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原標題：專訪梁錦松：我擔心，眼界比較小，這是香港年輕人的致命傷

　　少做少錯，不做沒錯

　　這樣的心態是不行的

　　梁錦松：對香港的愛與憂

　　梁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內地知名度最高的幾位政經界人士之一。這源於他身上兩個著名的標籤，一個是前香港特區的“財神爺”，即財政司司長；另一個，是因爲他在2000年娶了當時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實際上，除了這兩個標籤，梁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翹楚。他曾在花旗銀行工作23年，30歲就已做到地區經理，是當時華人在香港銀行界職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亞洲區主席；後來他還在黑石集團出任大中華區主席。

　　2001年5月，應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的邀請，梁錦鬆放棄2000多萬港幣的天價年薪，出任年薪僅爲240萬港幣的香港財政司司長一職。

　　2003年7月，梁錦松以個人理由辭職。儘管任職時間不長，但在財政司司長任內，他大刀闊斧地推進香港財政預算改革，發表《財政預算案》，大幅增加各種稅項，如利得稅、薪俸稅、汽車首次登記稅、離境稅、博彩稅等，以解決高達700億港幣的財政赤字。

　　在任內，他還協助香港特首董建華，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代表香港政府與中央政府簽訂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這份協議對香港影響深遠。

　　在香港迴歸20週年之際，如今身爲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的梁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暢談他對香港的愛與憂。

　　“我學到了謙卑”

　　中國新聞週刊：你當了兩年多香港財政司司長，這段經歷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梁錦松：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會從政，當時非常幸運地當了財政司司長。雖然當的時間不長，但是媒體也很客氣地說我這兩年做了很多事情，這段經歷對我的影響很大。

　　客觀來說，我的政策最後的效果還是比較成功的，媒體也說是正確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確”。但是以我的角度來看，做了正確的事是對我最好的評價。說我政治不正確的評價，也讓我學到了做公務員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樣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後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務員是不一樣的，做的每件事是關於每個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對的，但是急於求成，最後的結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時間，聽取不同的意見，這是很難的。

　　比如說要加稅，要降低公務員的工資，大部分意見肯定是反對的。當時有人問，每個政府都有財政赤字，爲什麼只有你這樣改？主要是當時我接手的時候財政赤字已經佔到GDP的6%，因爲我的上一任財政司司長減稅、加福利、漲公務員的工資等導致結構性的財政赤字。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財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計算，美元匯率一直浮動，香港是固定匯率，所以當時只能加稅。這個方案一推出來大家肯定是反對的，但是最後證明是對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較順利，30歲已經當上了花旗銀行東亞地區的經理了，在比較順利的時候就不會顧慮他人的感受。通過擔任公職我體會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務員的不一樣，不能太自我，讓我學到了謙卑。我覺得還是得大於失。

　　“眼界比較小，

　　這是香港年輕人的致命傷”

　　中國新聞週刊：你擔任過政府公職，也長期擔任私營銀行的總裁。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看香港的問題，有什麼不同的認識？

　　梁錦松：很不一樣。當我做過財政司司長之後發現，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就不能老是批評政府做得不對。中國有一句話，當家才知柴米貴。比如說當時我減赤字的政策，很簡單，但是影響了很多人。

　　還有，比如說教育的問題。因爲我協助、支持了董建華先生的選舉，他當選之後，就委任我當了行政會議非官守（非官方）成員。

　　當時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委員會，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相當於內地的高教委。進這個行政會議是因爲我一直在做銀行，比較瞭解金融，而且也比較關心教育。當時教育改革是我領導的，可以說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現在國外都覺得當時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續十幾年是個奇蹟。現在香港的情況又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沒什麼重大的改變。

　　社會各界對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應試，但是很多老師，當他是學生的時候，也是接受這種應試教育，如果突然讓老師換一種方式教書是很難的。

　　所以批評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議是很難的。我離開政府十幾年了，沒有評論過政府的公務，最近兩三年纔出來說教育的問題。我和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小組叫“教育2.1”，是對現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議。這個小組有17個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領袖和專業人士等，我們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會的討論。

　　中國新聞週刊：不少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比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梁錦松：三年前我曾經說過特區政府有三個地方做得很不好，沒有充分重視年輕人的發展，特別體現在三個“上”：“上樓”，沒希望；“上流”，沒機會；“上位”，很困難。

　　香港地價很貴，房價也可能是全球最貴的。大概要18年不喫不喝才能買一箇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現在年輕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來越多。

　　因爲租金比較貴，所以香港的就業越來越窄，大部分人選擇了金融。但是香港400萬的就業人口，只有大概25萬人在從事與金融相關的職業，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沒工作做了。爲什麼我能30歲做到地區經理？因爲我前面沒有人有足夠的教育水平。

　　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再出來關注教育的問題，我是比較擔心香港的年輕人。眼界比較小，這是香港年輕人的致命傷。

　　內地市場大，成本低，年輕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們強。我希望現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經過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年輕人的訴求”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你籤CEPA的時候香港面臨的問題，和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有什麼不同？

　　梁錦松：是不一樣的。當時的背景是香港官員還是比較抗拒，而且從內地到香港是沒有自由行的，是進行限額的，比如商務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萬人次。

　　現在反過來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爲旅客增加導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說了，帶水貨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內地人。很多問題產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當時我們就提議把西九龍變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還是空了一大塊地在那邊，浪費了很多資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們這樣磨磨蹭蹭地鬧下去，到頭來受害的是誰。

　　中國新聞週刊：我記得你說過，CEPA是兩地更緊密的合作，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是突破性合作，區別在哪裏？

　　梁錦松：我覺得不能只是循序漸進地來，還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究竟怎麼樣算是突破性合作，還需要專家來研究，怎樣利用兩地的優勢來合作。比如說生物科技，我覺得這是繼IT之後能改變世界的領域，可以利用香港保護知識產權的體制，和香港在國際上都很有名的科學家、醫學家，來好好利用內地的市場。在生物科技方面，臨牀測試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萬人口，病人也不夠多，而內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結合香港的技術，這樣就可以在內地做好的東西，同時打開國外的市場。

　　在經濟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務流、信息流、資金流，怎麼樣在這五個流向上實現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補。資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資本市場，比如說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全球領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國公司，4家是中國公司，但有9家在美國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騰訊。這就是拱手將機會讓人，因爲我們上市的程序不夠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說過關去深圳要花幾個小時，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經常往返內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內地時間滿183天，要給內地交45%的稅，不滿這個天數的話，則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稅，這樣就妨礙兩邊的流動。我很高興今年總理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現在很多人都在關注。

　　中國新聞週刊：港珠澳大橋很快就要通車了，這是三地物理上連接的紐帶，但是工程進展緩慢，說明了什麼問題？

　　梁錦松：當時，2002年的時候，我們就希望建一個橋，但是沒想到做了16年還沒做出來。我認爲這裏面，第一是制度上的問題，第二這也反映了民心的問題。20年過去了，香港大體是成功的，歸功於中央保持了“一國兩制”。

　　香港迴歸是三個方面的迴歸，第一是政治的迴歸，這是比較成功的；第二是經濟的迴歸，在簽訂了CEPA之後也可以說是做到了這一點；但是人心的迴歸做得不是很好。

　　這是我們要承認的問題，十幾年以來，我們沒有足夠重視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訴求，他們會把特區政府施政的失誤怪在中央。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內地人，包括政府官員，都有一個印象，就是在兩地合作的時候香港不夠積極，或者香港的決策效率太低，你怎麼看？

　　梁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們的制度；第二，我們的民情；第三就是我們的某些官員不是很積極。如果我是一個很積極的官員，那我可能會捱罵，當然這個是少數，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態，做多了捱罵的機會就更多；不做的話人家就不會怪你，長遠可能會怪你，但是在任內是不會捱罵的。

　　少做少錯，不做沒錯，這樣的心態是不行的。我希望現在的市民經過了20年，經歷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麼是一個好的政府。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有擔當的人出來做點事。

　　“鬧下去沒有希望”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在過去20年是不是過於強調“不變”，忽視了和內地的融合？

　　梁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爲我們是一個開放的地方。香港絕大部分的老一輩都是內地來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贊成本土這個概念的。

　　當然本土有一個文化的概念，比如說我們很重視廣東話，但是廣東話作爲教學語言不一定是完全對的，因爲中國內地人口畢竟是13億，全球最大的市場是講普通話的。

　　但是用普通話教學不代表廣東話就會沒有了，最簡單的例子是廣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護，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們要靈活地思考問題，香港已經迴歸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麼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選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維，美國就掉入了這個思維。

　　現在主要是找一個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應該是保證管治長期不會出大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內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沒有法治，很容易變成暴民政治。

　　中國新聞週刊：對新一任特首，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梁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團結香港人，能夠提出一個長遠的正確方向，藉着國家的支持，特別是現在提出的大灣區的概念，來引導年輕人，把眼界放得更遠，共同建設香港。過去20年我們已經錯過了很多機會，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鬧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就沒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還不到2.7%，這樣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負增長，到了2047年香港連中國GDP的1%都不夠了。我希望大家能這樣想問題，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實是最好的一個平臺，但是眼光不能狹隘。

　　中國新聞週刊：你怎麼看待香港的未來？

　　梁錦松：我現在經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後在哪裏學習和工作的問題。我的老大14歲，老二12歲，老三9歲。每年我們都到各地旅遊，也經常到內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沒有美國的自由和創新的環境，也沒有內地經濟奮勇向前的場景。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要承認中國會在15年之內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毫無疑問的。美國依然會是創新和具有領導力的經濟體，這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住在香港，兩邊都感受不到。

責任編輯：張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