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宋徽宗：《萬曆十五年》之後的重磅歷史著作

（作者語錄：）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爲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系鬥爭。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他可以頒佈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命或罷免官員。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爲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爭奪朝中的影響，而位於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將出京任職視爲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職位。儘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的上層，就幾乎都不願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致數十位政府最高官員被罷免：第一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后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後開始親政。哲宗在世最後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爲他們恢復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最後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位置。

（書蟲評論：）

值得大力推薦的好書

再沒有比這本書說宋徽宗說的更好的了

將徽宗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來了解，確實能夠做到了同情之瞭解，論述的反思與評論相當中肯，如果能夠論及到徽宗形容的流傳變化以及當時的文化氛圍也許會有更大的拓展空間。

昨夜讀到凌晨一點多被先生沒收了，早上又早早掙扎起來讀，終於讀完。

喜歡宋史

與中文世界主要從徽宗的政治作爲及其影響來評價徽宗不同，伊佩霞以徽宗自己的眼睛看當時的世界，用一種新的方式講述他的故事，目的是要解釋，而不是翻案或譴責，因此可以說作者對徽宗抱有相當“同情之理解”。在寫作中，伊佩霞不斷將徽宗與古今中外的君主做比較，由此觀察到宋代宮廷的“封閉性”，並將此視爲徽宗各項活動的起點。同時，作者非常強調徽宗作爲“人”、作爲文人士大夫的角色，從個人的角度討論其信仰、藝術修養、藝術愛好等，這一方面豐富了我們對徽宗的認識，另一方面由此觀察到的解釋也不免偏頗，比如作者對徽宗道教信仰與政治關係的解釋，就難以令人信服。總的來說，該書文筆流暢，內容豐富，但深度上則有所欠缺，還是值得一讀。

推薦

★ 《萬曆十五年》之後的重磅歷史著作，兼具敘事技巧與學術高度——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曆史學會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伊沛霞教授心血之作，積數十年之功，集合西方學界在此專題上之大成，爲宋徽宗立傳。美國曆史學者李瑞（Ari Daniel Levine）則認爲從黃仁宇之後，還沒有一流學者撰寫過這樣兼具學術高度和敘事技巧的著作，讓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都能沉浸其中。

★ 以現代史家之眼，還原宋徽宗的真實生命歷程——拋開中國傳統史學符號化的道德指責，伊沛霞教授以“瞭解之同情”的現代學術立場與現代政治觀點，從宋徽宗自己的視角出發，再現了北宋末期的歷史與時代風貌。

★ 北宋末期，中國的藝術水平究竟取得了多高的成就？——作爲歷史上屈指可數天賦極高的藝術家皇帝，在書法、繪畫、詩詞、茶道、建築等多個領域，宋徽宗在位年間，有何種影響。他和同時代藝術家，如何往來。以繪畫爲例，作者選取五幅名作，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北宋的滅亡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位二十餘年，宋徽宗犯過哪些錯誤？在走向盛世的時刻，宋徽宗在面對外交、戰爭、黨爭、經濟方面的棘手問題時，出於何種目的，做出了哪些決策，使得情勢急轉直下，乃至最後淪爲亡國之君？

內容簡介

宋徽宗在位期間，中國幾乎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在位二十多年間，這位極富藝術天賦的皇帝帶領宋朝達到了文化上的鼎盛。不過，因爲被女真人俘虜，最終死於異國他鄉，宋徽宗更多的被後世認爲是一個失敗的皇帝，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

伊沛霞教授積數十年之力撰成《宋徽宗》，成爲英文世界爲這位皇帝撰寫的首部完整傳記，力圖矯正大衆對徽宗“腐化、昏庸”的偏見。伊沛霞重塑了宋徽宗的形象，將其放回歷史語境中，還原一個繁榮國度的君主不斷追求卓越榮耀的雄心——儘管這份雄心以悲劇收場。

徽宗在即位早期竭力超脫朝廷黨爭，隨後將精力轉到自己擅長的領域。他大大拓展了朝廷的慈善事業，建立官學、醫院、孤兒院、乞丐墓地。作爲藝術家，他身邊圍繞着傑出的詩人、畫家、音樂家，他還修築了壯麗的宮殿、寺觀和庭園，後世幾乎難以媲美。他對道士青眼有加，爲道經作注，還讓臣民也接受並踐行這種信仰，不過他對道教的虔誠最終偏離了儒學主流，削弱了他的治國能力。

作者簡介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近年來致力於宋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著述豐富，代表著作爲《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獎）、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2010年史密森學會島田獎）、《劍橋插圖中國史》。2014年，爲了表彰伊沛霞在學術研究上的貢獻，美國曆史學會爲她頒發終身成就獎。

精彩書評

就史籍解讀與史學反思而言，宋徽宗是很好的個案。在習見的歷史敘述中，徽宗無疑是反面形象。本書作者強調徽宗既是皇帝，也是“人”，希望避開以往的評價框架，以不同類型的材料和多種細節，拼織出形象豐富的宋徽宗

——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伊沛霞教授將個人和政治、政策和人性結合在了一起，努力追索到底是什麼推動着宋徽宗一步步追求文化復興和政治改革，爲我們理解統治者仍在灌輸的激情提供了一個新的面向——不管這種激情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嶺南大學教授）

自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以來，還沒有大學者爲普通讀者寫一部中國皇帝的傳記。伊沛霞廣泛徵引各類原始材料，按照主題和時間重新梳理，用全新的視角加以處理，修正了徽宗長久以來的負面形象。她沒有從“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這個角度來解讀宋徽宗，而是努力從徽宗的視野來看他的世界，並時刻意識到徽宗在做決定時究竟掌握哪些信息。伊沛霞對宋徽宗生平的解讀是人文主義的，並帶有心理學上的說明，她試圖重新想象皇帝威嚴的外表下隱藏的脾氣秉性、真情實感和個人思想。

——李瑞（Ari Daniel Levine，喬治亞大學教授）

精彩書摘

宋徽宗的政治難題：黨爭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臺入手，大致可以定義爲朝廷和文人輿論圈。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諫官和臺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力。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拔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稅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確授權。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係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致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的經濟命運。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爭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羣體，被稱爲“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但是這個羣體並不限於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對於這些擔任諫官或臺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爲就是職責所在。諫官和臺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爲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羣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諂媚等標籤。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麼建議都是有害的。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爲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產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製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爭議最大的是對農民實施青苗法、將勞務換爲稅收的募役法，以及徵收商業稅並使政府參與貿易的市易法。

書評：倒放電影VS.身臨其境：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作者：伯樵·阿蘇勒

時間：2018-07-24

宋代在歷史上積貧積弱的形象，最近十幾年得到了很大改觀。學術著作、民間網文，每每提及此話題，引用陳寅恪“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說法，幾已成爲了標準操作。而隨着故宮博物院近些年一系列宋畫展覽、衆多普及型宋史著作的出版，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持久不衰的文學影響與人格魅力，更是在坊間引發了一輪輪宋代文化熱。

有趣的是，普羅大衆對於宋代皇帝的評價，卻並未因宋代文化、經濟地位在大衆印象中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二帝，拜《水滸傳》和《說岳全傳》等通俗文學所賜，外加北宋滅亡、南宋偏安等鐵一般的史實，其昏聵無能的形象、對奸佞宦官的寵信，早已在大衆的歷史文化記憶中根深蒂固。而在專業學界，雖然對北宋徽宗朝的史實已有比較深入的探討與認識，但對於宋徽宗（乃至蔡京、王黼、童貫）的評價基調，仍然多傾向於負面（如張邦煒）。

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於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一書（中譯本將於2018年7月推出），卻體現了這位北美歷史學家對宋徽宗這一頗爲悲劇性的帝王的“理解之同情”。伊沛霞以其細膩生動的筆觸、對歷史現場的高度還原、以傳記寫作（而非學術寫作）爲導向的敘事筆法，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恢弘壯闊、但卻倏忽間走向分崩離析的歷史畫卷。

北美的宋代研究與伊沛霞

北美漢學的宋代研究起步較晚，雖然誕生了像柯睿格（Edward Kracke）這樣優秀的美國本土學者，外有如劉子健這樣出身中國、後赴美留學的外來學者的加盟，但北美宋代研究1970年代之前長時間處於起步狀態，加之歷史原因無法與大陸學界互通聲息，很多時候只能基於日本漢學家宋代研究的引介，來推進本國領域的研究認識。

而進入1970年代之後，劉子健於1974年出版的《中國轉向內在》（China Turning Inward）、郝若貝（Robert Hartwell）於1982年發表於《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的長文《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以及韓明士（Robert Hymes）1986年出版的《官宦與紳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這兩本著作、一篇論文，一舉奠定了北美漢學在世界範圍內宋代研究中的地位。進入1990年代，很多早已在業界成名的學者，如賈志揚（John Chaffee）、包弼德（Peter Bol）、柏文莉（Beverly Bossler），都寫就了視野更爲宏闊、觀點影響力也更爲深遠的著作。在短短40年間，北美漢學界的宋代研究，逐漸走向成熟和多樣化。

伊沛霞1975年於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其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從漢魏直到隋唐的世家大族及其與王朝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傳統的政治社會史研究課題。而論文出版之後，伊沛霞的研究興趣從早期帝制中國開始轉向宋代，不僅幾乎與北美宋史研究一同從起步階段走向繁榮，並且敏銳地與社會史、女性史等學界熱點同步，其最著名的作品無疑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一書，此書也獲得了北美最重要的漢學著作獎項——1995年列文森獎（20世紀前）。2013年，伊沛霞更是被美國曆史學會授予終身成就獎，她也成爲了1997年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2010年韓書瑞（Susan Naquin）之後第三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北美漢學家。

2000年之後，伊沛霞宋代研究的關注點從社會史、女性史開始聚焦到了北宋最具悲劇性的皇帝——宋徽宗——身上。在不到十年時間內，她總共出版了三本有關宋徽宗的重量級著作：2006年與畢嘉珍（Maggie Bickford）合編的論文集《宋徽宗與北宋晚期：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2008年的藝術文化史專著《積聚文化：宋徽宗的藏品》（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以及“徽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

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長久以來，歷史學家對於徽宗朝的歷史敘述大體圍繞着傳統“昏君奸臣”的亡國敘事：無論是徽宗對於蔡京、王黼、童貫等人的恩寵，還是他對於道教的盲目篤信，抑或對蔡京等人提出的“豐亨豫大”太平盛景的深信不疑，更別提作爲一國之君的徽宗將過多的個人精力投入於繪畫、音樂、園林等與治國無甚相干的藝術創作與欣賞中——這一切都成了他日後爲北宋傾覆所擔負的累累罪證。

到了明代，徽宗本人的輕佻形象，及其身處時代的種種社會弊端，更是藉由通俗小說《水滸傳》被大衆化、普及化。青面獸楊志先是丟掉了爲徽宗修建園林的花石綱，後來又被晁蓋等人成功智取獻給蔡京的生辰綱；而徽宗與名妓李師師的風流韻事，更是成爲了《水滸》後半部的關鍵情節——在後世的北宋印象中，徽宗牢牢地與聲色犬馬、奸臣當道等經典的亡國敘事捆綁在了一起。

伊沛霞的《宋徽宗》則有意避開了這一傳統的亡國敘事。本書大體以人物生平爲順序，徐徐展開了徽宗一生的畫卷：徽宗趙佶是哲宗趙煦的弟弟，原本與皇位無緣的他，卻因爲哥哥的英年早逝，突然之間從王府中養尊處優的親王，一躍成爲了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登基伊始，就陷入了向太后、新舊黨的政治鬥爭之中，他先是提拔了一批原被全面罷黜的舊黨官員，之後又果斷地選擇了新黨改革派。

在之後的將近26年中，他一面推進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興辦了大量學校，下令編纂了醫典，在政治層面和經濟層面積極佈局，將統治權集中到他個人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好大喜功，對宋代的國力、財力、軍力缺乏自知；他將大量的個人精力和國家物力，投入到了個人享受之中，同時也通過尊崇道教和喜迎祥瑞來確立其統治權威。在遼金之間緊張對峙的關鍵時刻，一心想要超越父兄、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徽宗，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之下衝昏了頭腦，在向女真人暴露了己方真實的軍事實力的同時，也因爲猶疑觀望和方臘叛亂，錯失了最佳的戰略時機，直接導致了北宋的覆滅。

對於身處後世的我們來說，在已知北宋滅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徽、欽二帝，總不免戴上“後見之明”的有色眼鏡。尤其對於那些志在以史爲鑑的傳統史學家看來，分析北宋滅亡的原因，必然要逆向地將之歸結成統治者的治理失誤、道德有虧——這幾乎已經成爲了傳統史論的一種經典化、公式化的推論。

但對於徽宗這樣一位才具平庸、眼高手低的帝王，伊沛霞更多的是投以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意義上的理解之同情（Einfühlung）。在她看來，徽宗並非是沒有抱負和野心的君主，他缺乏的是與其抱負、野心相匹配的雄才大略和施政能力。比如，在歷史上爭議極大的“宋金同盟”問題上，伊沛霞不斷地強調徽宗在做出政治決策時所面臨的種種現實處境和歷史前提：無論是有宋一代對丟失領土的念念不忘、當時燕雲十六州看似唾手可得的絕佳良機，還是朝廷中保守派和激進派的爭執，當然還有徽宗一直以來盼望可以達成超越先人成就的野心——在種種外因內因的交錯纏繞之下，徽宗（及其臣僚）對局勢出現了嚴重誤判。而在當時，哪怕是對同盟持最激烈否定態度的保守派官員，恐怕也沒有想到，這次決策失誤，會讓北宋如此迅速地走向覆滅。

至於宋徽宗對道教的尊崇和對祥瑞的熱情，長久以來也被看成是“不務正業”，但伊沛霞對此也有修正式的看法。徽宗對道教、祥瑞的迷戀，並不能完全解釋成個人化的宗教迷信和好大喜功；徽宗朝的道教、祥瑞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是徽宗統合自身權力架構、樹立統治合法性、個人威望的重要意識形態拼圖，並且藉由對道教的推崇達成政教合一的理想統治，而徽宗本人，就是這個理想統治的最高終端。而徽宗不惜花費大量財力、物力修建的艮嶽（園林），也不單單是玩賞風月的宮苑，而同時承擔了相當多的宗教功能、政治功能，是徽宗政治理想物質化的重要組成。（對於這個問題，伊沛霞看法相當複雜，一方面她認爲不應對徽宗崇道做出過度政治性的解讀，但另一方面她又承認道教在徽宗統治理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化解讀在方誠峯《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一書中有更直接的闡釋。）

歷史學家長久以來對徽宗乃至徽宗朝抱有非常負面的看法，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當然是來自於傳統史家的“敘事套路”，以及建立在後見之明上的“逆向歸因、倒放電影”。在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如王朝覆滅）發生之後，史家總是天然會逆向去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作爲弊端的原因自不必說，而那些有利有弊的因素，史家們也會很自然地放大其“弊”的一面，而對“利”的一面則相對忽視。徽宗朝被後世指斥的很多做法，其實都在可以理解的容錯範圍之內——如佞道、興修，在無數朝代都有存在——但後見之明使得史家們放大了這些“可以犯的錯誤”，而將之指斥爲徽宗朝君臣誤國的主因。半個世紀以來，因爲史學家越來越着力於剝開道德化歷史敘事的外殼，所以在對李林甫（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吳宗國、丁俊）、蔡京（楊小敏）這樣被傳統史家定讞爲奸臣的歷史人物進行研究時，現代歷史學家的看法更爲客體化，希望擺脫傳統研究“倒放電影”的陷阱，轉而對歷史人物投以了更多地語境化理解和再評價。

而另一方面，這些負面態度，也與宋代史學家道德化的歷史寫作策略對歷史的剪裁息息相關。宋代士大夫無論是官修還是私撰歷史，總喜歡以道德化的儒家視角去審視歷史人物。最著名的無疑是北宋歐陽修，他通過官修《新唐書》、私撰《新五代史》的機會，以儒家立場對唐五代的歷史人物重新臧否。而到了南宋，史學家們更是傾向於用道學視角來品評北宋朝的得失，很多南宋史家把北宋滅亡的責任全部歸結於蔡京等新黨人物身上。比如，很多南宋史家把北宋滅亡的責任全部歸結於蔡京等新黨人物身上，連帶徹底否定了王安石熙豐變法以來新黨人士的所有成就，這導致了新黨人士的文集大多沒能保存下來，這其中就包括很多徽宗朝新黨官員的筆記；南宋史學家甚至爲了表明反對新法的立場，二次修訂了《神宗實錄》（紹興本）；而在南宋趙汝愚所編定《宋朝諸臣奏議》中，新黨中重要人物呂惠卿、章惇等人的奏議都鮮有被選入，未收錄的人裏也包括在徽宗朝早期非常重要的宰執曾布。根據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研究，元人所編《宋史·蔡京傳》的史料主要源自徽宗朝蔡京政敵撰寫的筆記，所以歷史學家在引述這些史料時，都必然要考慮到其傾向性和被裁剪的程度。此外，研究北宋的重要史料《續資治通鑑長編》中，關於北宋徽、欽二帝的部分又早已亡佚。所有這些，使我們對北宋末年這段歷史的建構，必須大量基於南宋史家所給定的前提之下，對於形象本就不佳的徽宗君臣來說，這層“歷史的嚴妝”（蔡涵墨語）必然更趨於“抹黑”，而非洗白。

伊沛霞對徽宗投向“理解之同情”的目光，也正是基於對史料的謹慎選擇。她首先儘量選擇在徽宗朝就已經被寫定的史料，而在不得不面對“後徽宗時期”的史料時，她也在鑑別撰寫者政治立場、內容來源的前提下，再對史料進行取捨。伊沛霞甚至還專門在附錄中對自己不選擇某些史料的原因做出說明（其中就包括徽宗與李師師的傳說）——雖然其中大多也是中國傳統史家常用的鑑別選裁標準，但伊沛霞對史料的謹慎甄別，卻最終使她做到對於宋徽宗的理解與同情。

深描的歷史VS. 翻案的文章

《宋徽宗》雖然由學者所寫，但卻看不到多少學術著作的痕跡。傳統的學術著作以學術問題爲導向，每一個章節都圍繞着問題而展開，所有的論述、論據都是爲了支撐最終的學術論點而存在。這樣的學術寫作方法，內容更爲集約，結構極具向心力，但對普通讀者卻不甚友好——觀點看上去雖然明晰凝練，但卻失去了歷史細節的豐腴之感。而《宋徽宗》則更像一本悅讀的傳記，而非以問題爲導向的專著。

自本書第一章《長在深宮》開始，伊沛霞就以其無比綿密但卻組織有序的筆法，在敘述徽宗從幼年到青年的成長曆程的同時，也向讀者仔細描繪了宋代宮廷的日常生活場景：從皇城的格局位置，到後宮複雜紛亂的人際網絡，再到皇子們平日的娛樂、學習、交際和出遊......伊沛霞在此完全放下了學術寫作的筆法，她以其事無鉅細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宛如徐徐展開《清明上河圖》手卷一般，散點式地向我們娓娓道來北宋皇廷的方方面面。

在這個意義上，《宋徽宗》既不是類型化的學術作品，也不是全景式的歷史科普著作。它在寫作風格和立意上，更像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截取了歷史的一個斷面、一些個案、數個人物，然後將他們放回到歷史現場之中，讓我們得以重新體察他們的個人抉擇。在這裏，沒有理論化的歷史框架束縛，沒有後見之明的史家刀筆，更沒有上帝視角的指點江山。人物彷彿是在歷史畫卷中的一瞬，自然展開：作爲具有自主意識的行動體（agent），被裹挾在權力關係的型構（configuration）之中，最後遭遇到了歷史偶然（contingency）的衝擊。

同時，與即將出版的另一部“亡國君主”傳記《隋煬帝》中譯本（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熊存瑞著）類似，《宋徽宗》也參考使用了在歐美非常流行的性格研究法（personality studies）來對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行爲進行側寫（profile）。伊沛霞剋制但卻大膽地探究徽宗所作所爲背後的深層原因：長期居於內廷的生活，使他對民間社會缺乏瞭解，同時也無法對大宋王朝軍隊的戰鬥力有客觀的認識；他對祥瑞的狂熱，體現出其性格中自負虛榮的一面；而在宋金聯盟問題上的失策，也反應出了徽宗對自身治國能力的過度自信。而比個體性格弱點更可怕的是，這些弱點結合在了一位皇帝身上，導致了他對國家實力和對外局勢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從而進一步導致了後來的“靖康恥”。但是如果回到宣和、靖康年間的歷史現場的話，我們又會發現，以徽宗好大喜功的性格，他所做出那些政策決定，不僅有其合理的決策基礎，甚至換作別的統治者，或許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徽宗確實生錯了時代。如果沒有女真人作爲征服王朝所造成的外部衝擊，或許他會像中國大多數皇帝一樣，做一朝太平天子；就算偶爾遭遇內部危機，也能夠化險爲夷。比起那些真正昏聵的帝王，比起那些真正於國家治理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奸臣庸吏，徽宗、蔡京等君臣的組合，其實並沒有後世想象中的那麼不堪。徽宗君臣只能感嘆自身的命運不濟，碰上了崛起速度更快、侵略性更強的北方政權——在這一前提下，僅僅做一個及格水準的皇帝，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就算比徽宗朝君臣更睿智、深沉的決策者，也未必能自外于靖康之難。

但我們能就此認爲伊沛霞這部厚達600餘頁的著作，是在爲宋徽宗“翻案”麼？恐怕也未必。

《宋徽宗》的主旨並非要爲傳主正名。伊沛霞用無數豐富鮮活的歷史細節所建構出的歷史語境，似乎是想幫助普通讀者（而非學者）重回歷史現場，讓我們理解徽宗政策行爲背後的合理性。但伊沛霞並未諱言徽宗的種種缺點——無論是性格上的還是決策上的，畢竟歷史的結局已然發生，徽宗也不像崇禎那樣無辜，獨自一人面對已無力迴天的破碎山河。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他既沒有寇萊公這樣的股肱之臣，也未能履行作爲皇帝的職責與擔當（而是把鍋甩給了兒子欽宗趙桓）。所以，無論如何，伊沛霞沒有體現任何要將徽宗從北宋滅亡的罪責中徹底開脫出去的意圖。

結語

雖然伊沛霞對於筆下的主人公充滿同情與理解，但《宋徽宗》依然存在一些並未直面的問題。比如徽宗朝最核心的政策方向是怎樣的？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之後的北宋軍政實力？徽宗對於園林、宗教的財力投入，是否耗資巨大，以至於影響了之後戰爭時期可以調動的備戰資源？……伊沛霞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瞭如何把徽宗還原成一個人，但卻對更爲硬核和冰冷的徽宗朝軍政、宋金戰爭的“技術參數”沒有過多追究。

這或許也是伊沛霞的有意爲之。畢竟，對於一位深居內廷、志大才疏的前現代中國的君主來說，冰冷的統治術、對自身國力的準確把控和對國際局勢高瞻遠矚的判斷力，絕對不是徽宗的所長，更不是他治國能力所能企及的思維高度。徽宗絕非一個完人，他身處權力體系之巔，但卻有着與常人無異的性格缺陷，而這種缺陷在面對犀利無情的征服王朝時，被無限地放大。或是能力欠奉，或是時運不濟，這位絕非是中國史上最糟糕的藝術家皇帝，在時局的碾壓與追逐之下，從一個庸人，走向了一個罪人。他的抱負被人們忽視，他的缺點被史家誇大，他那些無傷大雅的吟風弄月也被後世當成亡國的罪狀——而徽宗那些紹述鼎新、收復北境的光榮與夢想，也伴隨着無情但卻不可抗拒的時代洪流，不但未能沉澱爲讓後人心生同情的歷史記憶，相反，卻淪爲了可悲的笑談。

這或許，就是伊沛霞抱着理解之同情、爲宋徽宗立傳其最本質的動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