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雨後，北京氣溫驟降。香港導演鄭保瑞穿着一身牛仔衣，扣上了釦子，在北京國貿附近一家酒店的會議室迅速地回覆消息。行程密不透風，他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頒了獎，又在影院參加首映，現在正在應對一天的採訪。在內地工作過數年，他的“港普”雖然不甚標準，但流暢無比。
導演 鄭保瑞 受訪者提供
兩週之前，他剛剛迎來高光時刻。4月14日晚上，鄭保瑞登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的舞臺，從郭富城手中領取獎盃，成爲新晉金像獎最佳導演。有些人疑惑，他不是拿過了嗎？“他們覺得我早就拿了。”他倒在沙發裏，大笑起來。
他確實像早就該拿到這個獎的導演。在香港“新浪潮”一代導演漸漸老去，而年輕一代羽翼未豐的那些年，能叫得上號的中生代導演，屈指可數——莊文強憑《無雙》拿過獎了，《寒戰》導演梁樂民和陸劍青算兩個，也得過了。然後就是鄭保瑞了。
頒獎夜的聚會上，梁樂民特意趕來，跟鄭保瑞碰了杯酒。三十多年前，鄭保瑞高中畢業後無所事事，循着報紙廣告，去一家電影公司應聘。同期有四個小孩進了電影公司，兩個留了下來，一個是鄭保瑞，另一個就是梁樂民。
“很感觸，我們同時間入行，就走到現在。”一瞬間，鄭保瑞有點恍惚，“我說，還行，我們兩個都拿了一點成績，就這樣。”
得獎的電影是《命案》，沒有在內地上映。但他很快來到內地，帶來古天樂、林峯、洪金寶等人主演的新片《九龍城寨之圍城》，5月1日起登陸全國院線。
這兩部電影，代表着鄭保瑞商業和藝術的兩面。“跟我師傅杜琪峯一樣，商業跟藝術分開兩邊去跑。”他笑着自我解釋。補光燈照得他眼睛越發神采奕奕。六年後重回內地，他的表達欲似乎格外旺盛，話題回到他熟悉的香港。
《九龍城寨之圍城》劇照 受訪者提供
失去的東西
鄭保瑞11歲從澳門漁村移居香港，小時候沒去過九龍城寨，但演員林家棟是在城寨長大的。籌備《九龍城寨之圍城》時，他找老友林家棟幫忙，林打電話請來一幫城寨的老鄰居，有幾個人還混過黑社會。
林家棟說，以前城寨沒有水，家家都在一樓的水龍頭接水，然後提上樓。老人提不動，就有小孩幫着提，賺個一毛兩毛貼補家用。他又對鄭保瑞講了個故事，有一次家裏買了沙發，搬不動，他姐姐找來幾個人幫着搬，後來才知道，這夥人是黑社會。“他們可能幫街坊搬完沙發，回去就去賣白粉了”。
九龍城寨就是這麼個三教九流混雜之地，建於道光年間，作爲清政府軍事駐地，後來變爲“三不管”地帶。70畝地上最多住了5萬多人，賭場、妓院、鴉片館等非法勾當混雜在民居中，黑幫橫行。
鄭保瑞問老居民：“城寨拆了不可惜嗎？”“有什麼可惜的？又亂，又沒水。”即使他們出不去，也希望孩子們能闖出去。但人們也會懷念城寨，它收容過很多在外面混不下去的人。“城寨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給你喘口氣，你弄好了，就離開吧。”戲裏，古天樂扮演的城寨當家人龍捲風說。鄭保瑞覺得，這是城寨的瀟灑之處。
九龍城寨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常常出現在港片裏。《跛豪》《重案組》《功夫》《追龍》等都以此爲背景。1994年拆除之前，不少電影在城寨實地取景。
參照老照片和記憶，劇組在一個廢棄的學校搭了景，又在兩個攝影棚搭了些內景，復原了一條窮街陋巷。戲裏，林峯打累了，坐在窗戶下，街坊隨手從窗裏遞出一瓶水。片尾一組緩慢的鏡頭在城寨內部遊移，懷舊的暖黃光線撫摸着一切，雜貨鋪、修鞋攤、麪店……貧窮，但熱氣騰騰。
這是鄭保瑞對往日香港的懷舊。剛搬來香港時，他們全家在深水埗落腳，兩家七口人擠在一間屋裏。但小孩不懂生活的艱辛，鄰里的互相關照成了他最深的記憶。“我覺得這部有跟別的電影不一樣的城寨味道，就是人與人的關係”，那是在歲月中“失去的東西”。
《九龍城寨之圍城》主線是一個爭地盤的故事，古天樂飾演的理髮店老闆龍捲風，實際上是城寨當家人，會武功，也做些非法生意，但保護着城寨的安寧。洪金寶帶着另一幫外來者搶地盤。林峯是出生於城寨的後生，揹負着一段父輩恩仇，回到城寨後，與龍捲風一幫合夥守護城寨，也在城寨中收穫了歸屬感。
亢奮的武打足量給到。電影幾乎從頭打到尾，年長的一代人，洪金寶、古天樂、任賢齊和郭富城都展示了身手，年輕一代的林峯、劉俊謙、伍允龍等更是搏命，在逼仄的陋巷和天台，打得直冒火星。
故事起先是作家餘兒一本漫畫小說，在日本拿過獎。電影也嘗試了些許漫畫風格。“動作片拍了很多年了，最早是國語功夫片，後來成龍大哥帶來動作喜劇，再變成徐克老爺那種飄逸的古裝片，後來甄子丹回來，跟吳京他們拍得非常實戰。一直在變化。”鄭保瑞說，“我覺得好像都已經看過了，就再往前走半步，哪怕不多。我們試試拍得漫畫一點、誇張一點，這一次如果做得不成功，觀衆不接受，哪怕你再回來拍一下喜劇動作會怎麼樣？也可能是一個方向。”
尺度很難把握，動漫過了頭，就成了超能力。他們在鏡頭裏試驗，一拳打出，人旋轉着飛出去，兩圈、一圈，最後發現飛半圈最合適，有些動漫味兒，但又不離譜。全片動作基調在這半圈上奠定。
更多的還是傳統。港式武打風格最初受京劇影響很大，表演性很強，動作花哨，動不動就翻幾個跟頭。後來，外國動作片都走實戰風格，也更現代。“全世界都沒有，就只有中國功夫是這樣，”鄭保瑞願意保留港式武打風格，“不能人家是這樣，我們就按照人家來。”
《九龍城寨之圍城》劇照 受訪者提供
銀河門徒
最具風格化的香港導演，總是在港片成熟的工業體系和審美風格之上，加入自己的一些東西，開出新的花。那些東西，於杜琪峯來說，是痛苦的浪漫；於許鞍華來說，是現實的關懷；於鄭保瑞來說，就是疼痛。
鄭保瑞最具風格化的幾部作品，都有刻骨的疼痛。《狗咬狗》裏，殺手爲了掙脫手銬，把自己的拇指掰折；《智齒》裏，瘦小的王桃像一隻麻雀被蹂躪得體無完膚；《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打鬥雖有動漫式的誇張，但也瀰漫出切膚之痛。
不要命的狠勁，是底層精神的外化。“我來自底層，我知道香港最底層的人怎麼說話，怎麼生活。”鄭保瑞說。他們的生活都靠自己爭來，一份工不夠，就再做一份，想辦法生存下去，受欺負了就打回去。“努力還是可以賺一點錢，慢慢改善生活”。
鄭保瑞成長於港片黃金時代的尾巴上，在林嶺東、葉偉信、馬偉豪等導演的劇組裏學到基本功，又在杜琪峯身邊脫胎換骨，鞏固自己的腔調。
在金像獎頒獎禮領取最佳導演獎時，鄭保瑞特意感謝了杜琪峯，深深鞠了一躬。
遇見杜琪峯之前，鄭保瑞摸爬滾打了多年，警匪片《狗咬狗》入圍東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驚悚片《古宅心慌慌》進軍內地影院，商業和藝術都有不錯的成績。但2006年拍完日漫改編的《軍雞》後，他感覺非常糟糕，想重新學拍電影。這時正好杜琪峯找到他，希望合作，幫他監製。
次年，杜琪峯監製、鄭保瑞執導的《意外》開拍，拍完第一天，鄭保瑞覺得不對勁。那天的戲沒有劇本，古天樂扮演的殺手在街邊買唱片，忽然停下，警覺地回頭，疑心被人跟蹤。盯着監視器，鄭保瑞覺得這個感覺是對的。但如果這一天拍的是對的，那劇本就全是錯的。
他宣佈停工，跑到澳門的酒店“躲”了起來。想了幾天，他跟杜琪峯打電話，說了半個新故事，希望給三天時間，只拍一場戲，“給我空間去摸透幾個人物”。杜琪峯同意了。那是一場打乒乓球的戲，殺手團隊四個人聚在一起，打打乒乓球，分贓款，但幾個人的關係顯出十分微妙的隔閡。“我不停地試，古天樂在外面等還是進來，他們說什麼，互相如何不信任……”。光線幽暗，氣氛靜謐，他在鏡頭裏捕捉着團隊崩裂的細碎聲。
拍到第三天，葉璇不經意看了古天樂一眼。鄭保瑞突然察覺到，這個眼神裏有些別的東西。“你爲什麼這樣望他？”“怎麼了？”“我感覺你有點暗戀他（演的角色）”“是嗎？”人物關係通了。
“那是用膠片寫劇本的方法。杜琪峯一定會允許，因爲他就是這樣拍。”鄭保瑞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但我知道，我人生裏可能只有一次機會這樣拍。”
《意外》大獲成功，入選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憑藉類型片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香港此前只有杜琪峯。這部電影餘波盪漾至今，今年5月，韓國翻拍的版本即將上映。
《意外》是鄭保瑞進入銀河映像的第一部作品，充滿了銀河映像的味道。銀河映像由杜琪峯和韋家輝創立於1996年，憑藉獨樹一幟的高度風格化，在港片市場衰落的年代異軍突起。杜琪峯曾公開點兵：鄭保瑞和游乃海這一個導一個編的組合，會接過他和韋家輝的班。他一向嚴厲，但對徒弟讚賞有加——“現場執行很好，可能比我還好”。
多年以後，銀河映像產量銳減，接班的說法提得也少了。對這個事，鄭保瑞一直保留看法。“很多人說，你跟游乃海是銀河映像第二代，我說別這樣說，沒有第二個杜琪峯，也沒有第二個韋家輝。我跟乃海做《命案》的時候，我預估肯定會有人拿來跟《大隻佬》比較，但我覺得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就按照自己方法做，別想，什麼都別想。”
在銀河映像拍電影很難，杜琪峯不走尋常路，你想什麼都是錯的，怎麼拍都不對。但後來鄭保瑞也清楚，“電影就是很難”。實際上，2012年的《車手》之後，他只在銀河拍了一部《命案》，中間十年都在外晃盪。“我們沒有合約綁定，也沒有口頭承諾。師傅打電話說，回來拍一部啊，我有時間就回來拍”。
杜琪峯之後，鄭保瑞成爲歐洲電影界最關注的中國香港導演，《智齒》《命案》接連入圍柏林電影節展映，《智齒》在法國的票房也相當好。製片公司要拿《九龍城寨之圍城》報名戛納電影節，他覺得不會吧，一個這麼本土的商業類型片，人家應該不會感興趣，結果被今年的“午夜展映”單元選中。
“其實歐洲一直在等香港電影，但這十年來，比如我師傅拍的也少了，王家衛去弄《繁花》弄了十年，可能我的電影他們覺得非常像他們認識的港產片那種風格，就瘋狂的、什麼都不管的那種味道，所以比較有興趣一點。”鄭保瑞說，“除了我，《叔·叔》的導演也在柏林拿了獎，有新一代香港電影人出現了，他們也蠻高興。”
“盡皆過火，盡是癲狂”，鄭保瑞是經典港片的傳人，他也很驕傲能處在這樣的位置，延續港片香火。“我完全是看着他們怎麼拍戲，想自己能不能這樣做？現在人家說，你很像以前的港產片，OK啊，沒有什麼問題，但我希望我也加了一些新的東西，給你有新鮮感。”
他喜歡韓國電影《寄生蟲》，那裏面也有癲狂和過火。“簡直神采飛揚！”說到興奮，他雙手比劃起來，說《寄生蟲》是用非常通俗的方法去呈現深刻的主題，沒有爲了迎合影展，故意將情緒壓得很低，不能煽情，不能發瘋，“我也不是這樣的人，不做這樣的事”。
導演 鄭保瑞 受訪者提供
不能再把自己避開
從藝術性來看，鄭保瑞有兩個波峯，一個是從2006年起的《狗咬狗》《意外》和《車手》，另一個是2021年之後的《智齒》和《命案》。中間這些年，他一直在內地，拍了三部春節檔大片《西遊記》（《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女兒國》），在內地收穫近30億元票房，在香港本土也是他票房最高的一類作品。這是他的商業波峯。
《女兒國》拍到一半，他突然累了，想回香港。《西遊記》是香港與內地合拍片潮流中一個相當成功的項目，那幾年，杜琪峯也在內地合拍《毒戰》和《三人行》。但在一衆北上導演中，鄭保瑞確實是風格被遮蔽得最徹底的導演之一。
“那時候把自己隱藏得很厲害，因爲我的風格比較偏，怕影響到結果，（讓電影）不能夠大衆化。”他不避諱談起那時的改變，“你看《西遊記》就知道，我用技巧去完成，可以，但你不能每一個電影都是這樣。爲什麼我會喜歡電影啊？我不能夠把它變成一個工作。”
他轉身回到港島，之後連續兩部《智齒》和《命案》徹底做了自己。《智齒》固執地拍成了黑白片，迴歸他在《狗咬狗》中的“垃圾場美學”。《命案》中則充斥着神鬼與命數。尤其到了《命案》，他感覺“有點放開了自己”，“就放吧，我不能再把自己避開了，那些就是電影最獨特的東西，也是最可貴的東西。”
他的“自己”，是底層、骯髒、疼痛、宿命，現在，又多了一種悲劇性。
就像梁朝偉之於王家衛，劉青雲之於杜琪峯，鄭保瑞也找到他的“藝術繆斯”林家棟。
《智齒》開機後的第一場戲，林家棟飾演的警察展哥將劉雅瑟飾演的流浪女王桃帶到警局，推到一羣黑社會面前。王桃輕聲問展哥：您想我死？展哥點頭。王桃曾失手將展哥的妻子撞成植物人，她出獄後，展哥一直緊咬她，試圖復仇。王桃於心有愧，供出黑社會線索，展哥則故意讓黑社會知道王桃是線人，以借刀殺人。王桃走出警局時，展哥低着頭，表情突然凝重起來。那一刻變臉極爲微弱，不易察覺。
“他回頭那個時候，我x，他明白了。”鄭保瑞模仿林家棟的低頭，瞪大眼睛，“都對了”。林家棟的氣場契合了鄭保瑞的想象。“他自己清不清楚？他非常清楚，自己過分了，但他抗拒不了仇恨”。鄭保瑞從林家棟身上看出一種特質：悲劇性。
隨後的《命案》繼續發掘林家棟的悲劇性。他扮演一個算命師，替人算命、幫人改命，但從未成功，最後終於接受，命運不可改。
悲觀是鄭保瑞的底色，他說這是來自天生，但後天的一段經歷，放大了這種感覺。
搬到香港幾年後，家裏終於攢夠錢買了房子，但租戶拒絕搬走，又賴了兩年。“那時‘租霸’很多嘛，報警也沒用，警察說你找律師告他去啊”。最後他媽媽給租戶補貼了些錢，租戶才搬走。收房那天，打開房門，發現門也破了，空調只剩外殼，“整個房子都是爛的”。媽媽買了幾桶油漆，給房子重新刷好。這件事對十幾歲的鄭保瑞衝擊很大：爲什麼我們買的房子，還要給別人錢才能收回，屋子還是爛的？
後來他拍電影，最後常常是以暴制暴，扎進暴徒的邏輯裏去正面對抗，有時慘勝，有時一敗塗地。他出身底層，長於刻畫底層。
這屆金像獎頒獎之後，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比如梁朝偉的第六座影帝獎盃，是不是更應該嘉獎林保怡或黃子華；再比如，年輕一代的《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是不是應該獲得更高獎項的肯定。鄭保瑞的最佳導演獎，倒是沒多少爭議。
“這是業內投票，我們都改變不了那個結果。公平很難，哪怕現在改制度，找一幫評委來評獎，那可能都是小圈子；如果讓大衆來投票呢，那投出來的就是粉絲電影。”鄭保瑞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如果真的是他們拿，我也覺得沒問題。如果是比我更老的一輩人去拿，我希望他們也覺得沒問題。我們要放開一點去接受這個事情。”
香港電影正在經歷一些變化，一批嶄露頭角的新導演偏愛寫實，不再癲狂，也不再過火。鄭保瑞很欣賞他們，但也會覺得——“他們可以找更有趣的方法去呈現”。
而他自己呢？這個知天命之年的港片之子，站在黃金時代的餘暉中，他還會按照他喜歡的港片味道拍下去。“可能到老的時候，突然間把所有事情推翻也說不準”。到那時候，“就由他去吧”。
記者：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