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关于边政学科目设置时间的记述不尽准确。1944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是落实汪懋祖和郭莲峰在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所提“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的结果，目的是培植边政人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培植边政人才而在各级学校开设的边政学科目，一定程度上则为边政学在两校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就边政学这一个案而言，是培养人才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学科的诞生。

关键词：边政学；吴文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大学

1944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边政学系。这是边政学学科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因为具有培养本学科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条件，是判断一门学科能否建立的三个主要条件之一。[1]因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方学术分科中并无这一科系，所以边政学学科的形成，对现代学术分类体系是一种丰富和发展。不仅如此，学科意义上的“边疆学”概念的提出，关于边疆学学科建设构想的阐述，设置边疆语文系的提议，筹设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提议与落实，均发生于呼吁设立边政学系时期。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认为，两校边政学系虽为培植边政人才而设，其渊源实由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演变而来。[2]然而，培植边政人才固然是设置边政学系的目的，但是教育部补助高校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始于1939年，目的是研究边疆，[3]非为培植边政人才，范围是整个边疆，而不限于两校边政学系课程设置中所侧重的“蒙藏回”，且中央大学始终没有成为补助对象。而两校设置边政学系后，教育部补助高校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仍照常进行。还有不少人认为，两校设置边政学系，是依据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关于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之规定：“教育部得指定国立大学酌量增设有关建设边疆之科系及边疆语文之选修科目。”[4]问题是，会后教育部即向相关高校下达了设置边疆科系的训令，为何五年后才得到落实？李绍明先生指出，国民政府在国立大学创立边政学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边务人才，并提到之所以在国立大学创建边政学系，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向国民党第八中全会提交了“设立边疆语文系”的提议。[5]但李先生未展开论述，不知其将国立大学创建边政学系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设立边疆语文系”提案相联系的依据何在。

目前，学术界对边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做了较多探讨，但都未能充分揭示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创建边政学系的背景和缘由。[6]因此，笔者拟从中外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此予以考察。

一、《边政学发凡》关于边政学科目设置时间的记述及其问题

1942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蒙藏委员会下属学术团体中国边政学会理事兼研究主任等职的吴文藻，在蒙藏委员会下辖刊物《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发表《边政学发凡》。文章对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意义及观点，边政学的性质、内容，与边政学有关的学科等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当今学者多认为，该文的发表是中国边政学诞生或形成的标志。[7]汪洪亮、杨天宏则认为吴文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是边政学作为学科成立的理论宣言。[8]

关于边政学科目的设置，吴文说：“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表内。”这段话被学术界广泛征引，但是很遗憾，它是不完全可靠的。说“九一八”以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了边政学系，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等都基本无问题，但说自“九一八”至全面抗战爆发，国内大学“无边政学的科目”，全面抗战爆发后，边政学的科目“始出现于课程表内”，蒙藏委员会才筹设蒙藏政治训练班等，却与史实不符。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内设置边政学系的高校主要有私立朝阳学院和私立东北大学。前者1931年在商科增设边政学系，课程有蒙文、俄文等。私立东北大学1933年在法学院增设边政学系，设日文组和俄文组。所开课程中，一年级有“边疆地理”，二年级有“边疆史”，三年级有“筹边政策”和“边疆经济”，四年级有“边疆专题研究”。[9]以上科目无疑均属于吴先生所说的“边政学的科目”。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也筹设于这一时期，而且也开设了边政学的科目。1933年3月，蒙藏委员会鉴于边务人材的缺乏，呈准行政院筹办蒙藏训练班，目的在造就专才，以应实际需要。7月15日，蒙藏训练班改为蒙藏政治训练班。所设课程属边政学科目者，有蒙文、藏文、中国边疆地理、蒙藏史、筹边政策等。[10]

此外，中央政治学校所设蒙藏班，对蒙古学生加授蒙文蒙事，对西藏学生加授藏文藏事。[11]蒙藏学校也设有边疆语文专修科。[12]为养成边疆服务人材起见，参谋本部于1933年冬创办边疆语文讲习所，计分蒙语、藏语、“回语”三组。所设课程属边政学科目者，有边区地理、边区历史。[13]1934年9月，蒙藏委员会公布的特种考试标准，将特种考试分为边事行政部门和边疆地方行政部门。前者应考资格为国内各大学边政学系及各边政专科学校毕业者、凡蒙藏回人民曾在中等学校以上毕业者，考试科目除高等考试行政人员应试基本科目外，还要加试“蒙藏回”语文之一种、筹边政策、边疆史地等。后者的考试科目中属边政学科目者，有“蒙藏回”文之一种。[14]1935年7月31日，教育部公布的《特种考试边区行政人员考试条例》规定，边区行政人员考试，于蒙古、西藏、青海、西康、新疆分别举行，分初级考试和高级考试两种。初级考试的笔试科目中有“蒙文、藏文或回文”和“边疆社会状况”，高级考试的笔试科目中有“蒙文、藏文或回文”和“边疆政教制度”。[15]据此，边政专科学校的学生、部分中等学校以上的“蒙藏回”学生、边疆语文讲习所学员也修过属于边政学科目的课程。

至于吴先生提到的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应称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该校由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班发展而来。该班创始于1930年11月，1933春奉命扩充为蒙藏学校，是年秋正式成立。1939年8月改称边疆学校。1940年秋增设边政专修科。1941年8月改为国立边疆学校，组织照专科学校编制。同时，出于培养边疆师资的需要，增设二年制师范专修文组一班，招收边地高中毕业曾任中小学教师者加以训练。五年制师范专修文理组各一班，招收边地初中毕业生或内地初中毕业生有志往边地服务者。课程遵照部颁法令，并参照边疆实际需要严格订定。其中，五年制师范科课程，其原则分三类，第一类为边疆课程，包括边文、边疆史地、边疆政俗等。[16]

二、培养边政人才与边政学系的设置

培养边政人才，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提上了议事日程，起初主要限于蒙藏方面。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即有专人报告帝国主义侵略蒙藏状况。大会得此报告，益感蒙藏问题之急需解决。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秉承大会意志，对此更是深切注意，第二次中央全会，特有关于蒙藏问题的讨论，并于6月17日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方案,[17]决定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18]

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1935年7月和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进而主张将其势力开辟到新疆、青海方面，向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同时将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及蒙古划为谍报区域。与军事、谍报行动相配合，还利用“民族自决”的美名，煽动中国内部各族“独立建国”。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包括推进“回教工作”以便迅速击败中国。[19]

中国方面，受东北被日本侵占刺激，大家都注意到边疆在国防上的重要，才知道开发的工作实刻不容缓。而要开发边疆，充实国防，必须先从教育着手。[20]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规定“政府应培养边地人才，俾中央各机关得充分任用边地出身之人员，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厚真正统一之力”。[21]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张继等提议“将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改为边政学院或大学，为造就边区青年之最高学府”。[22]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部边疆成为抗战根据地，是中国命运之所寄，国人多认识到中国抗战“是全民族的一包括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夷族等一的抗战!”只有联合边疆各族一致抗日，实行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抗战的主张，才能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及抗战的最后胜利。[23]团结边疆同胞，培养边政人才，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更显急迫。这样，下至一般有识之士，上至蒋介石等统治集团高层，都视培植边政人才为一时急务，多主张在高校设置相关科系或创建专门院校以造就之。

1938年，张佐华建议在各种专门学校、大学校中选派边疆学生在国内留学，以培养边疆民族本身的干部人才。[24]省立云南大学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设立边政讲座，研究计划中拟先设讲座一人，日后就人才经费的情形徐图发展，最后再设立边政学系以造就边政人才。[25]

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多项提案涉及培植边政人才。最后通过的边疆教育改进案规定，“在边疆适当地点，设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教育部得指定国立大学酌量增设有关建设边疆之科系”。[26]教育部随即向高校下达设置边疆科系的训令。国立中山大学因此拟在文学院建立边疆学系，但未获教育部批准。[27]经教育部核定，该校自1939年度起开设“边疆问题”课程。教育部为提倡边疆问题研究起见，还核发该学程补助费2千元。[28]

1939年4月，参政员罗衡等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提“请培植边务人材以固国防案”，建议将全国边界分为台闽区、越滇桂区、缅滇区、印藏区、新疆区、外蒙区和东北区，各设立边务学校一所，招收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生施以训练，训练期至少三年，毕业后由政府选派成绩优良、体魄强健者赴各该边疆服务。提案获得通过。行政院令教育部遵照办理。[29]

1939年10月，参政员马毅建议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和湖南大学筹设边政系，开设有关“苗夷”诸族课程，使有志青年习其语言，谙其政教，造就开发边疆的专门人才，担任开发边疆的各项工作。[30]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前夕，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曾讨论边政之改善与加强，并拟对于边政机关有所调整，使其职权与范围加大。[31]1941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五届八中全会上提出“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施行案”，指出“自抗战军兴，国人感于外侮之日亟与边地之重要，咸以团结边胞，建设边疆为刻不容缓之举。惟边疆地域辽阔，居民复杂，语言文字，风俗礼教，乃至政治经济，社会情形，均与内地无不差异。且因交通阻塞，彼此往返极稀，情愫无由畅通，了解未臻真切，中枢德意，往往不能宣达，政令推行，每感障碍丛生，以致言团结，则形禁势格，难期实现；言建设，则主持之人，多成空谈，瞻念前途，隐忧实深。又西南毗邻各地方，如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等处，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人种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我均甚密切。华侨在各该地方人数极多，各该地人民现虽多未能独立自主，但其民族意识已逐渐强烈，其对我抗战之同情，亦至为深厚，徒以国人对此地方情形素极隔膜，未能切取联系，促成相互了解，致亚洲各民族之大团结，迄尚未能建立，各民族对我抗战之国情，亦未能发挥伟大力量，殊堪痛惜”。“亟应设置研究及训练机关，一面究明边疆及毗邻各小民族情况,以为施政及外交之张本，一面培植筹边人才，以为推进边政之干部。”培植筹边人才方面，建议“由教育部指定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文学院分别增设边疆语文系，分蒙藏回（阿拉伯与缠回）及安南、泰国、缅甸、马来等两大系，系下并分各学组，规定每年招收学生若干名，并酌设免费学制额，以资提倡。除边疆语文外，并授以有关边政各学科”。教育组审查时修正为“得由教育部指定相当之大学，增设边疆及毗邻各邦语文课程或系”，然后予以通过，交国民政府妥筹办理。[32]全会还通过了主席团所提《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确定“改进并扩大现有边疆教育机关，以培养边疆人才”。“于适当地点设置必须之各种专科学校，并设置各级师范学校，以期造就边疆各种人才，以应建设之需要。”[33]据时任蒙藏教育司司长的张廷休说，全会之所以有这个决议，除历来各方人士的呼吁而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抗战加深了国人对建设边疆的认识，尤其是蒋介石认为边疆建设和国防的关系特别重大，所以他一面再三地郑重向国人昭示，今后国家一切设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面又领衔在八中全会提出这个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提案。[34]省达看到“边疆施政纲要”后，认为对于边区文字语言不懂，而仅喊开发边疆、沟通文化、联络感情，不啻水中捞月，建议教育当局于各大中学添设藏蒙等文课程，或在大学添设藏蒙文系。[35]但是，教育部并没有马上落实五届八中全会修正通过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案。

1941年6月12、13日，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任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黄文弼提出“请教育部指令西北西南各大学或师范学院自三十一年度起增设边疆语文系培植边疆服务人才以利边疆案”，指出：“八中全会决议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以培植边疆人才，教育部迭令边疆各大学设置伊斯兰文化讲座，及增设边疆科目，足见中枢注意边务之至诚，惟边疆语言文字及文化独成体系，大学现有科系实难隶属，致负责乏人，鲜著成效，今为推动便利起见，宜在边疆各大学或师范学院特立一边，列入大学行政系统与各科系同，以专职责而宏造就深入边疆高级服务人才及中学教师。”所拟办法第一项是：“本系附设于大学文学院，除因特殊关系所设之特殊科目，如西北必设蒙藏回及西北民族文化史或宗教史，西南必设倮倮文，苗文，藏文，及西南民族文化史外，其他科目就历史系国文系教育系中之必修科目酌为增减，但中国史地为普遍必修科目，如愿兼修政经，及理工科目者亦可准其选修。”审查组将案由改为“请教育部指令全国若干大学自三十一年度起增设边疆语文科系并培植边疆服务人才以利边务案”，将办法第二项删去，大会照审查意见通过。黄文弼显然主张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五届八中全会提案中的设立边疆语文系予以落实，并提出具体意见。审查组也赞同黄氏建议。国语推行委员会则以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抗战建国时期的重要性，提出“设立语文学院培植边疆方言及南洋各族语文人材以期深入发展教育使中华民族团结益固南洋侨胞地位提高案”，指出：“西南西北为我抗战建国之根基，研究边疆，开发边疆，此正其时，但研究开发必须深入，语文工具即大感需要，敌人为侵略我国家分化我民族设立同文书院，培植能操我边疆方言之人材，入我边疆作间谍工作，我国为统一中华国族发展边疆教育对于边疆方言反而未加注意，边疆工作人材之少培植，故入边疆工作者，因语言之隔阂感情难于融合，工作不能展开，殊给敌人以挑拨离间之机会。”“又南洋为我国国防之外线，亦为我国经济之外线，不但散布该处之侨民多，且像安南缅甸暹罗等地，向为我国藩属，现在敌人极力在作不利于我之破坏工作，此应急谋对策者。培植能操用南洋各族语文之人材，俾我抗战胜利以后，在南洋扶助侨胞，宣扬我三民主义，使世界逐渐进入大同。”建议“由教育部创设国立语文学院，内分国语，蒙语，藏语，回语，苗语，马来语等学系”。审查组将办法改为“请教育部筹设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案”，大会照审查意见通过。[36]该提案的本意，明显是为落实设置边疆及毗邻各邦语文系的决议，但修正后指的仅是后一部分。

其时，西南毗邻诸国与中国确实关系疏远。这不仅与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遗教不符，而且在日本南进已临近国门、封锁印支通道、轰炸昆明的严峻形势下，尤其不利于中国抗战。着眼于当时及未来发展，对西南毗邻各邦语文确实必须加以重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迫切需要东语翻译人才，于是教育部在大理创办东方语文训练班以应急需，招收通达泰、越、缅语文之高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侨生，训练三个月即派赴国外各地随军工作。该班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主任，蒙藏教育司司长张廷休兼任副主任，王文萱主持，在昆明、呈贡、保山等地招生，送往大理训练，期满即以翻译官员待遇，分发任用。[37]因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进一步的反攻势在必行，教育部遂将筹设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决议付诸实行,在训练班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东方语文专科学校，1942年11月开学，初设印、缅、泰、越四种语文。至此，五届八中全会设置“毗邻各邦语文课程或系”的决议，终于得到落实。

1944年1月14、15日，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召开会议。时任西南联大教授、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汪懋祖与时任教育部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专门委员、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郭莲峰提出“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认为“边疆建设，在在需人，目前各边地学校，仅足培养国民师资及少数初级技术人才，各大学附设边疆建设科目，亦仅予少数学生以普通常识，未足以言专才，近来举国对于开发边疆，均极重视，然事实上迄无成绩可言，最大原因当在能有良策而无专才，今后欲谋建设边疆，当先从培养边政人材始”。因此提出三个建议，第二个为：“在中央大学并就邻近边疆之专科以上学校中择定数校添设边政系，隶于文学院，于三十三年上半年开始筹备，下半年招生开学，经费请政府专案拨给，学生以确属志愿赴边工作者为限，给予完全公费。”审查组修正为“在邻近边疆之专科以上学校中择定数校，添设边疆语文系或边政科目，其经费请政府专款拨给”，大会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38]汪懋祖教学及教育管理经验丰富，且负责过边疆教育一线工作，郭莲峰长期任职教育部，对边疆教育情况极为熟悉。他们建议设边政系的目的是培养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综合性边政人才，并不局限于培养边疆语文人才。但在系名方面，审查组仍受五届八中全会的影响，未采“边政系”之名。不过，当时报道还是照提案原案表述。[39]正式成立时，也照原案称边政系。[40]在学校的选择方面，汪懋祖、郭莲峰所提中央大学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五届八中全会提案一致，而既然国民政府偏重“蒙藏回”，[41]“邻近边疆”也即邻近“蒙藏回”，符合这一条件的高校，西北边疆首屈一指的西北大学[42]自然是最佳选项。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开幕式上说：“本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历届会议，侧重计划方案之研讨，现边疆教育推进方策，大体已定，今后重在实行，不尚空谈。”[43]这是汪懋祖、郭莲峰所提“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能够得到落实的原因。

教育部在中央大学之外选定西北大学之后，没有再择高校设置边政学系，主要原因是经费紧张。教育部边教设施，不能不顺应局势，艰苦撑持，徐谋发展。大抵在日寇投降以前，政府为策应盟军反攻，军需孔急，朝野上下呼吁紧缩机构，此期边教事业大受限制。但边疆教育关系国防至巨，教育部仍就人力财力之所及，黾勉从事，除海疆学校、喇嘛职教及中央、西北两大学边政系照常筹设外，并致力于原有学校素质之改善。[44]

到1947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费情况稍有好转，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设置边疆语文系提案时的时任部长朱家骅此时为教育部长，很可能是朱认为设置边疆语文系仍有必要，1947年初，教育部鉴于国内精通边疆语文人才太少，特拟定计划，拟指定国立兰州大学和华西大学设立边疆语文系科。其中，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将设“蒙回藏”三种语文科，华西大学则仅设藏文科。[45]同年9月，兰州大学在文理学院成立边疆语文学系，聘请藏文专家杨质夫代理系务，并招收新生，录取25人。原拟同时设置蒙、藏、维文三组，嗣以聘请语文教员困难，暂设西藏语文组，学生报到者22人。计划自1948年度起增设蒙文、维文两组，嗣后逐年增加蒙、藏、维文组新生各一班，俾对蒙藏维诸族语文及整个西北边疆之历史文化作普遍研究，必要时尚须从事其他少数民族之研究。[46]

三、边政学科目的开设与边政学系的设置

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文字隔阂、语言不通导致五大民族意志不一，感情不恰，如欲谋治本清源，须先从设校讲学入手，使教育普及、语言沟通、文字大同。[47]因此在成立初期即有开设具有“边政学科目”性质的课程或系的计划。

1930年，教育部表示，国立各大学应视其经济能力，酌设“蒙藏回”文学系或讲座。[48]1932年，教育部长朱家骅指示，在全国语言未统一以前，为使我国民族间互相了解融洽起见，“普通一般中学，如有特殊需要者，亦应酌量情形，由部准其增设蒙回藏语科目……其教学份量初中每周三小时，高中每周五小时”。[49]1933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规程》明确规定，“特殊地方”所设中学课程包括“蒙回藏”语，初中每周三个学时，高中每周五个学时，均学习三个学年六个学期。[50]同年，参谋本部鉴于我国边疆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而政府未能专意经营，社会人士亦多漠不关心，致使大好河山仍为荒壤，强邻垂涎，蚕食鲸吞，国内对边疆研究有素者则几如凤毛麟角，遂拟定了六项办法，希望教育部采择施行。第二项办法为“全国各大学附设研究边疆语文之专科，凡研究某种语文者，即使对于该民族之第一项所列科目，更加深造，毕业后并施行特种考试，成绩良好者，由政府分发各边地服务”。教育部认为所拟办法均颇为切要，其中二、三两项属于大学教育范围，应由各该校查酌学科人才经费各情形，设法办理，于6月份通令各公私立大学、学院办理。[51]前述特种考试必考科目有“蒙藏回”语文之一种，所以这里所谓的边疆各民族仅限于“蒙藏回”，边疆语文则限于“蒙藏回”语文。1935年10月，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长宫碧澄向行政院建议改进边疆事项七点，包括“筹办边政学校”“国立大学设边疆讲座及各特别班”，行政院交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及蒙藏委员会参考办理。[52]教育部、内政部、交通部、蒙藏委员会经会商，认为所陈意见多属切要，颇堪注意，择要分别提请有关部、会推行。[53]可能是受此影响，同年1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以蒙藏政治训练班设立宗旨，“既为发展边政，仅有蒙藏文而无回文，殊不健全，爰经商准教育部将该班改为边政大学，并添设回文一班，内部改设蒙藏回文各一系”。但正在计划时，黄氏奉命主粤，此议遂遭搁置。[54]可能是继任委员长吴忠信对此不感兴趣，遂未付诸实行。

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严峻的形势使得设置边政学科目或讲座的呼声更高。1938年9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麦斯武德建议在适宜地点，创办“回教”大学一所，专备“回民”求学。国防最高委员会转交教育部审查。教育部专门委员会审查后认为，现有国立大学已有优待边疆学生办法，为研究阿拉伯语文及伊斯兰文化计，可再由教育部选定大学数处，商令特设此项讲座，以造就需要之人才，并餍足“回教”同胞之愿望。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通过，交国民政府办理。后由教育部指定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设置此讲座。11月25日，云南大学回复教育部称已在筹划办理。1939年3月2日，又回复教育部说，此项人才极难物色，“嗣经聘获沙国珍先生允为担任，现已继续办理，不日即可成立”。[55]中央大学和西北联大因该项语文人才较难物色，1938年未设立此项讲座。但教育部以此项讲座的设置，至关重要，1939年又令两校从速设置。[56]1939年初，蒙藏委员会拟有派员分赴边疆学习蒙藏回语文暂行办法。[57]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边疆教育改进案也规定，“教育部得指定国立大学酌量增设……边疆语文之选修科目”。[58]同年4月，参政员马亮等建议“内地及边省各大学应添设蒙回藏文讲座及酌添蒙回藏文语言研究班或速成班”。国民参政会要求行政院“查照饬遵”。行政院令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遵照办理。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会商后，将之改为“内地及边省各大学拟酌设蒙藏回文化讲座，由教育部通令办理”。[59]同年，教育部开始补助大学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复旦大学设“边疆农垦科”。此后受补助院校逐年增加。[60]因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修正通过汪懋祖、郭莲峰所提“边疆研究工作应有整个计划分工进行案”，[61]战后教育部依中国边疆的自然分区，厘定研究专题，交受补助设科设座的大学，分头研究，各大学再缴送研究报告。[62]1940年12月，边疆学校拟有“蒙藏回”文选习办法。[63]1941年春，教育部复申各边区大学设置关于各边区民族之文化讲座之令。[64]同年4月7日，教育部以“提高边地人民知识水准，首在语言之沟通，始能及文化之融会”。为适应需要起见，指定西北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分设蒙、回、康、藏语科目，云南大学于该年度添设“摆夷”语科目，造就专门人才，期供实用。[65]同年秋季，中央政治学校增设“边疆史地”课程，由王文萱讲授。中央大学地学系新开“中国民族”课程，由地形学家丁骕教授讲授。四川大学史地系由于增开关于边疆课程，或将地理独立成系，侧重于民族及边疆的研究。[66]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招生委员会决定自本年起，增设一语文专修班，计拟藏文、蒙文、印度文、缅甸文等语文班。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系增设边胞之社会一科。[67]同年11月，中央委员时子周等人所提“请设边疆语文训练班，以利西北建设案”，与相关提案并案审查后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定于1943年春季在兰州筹设短期训练班，分蒙古、西藏及维吾尔语文等三组，以语文科目为主，兼及各该地方之人文地文教程，凡中央派赴西北边地及西北专科以上毕业生，调边地工作者，一律入班受训，视工作上的需要，选习一种或两种语文人文地文科目，不予限制。[68]但受军事因素影响，兰州语文训练班未筹设。[69]1942年12月，教育部为鼓励专科以上学生毕业后各就所长服务边区，指示“在肄业期间，应由学校切实考查各生服务边区之志愿，并设蒙藏回语文选修科目，责令选修，以期将来服务边疆，益臻便利，案关建国大计，务仰切实遵办”。收到训令后，云南大学校长批示“拟请学校延聘蒙藏回语文教师，酌设该□语文科目”[70]

以上由教育部计划和安排开设的边政学科目或讲座，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全是关于“蒙藏回”语文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所设科目涉及范围有所扩大，且出现了部分高校自主增设的情况，但仍以“蒙藏回”语文为主，尤其是教育部主导设置的科目更是少有例外。这些都是西北边疆更为复杂，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偏重“蒙藏回”的反映。但是，指定几所高校设置都面临师资难觅的问题，要普遍设置肯定是不现实的。不过，相关边政学科目的开设，无疑为边政学系的设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余论

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边政人才的培养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始终的。出于培植边政人才的需要，相关边政学科目应运而生。只是，随着边疆、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才的培养虽然逐渐着眼于整个边疆，但在实践层面，仍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西北边疆内部的复杂性及其在国家各方面的重要性，确实要超过西南边疆，所以受重视程度也较高。这是相关科目以“蒙藏回”为主的原因所在。出于培养边政人才的现实需要，在教育部决定将边疆教育推进方策付诸实行的情况下，汪懋祖、郭连峰所提筹建边政系的提案得到落实。而相关边政学科目的开设，必然为边政学的设置奠定一定的经验基础。是培养边政人才的现实需要，促进了边政学科目的开设及边政学学科的诞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玉华教授认为中国边政学的诞生除了吴文藻《边政学发凡》的发表外，还有两个标志，即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办。[71]而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比中国边政学会更早，其重庆总会发行《中国边疆》月刊，成都分会发行《边疆周刊》，陕西分会发行《边疆双周刊》，但却只有林超民先生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认为《西南边疆》杂志和“西南研究丛书”的出版，标志着西南边疆学学科的形成，并因此称方国瑜为西南边疆学的奠基人。[72]“边政学”与“边疆学”两者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大相径庭，学界为什么会这样厚彼薄此呢？孙喆、王江认为，顾颉刚提出的边疆学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顾颉刚没有就边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和内容等做进一步的学理探讨，是该学科体系仅停留在“启蒙”阶段而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73]言外之意，边疆学缺少一篇类似《边政学发凡》的文章。但是，杨成志先生筹组边疆学系的计划已涉及到边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相关学科等，虽然不如《边政学发凡》系统,但边疆学并不缺乏学理探讨。尽管《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只是《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中的一个建议，刊登该文的《青年中国季刊》也远远不如《边政公论》影响广泛，不过这似乎还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边疆学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上呈教育部后未获批准，客观上不利于人们对“边疆学”的接受。而蒙藏委员会1934年就规定边政学系的学生具有特种考试资格，193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后改组为边政设计委员会，[74]11月蒙藏委员会拟建边政大学，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蒙藏委员会8月出版《边政公论》，9月成立边政学会,1942年第三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讨论筹设边政学院，都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边政”及“边政学”概念的认可。教育部安排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则完全承认了边政学的学科地位。

按，作者娄贵品，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原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