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5月12日 星期日 14：00-17：00

地點：青島市如是書店（嶗山區銀川東路3號國信體育場東廣場M區）

永遠都不要否定自己，因爲別人對做這件事樂意至極。

《包法利夫人》—已婚少婦的生死困局

在1856年到1857年之間，法國《巴黎雜誌》連載了一部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的小說，這部小說甚至被提起了公訴，指控其“傷風敗俗”，但最後宣判以“無罪”而告終。然而這場鬧劇卻使得原本默默無聞的作者從此奠定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部小說就是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這部小說不僅標誌着法國小說史的一個轉折，而且還在世界範圍影響了小說文學體裁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有意思的是福樓拜創造的這部小說的契機，是因爲他看到了一則關於少婦自殺的新聞而展開的想象。

書中主角愛瑪·魯奧是一位農莊長大的女孩，意外認識了平凡的小鎮醫生夏爾·包法利，包法利爲她的美貌而傾倒，向她求婚，在成爲包法利夫人後，平淡的婚姻生活讓愛瑪大失所望，她沉浸在追求炙熱愛情的美夢中，先後結識了才華洋溢的年輕人賴昂和俊朗的貴族魯道夫，併發生了出軌的行爲，忽略了丈夫和新生的孩子，使她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作家蘇美這樣寫到：艾瑪毫無疑問是個文藝青年。文章一開頭就通過各種手段強調這一條：通過夏爾的眼睛，看見堆放麪粉、牆漆剝落的房間裏，牆壁上固執地掛着艾瑪的鉛筆畫，畫的是文藝女神像。通過嫉妒的醫生妻子的破口大罵，我們知道了艾瑪會跳舞、繪畫、繡花、彈鋼琴。

通過托特人的眼睛，我們看到她穿衣頗有品位，追看巴爾扎克和喬治·桑的小說，關注文藝動態，喜歡飯局，鑽研時尚雜誌，讀哲學，讀歷史，會拿琉璃花瓶裝飾壁爐。

會給錶鏈掛裝飾品，會給袍子鑲一道邊，還會把普通的菜色進行漂亮的擺盤，喜歡手寫信，會寫情書，而且堅持認爲給男人寫情書是一個女人的本分，她的頭腦裏充滿不同常人的奇思妙想，穿男裝，婚禮也不想走尋常路，品位還挺雅緻。

——將這個女人從十八世紀一把拽到現在，她和朋友圈裏曬書、曬咖啡、曬畫作、曬花朵、曬旅行、曬書店、偶爾曬孩子但對先生絕口不提的少婦，有多大區別？

這些特質都使她卓爾不羣，畢竟鎮子上的女人們除了做飯、帶孩子、開店算賬之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羅多夫這個花花公子最初注意到她也是覺得她“跟鎮上別的女人不一樣”，但更大的不同是：艾瑪還很漂亮。一位七線小鎮的、文藝的、無聊的漂亮少婦——這種設計即便今天聽起來也相當高危，悲劇的發生是大概率事件。

拋開那些描寫，福樓拜花了很大的心思在細節的展示上，艾瑪的穿着就非常有意思：艾瑪第一次出場時，就仿照男人在上衣的兩顆紐扣間掛了單片眼鏡。這個裝扮，讓人想到《安妮·霍爾》中女文青鼻祖安妮出場時的男性化裝扮。

-伍迪艾倫《安妮霍爾》

服飾作爲符號，在很多小說和影視當中的作用不可小覷，在夏爾因爲一次失敗的手術而徹底名譽掃地之後，艾瑪也喪失了最後一點對丈夫的尊重和指望，夾雜着絕望的希望讓她穿上了男裝，“她……嘴裏還叼着一根香菸。

有一天她走下燕子號班車，穿了一件男式緊身背心，結果，本來不信閒言碎語的人，也不得不信了”。時至今日，女穿男裝或者男性打扮，都是對女性身份和社會輿論的公開對抗。

但包法利夫人不是安娜·卡列尼娜，她並沒有挑戰和對抗的自覺，她身上帶着尖銳的厭煩、混沌的渴望，對現實的不滿則落實在更爲庸俗的領域：生活不夠多彩，沒有混進浮華圈，錢不夠花，丈夫混得不好也沒有混好的跡象。

她渴望得到的，恰恰是安娜·卡列尼娜拼了命想擺脫的。安娜·卡列尼娜明確的知道自己要什麼，包法利夫人只稀裏糊塗的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

這截然不同的立場，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獲得了廣泛的同情與認可，而包法利夫人時至今日仍舊被當做懲戒來解讀，將同情心迫降在她身上還頗費思量。

但是，即便福樓拜非常剋制，卻仍舊在行文之中賦予了艾瑪一種她自己都未必意識到的品德，那就是模糊的生命意識和對美的渴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無處不在的藍色，福樓拜寫了一個藍幽幽的艾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