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沧斌

大同元年（535）二月，傅大士为梁武帝操持完忏礼，办妥为其夫人郗氏超生的轮回转世慈悲道场后，受梁武帝所赐的水火珠。四月，回到了双林佛庵。

梁武帝精通经学、佛学、史学、文学。傅大士离开京城后，他越想越觉得傅大士的头道身佛足儒的穿戴不妥，其“三教合一”理论的也依据不足。

傅大士接旨后，于公元539年三月十六日第二次进京。梁武帝在寿光殿独筵款待傅大士。

“帝有心而欲辩，大士岂有义而欲论”？其理由是：

尽管傅大士尊重自然规律，博取了道教、儒教讲究仁义治人的精华，使之溶汇于提倡贯通三世的因果定律佛教之中；可是，依据老子《道德经》的言论，老子是道重自然的。其哲学思想是要人“返朴归真”，回复到自然里面去。与孔子主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人们要行仁义，遵礼仪，家庭才会和，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兴旺的儒教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因为，老子以为：孔子倡导的礼仪，固然是好的。然而一个人到了需要注意礼仪的时候，说明他的道德早已败坏了。因他坏了道德，才产生需要用仁义礼治的规条来使之就范，藉谋补救。所以老子说“仁义出，有大伪”，“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换句话说，人类到了需要实行仁义礼治的时代，早已失却了自然之道的真朴，这样一来，欲人为道，反而去道愈远了。

所以老子主张“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患何有？”这样一来，他以为有身子才造罪恶，有罪恶才有大患。根据这个道教的原理，怎能与孔子为首的儒教、孔子提倡的仁义，去融合为一体呢？

然而，傅大士的“三教合一”之说，在京城皇族大臣官员中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

于是，大同五年（539），梁武帝第二次下诏，请傅大士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研讨有关“三教合一”的佛教理论，共论佛教“息而不灭”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