制反而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可以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由此可见，赵匡胤这条祖制，是不折不扣的昏招，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