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幹。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着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嶽。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卻找不到東嶽。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楊絳·《幹校六記》

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婦因“文革”而自盡身亡，而他們的摯友楊絳夫婦，也因爲文革，遭受了生命中最慘痛的風波。這種慘痛，不止是身體上的，亦是靈魂深處的。

他們先後被監管，工資待遇沒有，每個月只有一點生活費，伙食也受到限制，只被准許喫土豆、鹹菜等食物，甚至連穿衣也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不久，文研所的工作也取消了，楊絳從一個研究員變成了掃廁所的清潔女工，而錢鍾書則分到了掃院子的活。

這並不僅僅是迫害的主要內容。他們時常被批鬥，開批鬥大會成了家常便飯。錢鍾書的頭髮被剃得亂七八糟，縱橫兩道，非常難看。幸好楊絳靈機一動，乾脆把剩下的頭髮都剃光，也免得下次再被折騰頭髮。她自己卻被剃成了“陰陽頭”，也就是被剃掉了一半頭髮。錢鍾書可以剃光頭，楊絳總不行吧。

她很發愁，卻也沒有唉聲嘆氣，只是想辦法。最後她想起女兒曾經留過長髮，辮子剪下來還好好地放在最下面的櫃子裏。楊絳趕快把頭髮找出來，連夜做了一個簡陋的髮套。雖然極其粗糙，總算是能夠出去見人了。錢鍾書很是心疼，楊絳反倒安慰他說，她從小就特別羨慕弟弟能剃光頭，現在也是“夢想成真”了。

淡然豁達的楊絳毅然戴上假髮套出門去。她現在的工作是打掃女廁，要是不去上班，還不曉得會有怎樣的“待遇”，所以，不論怎麼艱難，她還是硬着頭皮走出家門。這個假髮套，擺着看看還可以，一戴上去，醜且不說了，而且不透氣。因爲頭髮放了太久，所以顏色已經發黃，很明顯就能看出。

坐公交車時，售票員一眼就看出來，很惡劣地指着她說：“你這黑幫，還想坐車？”她分辯說自己並不是黑幫。然而，解釋又能夠如何呢？分明是真的，但是這些最真切不過的話，卻在衆人的指指點點和冰冷的目光裏，漸漸蒼白。

她默然地下了車。不懂事的小孩子追過來，嘲笑，扯着她的假髮。賣菜的小販也不肯把菜賣給她。迫於無奈，她只好讓錢鍾書去買菜，自己一週只買一次菜。可就算是這樣，她依舊覺得惶然--這個世界，怎麼會在一夜之間，變得好像誰都不認識誰。或許過去幾十年的人生，都只是一場似真非假的夢，煙雲飄散，恍然裏支離破碎。

她只認得鍾書。

在這個世界顛覆所有過往，黑白混淆的時候，唯有枕邊人，是她從始至終熟悉的面孔。他安慰並且保護她，同甘共苦，榮辱相依。其實她不是不知道，至親至疏夫妻，多少曾甜蜜溫存的夫妻，在這場災難來臨時，選擇放棄，劃清界限或者檢舉對方。他們固然有他們的無奈和悲傷，然而，這種令人已見怪不怪的新聞，依舊讓楊絳覺得心寒。

心寒之餘，是慶幸。如同劫後餘生。慶幸自己沒有遇上那樣的不堪，也慶幸他們之間橫已有足夠的信任與依賴。

或許，正是這樣的心情，支撐着日漸年邁的楊絳和錢鍾書，在那場動亂中生存下來。還有機會，可以牽着彼此的手，靜謐地看着日光一點點沉沒在幽幽的山坳。他們都成了清潔工。當教授，當研究員，當清潔工，變的是工作，不變的是工作態度。他們做了清潔工具，一絲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後來，有人說，楊絳打掃的女廁，水箱上的拉鍊都沒有灰，地上一層不染，跟從前比起來，不知乾淨了多少。

辛勤的工作態度似乎沒有改善他們的命運。一九六九年，他們下放到幹校。幹校是政府集中知識分子學習再改造的地方。錢鍾書是先遣隊，提早離開了北京。他走的那天，全家人都去火車站送他，女兒，女婿，還有楊絳。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後迸斷，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綵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幹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絕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楊絳·《幹校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