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20多年以前，人们崇尚一些打破碑帖概念的字，当时的“破”，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又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到处充斥的是变形的东西，你就需要这个东西（经典）去破它。书法密码微店

二、我对传统的复归是一定程度的复归，因为在传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路子，空间变形是其中一种，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感觉现在写老老实实那一路人写的太少了。一般人一写（按传统经典的一路写），就被称作俗。但是你要这么写（变形）就不俗。

三、你们都知道这一路（经典一路）好，为什么都不写这一路？这一路都没人写。为什么没人写？都知道唐楷难写，唐楷的“点”好，这个“点”就放在那里，但是没人来写这个。

四、经典太完美了——你写它就完蛋了——这完全是个骗局，这是骗人的话。另起炉灶，然后我们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似乎这是一条很宽的路子——根本不是这样的。

五、《丧乱帖》的每个字都超出我们想象，那个时候的字结构还不成熟，大家口口相传，谁厉害一点，就完善一些。我们看到丧乱帖，不平稳，半生不熟。我们现在才觉得好。说不定王羲之的审美理想里面，看到唐楷（智永），可能会吓死，这也许就是他追求的东西。

六、现在大家觉得太成熟的东西没意思。唐代人和我们的时代是接近的。我们对文字的认知，从唐代到现在没什么太大变化。人们对够得到的东西比如唐代，会觉得没意思，魏晋的东西我们够不到，都觉得有意思。唐人的严密，我们用一辈子功夫或许也能达到。但魏晋的灵气，那种半生不熟，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

七、宋以前的法帖，都是一笔一笔运出来的，从容不迫，在每一根线条里面都能感受到那种档次，那种心态都可以看出来，不急不火，从容不迫，这种气度，这种心闲神定的感觉我们是可以感受出来的。清代的字也有好的，比如康有为、何绍基的线条。但是这个时候的线条已经显得做了。当代人写字更多地是把擦、描、涂等等技法所有的都用上去了。

八、用腕运，“运”出来的线条，这是一种蛮高级的东西。但是魏晋时候的字，不一定就是运出来的，一些地方是“甩”出来的。用腕的概念是从宋唐以后来的。

九、写碑的，少有不碑帖结合的。但是我个人几乎不写碑，因为在我的感受，它们之间会构成冲突。

苏轼行书《东坡与民师书真迹》欣赏

苏轼行书长卷《东坡与民师书真迹》纸本，纵27厘米；横96.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由儋州内调，九月过广州。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此卷为苏轼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会“文理自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今江西新淦县）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后在广东任推官。

《答谢民师书》原文：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