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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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宏泰 高皓

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餘仁生家族起落興衰的故事，都是充滿傳奇與迷幻的。一個風水師的後代，在漂洋過海後，卻在人生地不熟的殖民地中迅速崛起，甚至富甲一方，生意網絡和據點遍佈東南亞與中華大地，發展狀況可謂一時無兩。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顯赫家族，卻又在帶領家族企業壯大的一代領導人去世後未能持續輝煌，遑論可以更上層樓，也因此特別受到中外社會的關注，不少人更是大惑不解，所以坊間出現各種解釋，唯心之說的“得益於風水”，便是其中之一。

餘仁生取名“仁生”，意即“仁澤衆生”，最初是爲南洋吸食鴉片的中國工人提供中醫治療與藥物，後來逐漸發展成一家制作和銷售中醫藥材的公司。（2017年，餘仁生新加坡公司爲吸引年輕世代舉辦的展示活動。）

我們在前兩期專欄案例（、）中梳理了餘氏家族和企業的發展脈絡，通過深入地瞭解與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成敗起落實在事出有因，並非如坊間傳聞中那樣受制於風水那麼簡單片面。至於重要因素，概括而言不外乎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網絡資本和道德資本四大層面的強弱高低問題（鄭宏泰、高皓，2017），至於導致問題出現或負有責任的一方，不只是傳授交班一代，承繼接班一代同樣不容推卸。

成因

餘氏家族能夠崛起的基石，要追源到餘廣培漂洋海外後在馬來西亞經營小規模的雜貨及中藥生意，並在打下一定基礎、擁有一定人脈關係，他娶了“娘惹”文阮章爲妻，憑藉她的關係網，得以在當地開展餉碼及錫礦開採生意（餉碼制度[Farm System]），是英國、荷蘭等國在東南亞殖民地實施的一種稅收承包制度，設有碼官，採用公開招標。— 編者注），並與馬來西亞本地社會、商界與殖民地統治者有了聯繫，又令家族在馬來西亞的關係提升到了另一層次上。這種與殖民地統治者的關係，深刻地影響了餘東旋日後的人生和事業。可以說，餘氏家族崛起的關鍵，是第一代打下的重要基礎，以及由他們建立的人脈關係和定下的培養子女方略。

與人脈關係緊密相連的，是文阮章對餘東旋的積極栽培，爲餘東旋積累了極爲重要的人力資本。(餘廣培夫人文氏。)

在這些人力資本中，便包括將餘東旋送到當地著名英語學校就讀，學習英語，並建立了極爲重要的“舊生關係網絡”。 投身商界、接掌父業後的餘東旋，由於掌握了中英雙語，加上不少同窗日後在政經各界任職，雖然餘家底子不厚，餉碼業務也百孔千瘡，但他卻能憑藉掌握中、英及馬來語的優勢，加上不同層面的人脈關係，從而帶來突破，尤其在“捱”過一段辛苦日子後迎來 “黃金歲月”，無論是採礦、橡膠種植、匯兌、銀行，乃至於獲委任爲馬來西亞聯邦議會議員等。

與人力資本一體兩面的，是餘東旋與生俱來敏銳的投資能力與商業頭腦。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相信是餘東旋在接手父業後經歷一段頗長時間逆境後，最終找到藏量極爲豐厚的礦場，其中雖有運氣因素，但也有眼光獨到因素。開採錫礦的黃金歲月並不很長，原因是國際錫價持續偏軟，英國公司引入先進採礦技術又削弱了餘氏企業的競爭力。這就促使商業觸角敏銳的餘東旋考慮另闢蹊徑，並且有了投身橡膠種植生意的舉動。

接下來餘東旋因旗下生意聘用大量勞工，並看準了華僑匯兌業務的潛力，將雜貨、中藥店轉型爲僑批館，大做匯兌生意，原來的餘仁生藥業反成了副業。之後餘東旋在國際橡膠價格大跌之前，將重要資金投放到地產業上，並將投資大本營轉到新加坡和香港地區。至於餘東旋在連番風暴前夕已做了撤離和應變的措施，除了經常被詮釋爲風水命理因素外，與其具有敏銳的商業目光，顯然不無關係。家族因此能在商場上搶先嚐到投資甜頭，賺得盆滿鉢滿。

由此可見，餘氏家族傳奇，與餘東旋的教育背景、個人條件和敏銳觸角等密不可分。

餘東旋雖說是家族的第二代，但在他接手時，家族生意其實並不是很好，規模也不是很大，至少並不是一個能夠讓他無憂無慮坐享其成的狀況。就是說，他接手時父母留下來的經濟資本，其實是所剩無幾的，所能承傳的人脈資本也不是很多，但是中英雙語教育讓他在那個時代環境下得到了更好的發揮。所以他其實就像第一代創業家，須面對自我建立、自力更生的困難與挑戰。可以說餘東旋早年進入中英學校所學的中英雙語，爲他帶來了重大事業突破的機會。可見有了較好的教育背景、人脈關係，加上憑藉與生俱來的企業家大膽創新精神和敏銳商業頭腦，他才能在父母一代創立的基礎上騰飛，書寫傳奇。

敗由

餘東旋雖然具有過人的商業頭腦與目光，也擁有極爲深厚的人脈及社會關係，並建立了跨地域的企業，富甲一方，可是，這個龐大家族與企業在他去世以後，子孫不但沒能在他的基礎上，像他一樣在父母創造的基礎上更上層樓，而是急速滑落，尤其呈現出四分五裂的局面，讓不少人大感惋惜。究其原因，與餘東旋生前犯下不少錯誤有關。

更實質性的問題在於，餘東旋在有生之年只顧一己事業，並沒有想到他去世以後，後代如何永續的問題。他不但沒有及早綢繆計劃，而且在傳承接班與分家析產上未從全局考慮，導致顧此失彼，日後家業四分五裂、子孫四散，落得了“富不過三代”的局面。

到底餘東旋生前犯下了哪些錯誤，導致子孫難以同心一德，而且離心強烈？

餘氏子孫不但失去了光宗耀祖的傳統觀念，也沒有了基於家族使命的守護祖業，最終導致家族四分五裂，進而令家業迅速滑落的局面呢？綜合而言，餘東旋生前所犯的錯誤，基本上可歸納爲如下四方面：

（一）養而乏教

餘東旋妻妾子女成羣，並興建了城堡大宅讓他們居住，這在當時華人富豪巨賈中是普遍現象，並無特別，關鍵在於他在親人感情、家族關係等層面上沒有作出相應的教導和培訓行動，導致了養而乏教的狀況。這種狀況突顯在兩個問題上：

其一是他將不同妻妾及其所生子女安排在家族大宅的不同角落生活，並有各自家傭照料，這雖然是物質條件豐厚的體現，但這樣的安排導致了大家族的家庭成員雖在一個屋檐下卻如同“天各一方”——來往不頻、接觸不多，導致了子女關係疏離。

其二是餘東旋採取了當時較爲前衛的教育方法，當兒子到了12歲左右的年齡時，他總會把他們送到英美等國接受西方教育，這本來是令人豔羨的良好教育，但由於子女年紀太小就離開父母和家人，到外地求學，又進一步激化了其與親人的疏離感。

從根源上看，餘東旋將年紀尚輕的子女送到外國接受教育的舉動，可能是因爲他本人曾有相關經歷的緣故。餘東旋五歲起就與父親分居兩地，父親在新馬打拼事業，他則留在鄉下由母親和祖父照顧，教育的任務更主要是由祖父負責，即祖代父職。可以這樣說，由於父親長年缺席，餘東旋根本不能從父親身上參照到好的模範。因此當他自己爲父爲夫時，也未能掌握好自己的角色。

如在長子12歲時他便將其送到英國交由僕人照顧，自己則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繼續發展生意，他的方式與父親餘廣培如出一轍，可能在他看來這樣接受了西式教育，長大以後就可以像他一樣華洋兩邊通喫。可是，他童年時仍有祖父、祖母及母親在身旁照顧，所以耳濡目染到傳統思想與家族價值觀，但到子女這一代，則連跟祖父母及母親的接觸都少了，教育便落到了非家族與親人的體制中了。

此外，餘東旋與衆位妻妾的關係顯然並不密切，否則不會在定居香港時不攜妻帶眷，甚至有傳聞他將妾侍拱手讓予邵逸夫的軼聞（鍾寶賢，2009）。

當餘東旋過世後，更是分毫沒留給妻妾，以照顧妻妾們的生活。在這樣妻妾衆多的家庭裏，家人關係顯然相對淡薄疏離，而一衆兒子同父異母，在子爲母張的情況下，自然會因保護母親而起爭執，甚至互相敵對。所以當餘東旋去世後，家人散居各地，各房只關心各自的生意、專業或事業，不會有家族共榮共辱、同舟共濟的精神。

而在出售家族物業或控股權等行動上，很多時候更是暴露出家人之間的互不信任，甚至有暗中較勁“互扯後腿”的問題。第四代的餘義明曾提及，家族中人私心太重，不願見到其他房有好發展。他認爲這是讓外人有機可乘而家族則難有發展的原因之一（Oral History Interview: Mr Richard Eu Yee Ming，23 April to July 1999；陳婧，2017）。

（二）傳而乏授

餘東旋無疑是極爲精明的商人，不但長袖善舞，精通中英雙語，並可華洋兩方通喫，在政商和社會各界均深具影響力，可他並沒有像很多華商巨賈那樣，很早就爲傳承接班問題做好準備，尤其沒有把子女叫到身邊，跟隨自己學習做生意，隨時教授個人心得和祕訣，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講授個人營商與待人接物的心得和方法等，也極少介紹子女認識身邊的朋友、生意夥伴或政治人物等，協助子女們建立人脈關係。他沒有關心子女成長與發展，基本上是隻顧自己生活和事業，而忽略了對子女的言傳身教、口傳面授等教育。

雖然餘東旋相對較早地把年齡遠較其他子女大的長子餘經鑄，安排到準繼承人的位置上，樹立其突出身份，並且很早就把他送到英國留學，但整個過程中接班人是缺乏他本人經驗傳授與直接指導的，餘經鑄只是憑他自己的觀察與能力摸索接班之路，同時餘東旋也沒有餘經鑄之外的第二選擇和相應安排，至於其他第三代子女，更沒有引起餘東旋對傳承接班方面的關注，他們往往只是按各自的興趣和際遇走上各自的事業道路。

這是 William Antrobus Luning（前近打錫業有限公司主席）從英國郵寄至新加坡，給餘東旋的一封英文信函中的第一頁。餘東旋曾託付他爲監護人，代爲照顧在英國留學的長子餘經鑄。信中Luning 提及他已把相關報讀英國劍橋大學會計課程的資料交給餘經鑄。餘經鑄1925年學成歸來馬來亞，成爲新加坡第一位註冊會計師。

就是說，餘東旋生前雖然考慮到家業的傳遞，但並沒有看到相應更重要的個人經驗、經營祕訣和人脈關係等的傳授，所以繼承人難以得到他的真傳；而繼承人中又只選一不選二，沒有後備方案，所以在他和餘經鑄去世後，家族中就沒有一個有能力號召各方的人物。當準接班人餘經鑄突然去世後，家族繼承問題更加凸顯和尖銳，而在第三代中表現較爲突出的餘經緯，又像餘經鑄一樣英年早逝，這給第三代的接班增添了更多變數，加上“家族政治（爭鬥）好厲害”（陳婧，2017），龐大的家業自然因此由盛而衰。

（三）分而乏合

餘東旋雖然深染洋風，如建造城堡安享晚年；安排子女接受西式教育，讓他們學習西方文化——包括語言，反而不重視中文教育，所以餘家子孫中不乏不懂中文者，這可以說是他重西輕中的兩個突出表現。但是，在訂立遺囑以及進行遺產分配時，他卻表現得十分傳統。除了不傳妻妾，而且重男輕女，對諸子基本上採取均分安排。由於他一生娶了1妻10妾，並育有13名兒子11名女兒，龐大家財與事業單是均分給13名兒子後，各人所得財富的體量也難免顯得較餘東旋生前一人獨有之時縮減了很多。

但是，如果分家安排得當，均分也並不一定會削弱家族資本（財富）的積累，均分也可以產生正面積極的競爭力量，企業也不一定會落入外人手中，關鍵是能否建立機制，防止家族失去對企業的掌控與駕馭。而對於這方面的機制，自然須有周全的未雨綢繆。

餘東旋則明顯忽略了機制，沒有作出相應安排。

一般來說，具敏銳觸角的企業家，必然會想到企業控股權的問題，所以必會在分家析產的同時，爲子孫後代設立防止企業控股權落入外人之手的機制，例如在信託或遺囑中嚴格規定家族成員的控股權，如果想出售套現，須按市價（股價）或某些標準，出售給家族成員，或是在家族成員不願承接買入，或是沒有反對之下，纔可售與外人。

由於餘東旋只看到諸子均分的一面，強調公平原則，沒有想到相關機制的另一面——需要採取不同方法力求子孫後代同心一德、團結與合作，所以沒有在生前或遺囑信託中作出相關安排。加上餘家後代之間各自成長與生活，感情淡薄，關係疏離而互不信任，於是很容易讓外人有機可乘，從中分化離間以及誘之以利，令不少家族成員持有的物業及企業控股權先後一點一點地轉手外人。過程中其他家族成員全不知情，直至外人獲得控股權以後公告天下後，他們才恍然大悟，但在那時實則爲時已晚，失去家業已成定局。

（四）攻而乏守

由1898年正式接掌家族生意，到1932年成立餘東旋有限公司的30多年間，餘東旋採取的發展策略或投資之道，基本上說是攻而不守、以戰養戰，可以說是不斷開疆闢土的過程。無論是採礦、橡膠種植、匯兌、銀行等，生意和投資一項接一項，先後進入不同行業，並且十分幸運地躲過不少產業危機，令餘氏商業王國迅速發展，在東南亞及大中華地區幾乎無處不在，家族財富與名聲因此節節上揚。

這是餘仁生分佈於1934年6月6日轉發給餘仁生新加坡總部的匯款憑信單。當年兩地可以直接匯款。從前新加坡的“餘仁生”店面劃分爲三個區，匯兌部、生藥材批發部和藥品零售部，其中匯款生意最爲興旺。

這套極爲進取的經營與投資策略，自有其突出優勢所在，併爲家族的不斷壯大作出很大貢獻。但是，這又導致了未能讓生意和投資深耕細作，令其穩固和紮根。尤其是餘東旋未能將第三、四代家族成員安排到相關的生意中，讓他們獨當一面，全面掌握業務的發展與運作，結果就會很容易出現實權旁落的問題。

1932年後，餘東旋雖然有了轉攻爲守的籌劃與舉措，併成立了餘東旋有限公司，大舉投資地產。但該公司在購入土地或物業後只着眼於 “收租”，甚少進行地產發展——興建物業房屋以供出售。這樣的投資或業務策略，無疑沒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在二戰結束之後百廢待興，不同社會或經濟體均在大興土木之時，餘氏的物業與地皮被地產開發商垂涎，成爲餘氏家族企業遭外人吞噬的“肥肉”。

正因餘東旋生前犯下了以上四個重大錯誤，在他去世後，家業乃迅速滑落。誠然，以上這些錯誤，有些屬於疏忽，有些則是思慮不周。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爲創業發跡的家長，因爲沒有解決好後代接班問題，導致其平生心血最後付諸流水，實在令人扼腕嘆惜。

接班世代犯下的錯誤

餘氏家族的迅速滑落，自然不能把所有問題推到餘東旋一人身上，接班子孫們在不同層面同樣犯下不少重大錯誤，並負有很多不能推卸的責任。我們可以將這些錯誤或責任扼要地歸納爲如下四個方面：

（一）物質富裕環境下成長的後代缺乏喫苦和鬥志

就像大多數鉅富家族那樣，餘氏子孫後代的成長環境物質條件自然豐厚，極少會有貧窮困苦或失敗逆境等磨練的機會，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對祖輩、父輩打下的江山心存感激，從而竭盡全力地保護或令其發揚光，而是等閒視之，覺得富裕生活是他們應得的。

值得注意的現實是，在物質條件富裕的環境下，下一代避免了爲爭取生活保障而奮鬥、擔憂等產生壓力，所以很容易表現出不能喫苦、缺乏鬥志的情況。（餘東旋在新加坡的豪宅。）

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家業生意也是如此。含着“金湯匙出生” 的餘氏第三、四代，正是缺乏打拼奮鬥的精神和鬥志，只知坐享祖輩、父輩的成果，從而使家族和企業失去一股發奮向上的發展動力。

（二）私心太重激發內部鬥爭

由於餘東旋諸子女是由不同妻妾所生，他們成長和生活的地方雖同在一個大宅中，逢年過節或會聚首一堂，但卻很少深入地接觸培養感情。而大家庭中容易爭風喫醋和明爭暗鬥，乃至於出現利益計算等現象，他們往往在某些相處中觸發矛盾，進而又激化了彼此間的猜忌和怨懟。當長大以後，自然容易出現爲私利各打小盤算的問題，更難以共同進退、合作無間。

反映在經營家族企業等問題上，最爲嚴重的，顯然就是因爲家族內部互信不足，私心太重，不能同仇敵愾、共抗外敵，容易受到外人的擺佈、挑撥。而各房之間的彼此相爭，自然會給予外人更大的可乘之機。餘氏家族龐大家業的分崩離析，說到底，是因爲內部不團結，出現分裂在先。

這是一張餘東旋長子餘經鑄在出任利華銀行董事經理時，有關兩項支付賬目的指示便箋，日期是1932年1月25日，其中一項是檳城賽馬會的款項。由粵商集資，餘東旋帶領，創立於1920年的利華銀行，專門接待粵籍顧客（員工必須能夠說粵語）。銀行雖然度過了大蕭條和二戰的艱難時期，但60年代末的幾次嚴重挫折最終使得銀行於1973年被大華銀行收購。

（三）缺乏全局觀與光宗耀祖的使命感

一個家族之所以能夠團結和凝聚在一起，榮辱與共、同甘共苦，必然要有一股向心力和使命感，爲整個家族謀福祉、爭光榮，而光宗耀祖，則應該是這股力量的源泉。只有在這股力量的驅使下，打拼事業時纔會不以一己私利爲先，而是會首先考慮到整個家族。對應到餘氏家族中，第三、第四代成員卻甚少能從整個家族的福祉出發，反而更多地表現出只爭自己一房的利益。

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應是在下一代的成長過程中家長沒有教導爲家族打拼的觀念之故。最能反映這種價值觀念的行爲，自然是傳統社會所高度重視的慎終追遠、感恩祖宗，以及孝順父母、兄友弟恭等行爲，餘氏第三、四代成員在這方面似乎表現得極爲淡薄，原因與他們自少深染洋風，且長期在歐美等地接受教育有關。

最能說明這種行爲的例子，莫如清明時節到祖先墳前掃墓。（香港大埔餘園內的餘東旋墓，後來餘東旋的父母和祖母的骸骨也遷葬這裏。）

據說，即便是餘東旋祖父餘鶴松和那個被認爲是家族得以發達的風水寶地，自進入二十世紀後，餘氏的後人，就沒有人回去掃墓拜祭過，連餘東旋本人在富甲一方後也沒有像祖父那樣衣錦還鄉，踏足祖先墓前半步（Sharp，2009）。

獲取財產資源少時，餘氏後代們就會滋生怨懟，但卻沒有太多子孫想到他們所享受的，乃祖輩辛勞打下的基業，既要念記感恩，給予保護，更要爲其作出貢獻，以免消耗殆盡。

（四）不以繼承祖業爲己任，寧可選擇自己人生道路

或許是因爲後代們從小在西方社會接受教育，養成了崇尚個人主義作風的緣故，或是物質條件豐裕下衣食無憂的緣故，很多第三、四代餘氏家族成員對於接掌家族企業並不熱衷。一來他們認爲家族企業“古老迂腐”，沒有現代氣息，難有發展；二來他們認爲在家族企業中工作喫力不討好；三來則是他們認爲做生意並非個人喜好，寧可選擇從事專業、藝術、自我創業，或者加入外國大型跨國集團，甚至只願意享受自己的生活，樂得逍遙，家族企業也因此變成不少家族成員的“畏途”，棄之如敝履。

餘東旋第十二子餘經緯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在1965年他和利孝和、邵逸夫及安子介等顯赫商家，聯手投得香港無線電視牌照，成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餘經緯出任總經理兼董事。

正因爲這些原因，家族企業既不能吸引有才能、有抱負的家族成員爲其出力，發展空間與動力因此明顯減弱、放慢，連鎖效應則是盈利下降、發展前景低迷，最後便落到了賣盤轉手的境地，而不少家族成員並不會認爲這種“出售祖業”的結局是不光彩的，也不認爲可惜，反而因爲可以賣得“較好”的價錢而暗暗叫好，讓自己可以及早套現，擺脫家族，走自己的道路。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祖輩、父輩打下的江山，得益最大的應該是子孫後代，但如果他們自身看不到這個核心問題，將自身禍福與祖輩、父輩連成一體，自然難以從長遠與大局出發考慮問題。這樣的局面，後果自然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外人除了覺得可惜，或者會有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之感嘆，其他的則愛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