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關於邊政學科目設置時間的記述不盡準確。1944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令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西北大學設置邊政學系，是落實汪懋祖和郭蓮峯在第四屆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所提“積極培養邊政人才案”的結果，目的是培植邊政人才。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爲培植邊政人才而在各級學校開設的邊政學科目，一定程度上則爲邊政學在兩校的設置奠定了基礎。就邊政學這一個案而言，是培養人才的現實需要，促進了學科的誕生。

關鍵詞：邊政學；吳文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西北大學

1944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令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西北大學設邊政學系。這是邊政學學科形成與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因爲具有培養本學科專業人才的高等教育條件，是判斷一門學科能否建立的三個主要條件之一。[1]因近代中國引進的西方學術分科中並無這一科系，所以邊政學學科的形成，對現代學術分類體系是一種豐富和發展。不僅如此，學科意義上的“邊疆學”概念的提出，關於邊疆學學科建設構想的闡述，設置邊疆語文系的提議，籌設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的提議與落實，均發生於呼籲設立邊政學系時期。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認爲，兩校邊政學系雖爲培植邊政人才而設，其淵源實由設置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演變而來。[2]然而，培植邊政人才固然是設置邊政學系的目的，但是教育部補助高校設置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始於1939年，目的是研究邊疆，[3]非爲培植邊政人才，範圍是整個邊疆，而不限於兩校邊政學系課程設置中所側重的“蒙藏回”，且中央大學始終沒有成爲補助對象。而兩校設置邊政學系後，教育部補助高校設立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仍照常進行。還有不少人認爲，兩校設置邊政學系，是依據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的《關於推進邊疆教育方案》之規定：“教育部得指定國立大學酌量增設有關建設邊疆之科系及邊疆語文之選修科目。”[4]問題是，會後教育部即向相關高校下達了設置邊疆科系的訓令，爲何五年後纔得到落實？李紹明先生指出，國民政府在國立大學創立邊政學系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培養邊務人才，並提到之所以在國立大學創建邊政學系，是因爲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向國民黨第八中全會提交了“設立邊疆語文系”的提議。[5]但李先生未展開論述，不知其將國立大學創建邊政學系與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設立邊疆語文系”提案相聯繫的依據何在。

目前，學術界對邊政學的學科發展史做了較多探討，但都未能充分揭示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西北大學創建邊政學系的背景和緣由。[6]因此，筆者擬從中外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對此予以考察。

一、《邊政學發凡》關於邊政學科目設置時間的記述及其問題

1942年1月，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參事、蒙藏委員會顧問、蒙藏委員會下屬學術團體中國邊政學會理事兼研究主任等職的吳文藻，在蒙藏委員會下轄刊物《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發表《邊政學發凡》。文章對研究邊政學的目的、意義及觀點，邊政學的性質、內容，與邊政學有關的學科等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當今學者多認爲，該文的發表是中國邊政學誕生或形成的標誌。[7]汪洪亮、楊天宏則認爲吳文和楊成志的《邊政研究導論》是邊政學作爲學科成立的理論宣言。[8]

關於邊政學科目的設置，吳文說：“九一八後，國內大學有少數設立邊政學系，而卻無邊政學的科目。抗戰以還，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學校特設邊政專修科，蒙藏委員會亦專開蒙藏政治訓練班，於是‘邊政史'，‘邊政研究'，‘邊疆政治'，‘邊疆政策’，這一類科目名稱,始出現於課程表內。”這段話被學術界廣泛徵引，但是很遺憾，它是不完全可靠的。說“九一八”以後國內大學有少數設立了邊政學系，抗戰以還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學校特設邊政專修科等都基本無問題，但說自“九一八”至全面抗戰爆發，國內大學“無邊政學的科目”，全面抗戰爆發後，邊政學的科目“始出現於課程表內”，蒙藏委員會才籌設蒙藏政治訓練班等，卻與史實不符。

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國內設置邊政學系的高校主要有私立朝陽學院和私立東北大學。前者1931年在商科增設邊政學系，課程有蒙文、俄文等。私立東北大學1933年在法學院增設邊政學系，設日文組和俄文組。所開課程中，一年級有“邊疆地理”，二年級有“邊疆史”，三年級有“籌邊政策”和“邊疆經濟”，四年級有“邊疆專題研究”。[9]以上科目無疑均屬於吳先生所說的“邊政學的科目”。蒙藏委員會蒙藏政治訓練班也籌設於這一時期，而且也開設了邊政學的科目。1933年3月，蒙藏委員會鑑於邊務人材的缺乏，呈准行政院籌辦蒙藏訓練班，目的在造就專才，以應實際需要。7月15日，蒙藏訓練班改爲蒙藏政治訓練班。所設課程屬邊政學科目者，有蒙文、藏文、中國邊疆地理、蒙藏史、籌邊政策等。[10]

此外，中央政治學校所設蒙藏班，對蒙古學生加授蒙文矇事，對西藏學生加授藏文藏事。[11]蒙藏學校也設有邊疆語文專修科。[12]爲養成邊疆服務人材起見，參謀本部於1933年冬創辦邊疆語文講習所，計分蒙語、藏語、“回語”三組。所設課程屬邊政學科目者，有邊區地理、邊區歷史。[13]1934年9月，蒙藏委員會公佈的特種考試標準，將特種考試分爲邊事行政部門和邊疆地方行政部門。前者應考資格爲國內各大學邊政學系及各邊政專科學校畢業者、凡蒙藏回人民曾在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者，考試科目除高等考試行政人員應試基本科目外，還要加試“蒙藏回”語文之一種、籌邊政策、邊疆史地等。後者的考試科目中屬邊政學科目者，有“蒙藏回”文之一種。[14]1935年7月31日，教育部公佈的《特種考試邊區行政人員考試條例》規定，邊區行政人員考試，於蒙古、西藏、青海、西康、新疆分別舉行，分初級考試和高級考試兩種。初級考試的筆試科目中有“蒙文、藏文或迴文”和“邊疆社會狀況”，高級考試的筆試科目中有“蒙文、藏文或迴文”和“邊疆政教制度”。[15]據此，邊政專科學校的學生、部分中等學校以上的“蒙藏回”學生、邊疆語文講習所學員也修過屬於邊政學科目的課程。

至於吳先生提到的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學校，應稱中央政治學校附設邊疆學校。該校由中央政治學校附設的蒙藏班發展而來。該班創始於1930年11月，1933春奉命擴充爲蒙藏學校，是年秋正式成立。1939年8月改稱邊疆學校。1940年秋增設邊政專修科。1941年8月改爲國立邊疆學校，組織照專科學校編制。同時，出於培養邊疆師資的需要，增設二年制師範專修文組一班，招收邊地高中畢業曾任中小學教師者加以訓練。五年制師範專修文理組各一班，招收邊地初中畢業生或內地初中畢業生有志往邊地服務者。課程遵照部頒法令，並參照邊疆實際需要嚴格訂定。其中，五年制師範科課程，其原則分三類，第一類爲邊疆課程，包括邊文、邊疆史地、邊疆政俗等。[16]

二、培養邊政人才與邊政學系的設置

培養邊政人才，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提上了議事日程，起初主要限於蒙藏方面。在1929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即有專人報告帝國主義侵略蒙藏狀況。大會得此報告，益感蒙藏問題之急需解決。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秉承大會意志，對此更是深切注意，第二次中央全會，特有關於蒙藏問題的討論，並於6月17日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於蒙藏之決議方案,[17]決定於首都設立蒙藏學校，爲儲備蒙藏訓政人員及建設人才之機關，由蒙藏各地選送優秀青年，應試入學。[18]

日本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後，1935年7月和1936年1月，關東軍參謀部進而主張將其勢力開闢到新疆、青海方面，向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區擴大。同時將綏遠、寧夏、甘肅、新疆及蒙古劃爲諜報區域。與軍事、諜報行動相配合，還利用“民族自決”的美名，煽動中國內部各族“獨立建國”。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一週年之際，日本政府“五相會議”通過指導性綱領《時局的發展與對支謀略》，確定了對華軍事戰略、政治攻勢（如分化中國內部政治勢力等）和加強在華經濟掠奪以支援戰爭等加快侵略中國步伐的六條方針，包括推進“回教工作”以便迅速擊敗中國。[19]

中國方面，受東北被日本侵佔刺激，大家都注意到邊疆在國防上的重要，才知道開發的工作實刻不容緩。而要開發邊疆，充實國防，必須先從教育着手。[20]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規定“政府應培養邊地人才，俾中央各機關得充分任用邊地出身之人員，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厚真正統一之力”。[21]在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張繼等提議“將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改爲邊政學院或大學，爲造就邊區青年之最高學府”。[22]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西遷，西部邊疆成爲抗戰根據地，是中國命運之所寄，國人多認識到中國抗戰“是全民族的一包括漢族，滿族，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夷族等一的抗戰!”只有聯合邊疆各族一致抗日，實行整個中華民族對日抗戰的主張，才能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及抗戰的最後勝利。[23]團結邊疆同胞，培養邊政人才，開發邊疆，建設邊疆，鞏固國防，更顯急迫。這樣，下至一般有識之士，上至蔣介石等統治集團高層，都視培植邊政人才爲一時急務，多主張在高校設置相關科系或創建專門院校以造就之。

1938年，張佐華建議在各種專門學校、大學校中選派邊疆學生在國內留學，以培養邊疆民族本身的幹部人才。[24]省立雲南大學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設立邊政講座，研究計劃中擬先設講座一人，日後就人才經費的情形徐圖發展，最後再設立邊政學系以造就邊政人才。[25]

在1939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多項提案涉及培植邊政人才。最後通過的邊疆教育改進案規定，“在邊疆適當地點，設立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教育部得指定國立大學酌量增設有關建設邊疆之科系”。[26]教育部隨即向高校下達設置邊疆科系的訓令。國立中山大學因此擬在文學院建立邊疆學系，但未獲教育部批准。[27]經教育部覈定，該校自1939年度起開設“邊疆問題”課程。教育部爲提倡邊疆問題研究起見，還核發該學程補助費2千元。[28]

1939年4月，參政員羅衡等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上提“請培植邊務人材以固國防案”，建議將全國邊界分爲臺閩區、越滇桂區、緬滇區、印藏區、新疆區、外蒙區和東北區，各設立邊務學校一所，招收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生施以訓練，訓練期至少三年，畢業後由政府選派成績優良、體魄強健者赴各該邊疆服務。提案獲得通過。行政院令教育部遵照辦理。[29]

1939年10月，參政員馬毅建議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山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廣西大學和湖南大學籌設邊政系，開設有關“苗夷”諸族課程，使有志青年習其語言，諳其政教，造就開發邊疆的專門人才，擔任開發邊疆的各項工作。[30]

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召開前夕，國民政府有關方面曾討論邊政之改善與加強，並擬對於邊政機關有所調整，使其職權與範圍加大。[31]1941年4月1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五屆八中全會上提出“設置邊疆語文系與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籌邊人才而利邊政施行案”，指出“自抗戰軍興，國人感於外侮之日亟與邊地之重要，鹹以團結邊胞，建設邊疆爲刻不容緩之舉。惟邊疆地域遼闊，居民複雜，語言文字，風俗禮教，乃至政治經濟，社會情形，均與內地無不差異。且因交通阻塞，彼此往返極稀，情愫無由暢通，瞭解未臻真切，中樞德意，往往不能宣達，政令推行，每感障礙叢生，以致言團結，則形禁勢格，難期實現；言建設，則主持之人，多成空談，瞻念前途，隱憂實深。又西南毗鄰各地方，如越南、泰國、緬甸、印度、南洋等處，無論在歷史上、地理上、人種上、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與我均甚密切。華僑在各該地方人數極多，各該地人民現雖多未能獨立自主，但其民族意識已逐漸強烈，其對我抗戰之同情，亦至爲深厚，徒以國人對此地方情形素極隔膜，未能切取聯繫，促成相互瞭解，致亞洲各民族之大團結，迄尚未能建立，各民族對我抗戰之國情，亦未能發揮偉大力量，殊堪痛惜”。“亟應設置研究及訓練機關，一面究明邊疆及毗鄰各小民族情況,以爲施政及外交之張本，一面培植籌邊人才，以爲推進邊政之幹部。”培植籌邊人才方面，建議“由教育部指定中央大學、中山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文學院分別增設邊疆語文系，分蒙藏回（阿拉伯與纏回）及安南、泰國、緬甸、馬來等兩大系，系下並分各學組，規定每年招收學生若干名，並酌設免費學制額，以資提倡。除邊疆語文外，並授以有關邊政各學科”。教育組審查時修正爲“得由教育部指定相當之大學，增設邊疆及毗鄰各邦語文課程或系”，然後予以通過，交國民政府妥籌辦理。[32]全會還通過了主席團所提《關於加強國內各民族及宗教間之融洽團結，以達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目的之施政綱要》，確定“改進並擴大現有邊疆教育機關，以培養邊疆人才”。“於適當地點設置必須之各種專科學校，並設置各級師範學校，以期造就邊疆各種人才，以應建設之需要。”[33]據時任蒙藏教育司司長的張廷休說，全會之所以有這個決議，除歷來各方人士的呼籲而外，最重要的還是因爲抗戰加深了國人對建設邊疆的認識，尤其是蔣介石認爲邊疆建設和國防的關係特別重大，所以他一面再三地鄭重向國人昭示，今後國家一切設施，都要以國防爲中心，一面又領銜在八中全會提出這個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提案。[34]省達看到“邊疆施政綱要”後，認爲對於邊區文字語言不懂，而僅喊開發邊疆、溝通文化、聯絡感情，不啻水中撈月，建議教育當局於各大中學添設藏蒙等文課程，或在大學添設藏蒙文系。[35]但是，教育部並沒有馬上落實五屆八中全會修正通過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提案。

1941年6月12、13日，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時任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的黃文弼提出“請教育部指令西北西南各大學或師範學院自三十一年度起增設邊疆語文系培植邊疆服務人才以利邊疆案”，指出：“八中全會決議設置邊疆語文系與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以培植邊疆人才，教育部迭令邊疆各大學設置伊斯蘭文化講座，及增設邊疆科目，足見中樞注意邊務之至誠，惟邊疆語言文字及文化獨成體系，大學現有科系實難隸屬，致負責乏人，鮮著成效，今爲推動便利起見，宜在邊疆各大學或師範學院特立一邊，列入大學行政系統與各科系同，以專職責而宏造就深入邊疆高級服務人才及中學教師。”所擬辦法第一項是：“本系附設於大學文學院，除因特殊關係所設之特殊科目，如西北必設蒙藏回及西北民族文化史或宗教史，西南必設倮倮文，苗文，藏文，及西南民族文化史外，其他科目就歷史系國文系教育系中之必修科目酌爲增減，但中國史地爲普遍必修科目，如願兼修政經，及理工科目者亦可準其選修。”審查組將案由改爲“請教育部指令全國若干大學自三十一年度起增設邊疆語文科系並培植邊疆服務人才以利邊務案”，將辦法第二項刪去，大會照審查意見通過。黃文弼顯然主張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五屆八中全會提案中的設立邊疆語文系予以落實，並提出具體意見。審查組也贊同黃氏建議。國語推行委員會則以語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抗戰建國時期的重要性，提出“設立語文學院培植邊疆方言及南洋各族語文人材以期深入發展教育使中華民族團結益固南洋僑胞地位提高案”，指出：“西南西北爲我抗戰建國之根基，研究邊疆，開發邊疆，此正其時，但研究開發必須深入，語文工具即大感需要，敵人爲侵略我國家分化我民族設立同文書院，培植能操我邊疆方言之人材，入我邊疆作間諜工作，我國爲統一中華國族發展邊疆教育對於邊疆方言反而未加註意，邊疆工作人材之少培植，故入邊疆工作者，因語言之隔閡感情難於融合，工作不能展開，殊給敵人以挑撥離間之機會。”“又南洋爲我國國防之外線，亦爲我國經濟之外線，不但散佈該處之僑民多，且像安南緬甸暹羅等地，向爲我國藩屬，現在敵人極力在作不利於我之破壞工作，此應急謀對策者。培植能操用南洋各族語文之人材，俾我抗戰勝利以後，在南洋扶助僑胞，宣揚我三民主義，使世界逐漸進入大同。”建議“由教育部創設國立語文學院，內分國語，蒙語，藏語，回語，苗語，馬來語等學系”。審查組將辦法改爲“請教育部籌設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案”，大會照審查意見通過。[36]該提案的本意，明顯是爲落實設置邊疆及毗鄰各邦語文系的決議，但修正後指的僅是後一部分。

其時，西南毗鄰諸國與中國確實關係疏遠。這不僅與孫中山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之遺教不符，而且在日本南進已臨近國門、封鎖印支通道、轟炸昆明的嚴峻形勢下，尤其不利於中國抗戰。着眼於當時及未來發展，對西南毗鄰各邦語文確實必須加以重視。隨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盟軍設立中國戰區，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組建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迫切需要東語翻譯人才，於是教育部在大理創辦東方語文訓練班以應急需，招收通達泰、越、緬語文之高中畢業或有同等學歷僑生，訓練三個月即派赴國外各地隨軍工作。該班由教育部長陳立夫兼任主任，蒙藏教育司司長張廷休兼任副主任，王文萱主持，在昆明、呈貢、保山等地招生，送往大理訓練，期滿即以翻譯官員待遇，分發任用。[37]因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進一步的反攻勢在必行，教育部遂將籌設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的決議付諸實行,在訓練班的基礎上正式創辦東方語文專科學校，1942年11月開學，初設印、緬、泰、越四種語文。至此，五屆八中全會設置“毗鄰各邦語文課程或系”的決議，終於得到落實。

1944年1月14、15日，第四屆邊疆教育委員會召開會議。時任西南聯大教授、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的汪懋祖與時任教育部戰時教育研究委員會專門委員、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的郭蓮峯提出“積極培養邊政人才案”，認爲“邊疆建設，在在需人，目前各邊地學校，僅足培養國民師資及少數初級技術人才，各大學附設邊疆建設科目，亦僅予少數學生以普通常識，未足以言專才，近來舉國對於開發邊疆，均極重視，然事實上迄無成績可言，最大原因當在能有良策而無專才，今後欲謀建設邊疆，當先從培養邊政人材始”。因此提出三個建議，第二個爲：“在中央大學並就鄰近邊疆之專科以上學校中擇定數校添設邊政系，隸於文學院，於三十三年上半年開始籌備，下半年招生開學，經費請政府專案撥給，學生以確屬志願赴邊工作者爲限，給予完全公費。”審查組修正爲“在鄰近邊疆之專科以上學校中擇定數校，添設邊疆語文系或邊政科目，其經費請政府專款撥給”，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38]汪懋祖教學及教育管理經驗豐富，且負責過邊疆教育一線工作，郭蓮峯長期任職教育部，對邊疆教育情況極爲熟悉。他們建議設邊政系的目的是培養開發和建設邊疆的綜合性邊政人才，並不侷限於培養邊疆語文人才。但在系名方面，審查組仍受五屆八中全會的影響，未採“邊政系”之名。不過，當時報道還是照提案原案表述。[39]正式成立時，也照原案稱邊政系。[40]在學校的選擇方面，汪懋祖、郭蓮峯所提中央大學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五屆八中全會提案一致，而既然國民政府偏重“蒙藏回”，[41]“鄰近邊疆”也即鄰近“蒙藏回”，符合這一條件的高校，西北邊疆首屈一指的西北大學[42]自然是最佳選項。

教育部長陳立夫在第四屆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開幕式上說：“本部邊疆教育委員會歷屆會議，側重計劃方案之研討，現邊疆教育推進方策，大體已定，今後重在實行，不尚空談。”[43]這是汪懋祖、郭蓮峯所提“積極培養邊政人才案”能夠得到落實的原因。

教育部在中央大學之外選定西北大學之後，沒有再擇高校設置邊政學系，主要原因是經費緊張。教育部邊教設施，不能不順應局勢，艱苦撐持，徐謀發展。大抵在日寇投降以前，政府爲策應盟軍反攻，軍需孔急，朝野上下呼籲緊縮機構，此期邊教事業大受限制。但邊疆教育關係國防至巨，教育部仍就人力財力之所及，黽勉從事，除海疆學校、喇嘛職教及中央、西北兩大學邊政系照常籌設外，並致力於原有學校素質之改善。[44]

到1947年，一方面可能是由於經費情況稍有好轉，另一方面，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提出設置邊疆語文系提案時的時任部長朱家驊此時爲教育部長，很可能是朱認爲設置邊疆語文系仍有必要，1947年初，教育部鑑於國內精通邊疆語文人才太少，特擬定計劃，擬指定國立蘭州大學和華西大學設立邊疆語文系科。其中，國立蘭州大學邊疆語文系將設“蒙回藏”三種語文科，華西大學則僅設藏文科。[45]同年9月，蘭州大學在文理學院成立邊疆語文學系，聘請藏文專家楊質夫代理系務，並招收新生，錄取25人。原擬同時設置蒙、藏、維文三組，嗣以聘請語文教員困難，暫設西藏語文組，學生報到者22人。計劃自1948年度起增設蒙文、維文兩組，嗣後逐年增加蒙、藏、維文組新生各一班，俾對蒙藏維諸族語文及整個西北邊疆之歷史文化作普遍研究，必要時尚須從事其他少數民族之研究。[46]

三、邊政學科目的開設與邊政學系的設置

南京國民政府認爲，文字隔閡、語言不通導致五大民族意志不一，感情不恰，如欲謀治本清源，須先從設校講學入手，使教育普及、語言溝通、文字大同。[47]因此在成立初期即有開設具有“邊政學科目”性質的課程或系的計劃。

1930年，教育部表示，國立各大學應視其經濟能力，酌設“蒙藏回”文學系或講座。[48]1932年，教育部長朱家驊指示，在全國語言未統一以前，爲使我國民族間互相瞭解融洽起見，“普通一般中學，如有特殊需要者，亦應酌量情形，由部準其增設蒙回藏語科目……其教學份量初中每週三小時，高中每週五小時”。[49]1933年，教育部頒佈的《中學規程》明確規定，“特殊地方”所設中學課程包括“蒙回藏”語，初中每週三個學時，高中每週五個學時，均學習三個學年六個學期。[50]同年，參謀本部鑑於我國邊疆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民族衆多、交通不便、文化落後，而政府未能專意經營，社會人士亦多漠不關心，致使大好河山仍爲荒壤，強鄰垂涎，蠶食鯨吞，國內對邊疆研究有素者則幾如鳳毛麟角，遂擬定了六項辦法，希望教育部採擇施行。第二項辦法爲“全國各大學附設研究邊疆語文之專科，凡研究某種語文者，即使對於該民族之第一項所列科目，更加深造，畢業後並施行特種考試，成績良好者，由政府分發各邊地服務”。教育部認爲所擬辦法均頗爲切要，其中二、三兩項屬於大學教育範圍，應由各該校查酌學科人才經費各情形，設法辦理，於6月份通令各公私立大學、學院辦理。[51]前述特種考試必考科目有“蒙藏回”語文之一種，所以這裏所謂的邊疆各民族僅限於“蒙藏回”，邊疆語文則限於“蒙藏回”語文。1935年10月，新疆省府駐京辦事處長宮碧澄向行政院建議改進邊疆事項七點，包括“籌辦邊政學校”“國立大學設邊疆講座及各特別班”，行政院交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及蒙藏委員會參考辦理。[52]教育部、內政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經會商，認爲所陳意見多屬切要，頗堪注意，擇要分別提請有關部、會推行。[53]可能是受此影響，同年11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以蒙藏政治訓練班設立宗旨，“既爲發展邊政，僅有蒙藏文而無迴文，殊不健全，爰經商準教育部將該班改爲邊政大學，並添設迴文一班，內部改設蒙藏迴文各一系”。但正在計劃時，黃氏奉命主粵，此議遂遭擱置。[54]可能是繼任委員長吳忠信對此不感興趣，遂未付諸實行。

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嚴峻的形勢使得設置邊政學科目或講座的呼聲更高。1938年9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麥斯武德建議在適宜地點，創辦“回教”大學一所，專備“回民”求學。國防最高委員會轉交教育部審查。教育部專門委員會審查後認爲，現有國立大學已有優待邊疆學生辦法，爲研究阿拉伯語文及伊斯蘭文化計，可再由教育部選定大學數處，商令特設此項講座，以造就需要之人才，並饜足“回教”同胞之願望。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通過，交國民政府辦理。後由教育部指定雲南大學、中央大學和西北聯合大學設置此講座。11月25日，雲南大學回復教育部稱已在籌劃辦理。1939年3月2日，又回覆教育部說，此項人才極難物色，“嗣經聘獲沙國珍先生允爲擔任，現已繼續辦理，不日即可成立”。[55]中央大學和西北聯大因該項語文人才較難物色，1938年未設立此項講座。但教育部以此項講座的設置，至關重要，1939年又令兩校從速設置。[56]1939年初，蒙藏委員會擬有派員分赴邊疆學習蒙藏回語文暫行辦法。[57]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的邊疆教育改進案也規定，“教育部得指定國立大學酌量增設……邊疆語文之選修科目”。[58]同年4月，參政員馬亮等建議“內地及邊省各大學應添設蒙回藏文講座及酌添蒙回藏文語言研究班或速成班”。國民參政會要求行政院“查照飭遵”。行政院令教育部和蒙藏委員會遵照辦理。教育部和蒙藏委員會會商後，將之改爲“內地及邊省各大學擬酌設蒙藏迴文化講座，由教育部通令辦理”。[59]同年，教育部開始補助大學設置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復旦大學設“邊疆農墾科”。此後受補助院校逐年增加。[60]因第四屆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汪懋祖、郭蓮峯所提“邊疆研究工作應有整個計劃分工進行案”，[61]戰後教育部依中國邊疆的自然分區，釐定研究專題，交受補助設科設座的大學，分頭研究，各大學再繳送研究報告。[62]1940年12月，邊疆學校擬有“蒙藏回”文選習辦法。[63]1941年春，教育部復申各邊區大學設置關於各邊區民族之文化講座之令。[64]同年4月7日，教育部以“提高邊地人民知識水準，首在語言之溝通，始能及文化之融會”。爲適應需要起見，指定西北師範學院、四川大學分設蒙、回、康、藏語科目，雲南大學於該年度添設“擺夷”語科目，造就專門人才，期供實用。[65]同年秋季，中央政治學校增設“邊疆史地”課程，由王文萱講授。中央大學地學系新開“中國民族”課程，由地形學家丁驌教授講授。四川大學史地系由於增開關於邊疆課程，或將地理獨立成系，側重於民族及邊疆的研究。[66]1942年，中央政治學校招生委員會決定自本年起，增設一語文專修班，計擬藏文、蒙文、印度文、緬甸文等語文班。中山大學法學院社會系增設邊胞之社會一科。[67]同年11月，中央委員時子周等人所提“請設邊疆語文訓練班，以利西北建設案”，與相關提案併案審查後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定於1943年春季在蘭州籌設短期訓練班，分蒙古、西藏及維吾爾語文等三組，以語文科目爲主，兼及各該地方之人文地文教程，凡中央派赴西北邊地及西北專科以上畢業生，調邊地工作者，一律入班受訓，視工作上的需要，選習一種或兩種語文人文地文科目，不予限制。[68]但受軍事因素影響，蘭州語文訓練班未籌設。[69]1942年12月，教育部爲鼓勵專科以上學生畢業後各就所長服務邊區，指示“在肄業期間，應由學校切實考查各生服務邊區之志願，並設蒙藏回語文選修科目，責令選修，以期將來服務邊疆，益臻便利，案關建國大計，務仰切實遵辦”。收到訓令後，雲南大學校長批示“擬請學校延聘蒙藏回語文教師，酌設該□語文科目”[70]

以上由教育部計劃和安排開設的邊政學科目或講座，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全是關於“蒙藏回”語文的，全面抗戰爆發後，所設科目涉及範圍有所擴大，且出現了部分高校自主增設的情況，但仍以“蒙藏回”語文爲主，尤其是教育部主導設置的科目更是少有例外。這些都是西北邊疆更爲複雜，國民政府的邊疆政策偏重“蒙藏回”的反映。但是，指定幾所高校設置都面臨師資難覓的問題，要普遍設置肯定是不現實的。不過，相關邊政學科目的開設，無疑爲邊政學系的設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四、餘論

由於邊疆地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邊政人才的培養是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始終的。出於培植邊政人才的需要，相關邊政學科目應運而生。只是，隨着邊疆、民族危機的加深，人才的培養雖然逐漸着眼於整個邊疆，但在實踐層面，仍根據實際情況，有所側重。西北邊疆內部的複雜性及其在國家各方面的重要性，確實要超過西南邊疆，所以受重視程度也較高。這是相關科目以“蒙藏回”爲主的原因所在。出於培養邊政人才的現實需要，在教育部決定將邊疆教育推進方策付諸實行的情況下，汪懋祖、郭連峯所提籌建邊政系的提案得到落實。而相關邊政學科目的開設，必然爲邊政學的設置奠定一定的經驗基礎。是培養邊政人才的現實需要，促進了邊政學科目的開設及邊政學學科的誕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玉華教授認爲中國邊政學的誕生除了吳文藻《邊政學發凡》的發表外，還有兩個標誌，即中國邊政學會的成立和《邊政公論》的創辦。[71]而中國邊疆學會的成立比中國邊政學會更早，其重慶總會發行《中國邊疆》月刊，成都分會發行《邊疆週刊》，陝西分會發行《邊疆雙週刊》，但卻只有林超民先生從區域研究的角度，認爲《西南邊疆》雜誌和“西南研究叢書”的出版，標誌着西南邊疆學學科的形成，並因此稱方國瑜爲西南邊疆學的奠基人。[72]“邊政學”與“邊疆學”兩者的命運爲什麼會如此大相徑庭，學界爲什麼會這樣厚彼薄此呢？孫喆、王江認爲，顧頡剛提出的邊疆學未得到更多的關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顧頡剛沒有就邊疆學的理論方法、研究對象和內容等做進一步的學理探討，是該學科體系僅停留在“啓蒙”階段而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73]言外之意，邊疆學缺少一篇類似《邊政學發凡》的文章。但是，楊成志先生籌組邊疆學系的計劃已涉及到邊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相關學科等，雖然不如《邊政學發凡》系統,但邊疆學並不缺乏學理探討。儘管《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邊疆學系組織計劃綱要》只是《西南邊疆文化建設之三個建議》中的一個建議，刊登該文的《青年中國季刊》也遠遠不如《邊政公論》影響廣泛，不過這似乎還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邊疆學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邊疆學系組織計劃綱要》上呈教育部後未獲批准，客觀上不利於人們對“邊疆學”的接受。而蒙藏委員會1934年就規定邊政學系的學生具有特種考試資格，1935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組織川康甘青邊政研究委員會,後改組爲邊政設計委員會，[74]11月蒙藏委員會擬建邊政大學，1941年4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設置邊政研究機關”，蒙藏委員會8月出版《邊政公論》，9月成立邊政學會,1942年第三屆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籌設邊政學院，都反映了國民政府對“邊政”及“邊政學”概念的認可。教育部安排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西北大學設置邊政學系，則完全承認了邊政學的學科地位。

按，作者婁貴品，歷史學博士，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原文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圖片來源，網絡。原文註腳已刪除，爲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