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 花了數年時間拍攝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現在她製作了一部電影紀錄片，講述了社會對財富的極端癡迷，以及我們所有人爲它付出的代價。

20世紀90年代初期，紀錄片攝影師勞倫·格林菲爾德與墨西哥瑪雅部落的成員成功建立信任關係，當時她拿到了佈雷特·伊斯頓·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寫的一本書的草稿，也就是《比零還少》（Less Than Zero）這本邪典小說的草稿。這本書主要描繪了洛杉磯富裕的大學生的聚會、派對、吸毒和濫情等極度奢靡的生活，格林菲爾德決定將攝影作品對象，從瑪雅帕倫克（Maya of Chiapas）變成她家鄉的富裕子弟。

一、價值體系完全改變了，重要的不是你是誰，而是你的價值格林菲爾德向我們介紹了那些受到財富驅動的人物。 “無論有多少錢，他們仍然想要賺得更多”，格林菲爾德談到這個話題。我們遇到一位對沖基金經理弗洛裏安·霍姆（Florian Homm），他在德國過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以避免被引渡到美國，因爲在美國他被判處225年監禁。霍姆吸食着雪茄，嘴裏還滴着金子，他被稱爲“金融的反基督者”，他被投資者敲詐騙走了數億美元。他告訴格林菲爾德，道德在80年代發生了變化，“價值體系完全改變了，重要的不是你是誰，而是你的價值……道德在這個價值體系中是完全無效的。”

最能概括格林菲爾德作品的照片之一，一個DJ、說唱歌手兼製作人的利爾·喬恩(Lil Jon)，微笑着展示價值5萬美元的鑽石和鑲金牙齒。還有前色情明星凱西·喬丹(Kacey Jordan)，她在參加了查理·辛(Charlie Sheen)的家中的一個性·派對後，獲得了3萬美元。喬丹告訴格林菲爾德，通過極端的性行爲獲得更大的財富，這可能會讓她暫時變得更富有，但並不會讓她更快樂。她無數次自殺未遂，在開始拍攝紀錄片之後，以她的爲原型作爲影片的結束。

格林菲爾德的電影故事，講述的是富裕家庭脫離了他們周圍的環境，生活在由保姆和家庭工作人員組成的、與現實世界脫離的虛幻泡沫中。作爲《觀察家報》和《衛報》的、專門報道超級富豪的財富通訊記者，格林菲爾德以她自己的經驗來看，從騎士橋到摩納哥、上西區和漢普頓，社會上最富有的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裕。

二、你必須有2000萬英鎊才能住在博爾頓（Boltons），但實際並沒有人真正的住在這裏，而且你必須是阿拉伯王子或金融寡頭博爾頓（Boltons）位於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條豪宅街區，自19世紀以來，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能夠負擔得起這裏的費用。這裏平均房價爲2000萬英鎊，是英國平均房價水平的88倍，使其成爲該國第三昂貴的街道（僅次於倫敦肯辛頓宮花園和格羅夫納新月）。

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警告說，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和其他所有人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可能會導致反彈。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顯示，自198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0.1%人口的財富增加，導致世界上增加了50%（即38億人）的貧困人口。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其他100名研究人員的報告還發現，在1980年至2016年期間，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占據了全球財富增長總額的27%。皮凱蒂警告說，在許多國家，財富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到“極端程度”， 除非各國政府採取統一行動，來增加稅收和防止避稅，否則情況只會變得更糟糕。

一棟四層高，有九間臥室的房子，配有電影院、室內游泳池和陽光花園，2015年以5100萬英鎊的價格出售給一家離岸公司。光光印花稅這單獨的一項，那個不知名的買主就花掉了760萬英鎊，業主每年還要繳納22萬英鎊的額外稅，以使他們的身份保密。

格林菲爾德說，當她爲自己的電影《凡爾賽女王》(the Queen of Versailles)，拍攝西格爾家族（Siegel Family）的生活時，奢侈、荒謬財富的使她感到十分震驚，因爲當時西格爾家族試圖在美國建造最大的私人住宅。當“分時度假國王”大衛·西格爾（David Siegel），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損失數十億美元時，這家人被迫乘坐商用飛機旅行，其中一個孩子轉身問道：“媽媽，這些人在我們的飛機上做了什麼？”。格林菲爾德與多納泰拉·範思哲(Donatella Versace)建立了友誼，主要是在記錄洛杉磯富二代生活的這次工作中結識了他們。她回到了卡洛斯都(Crossroads)，這是一所位於聖莫尼卡(Santa Monica)的私立學校，每年學費3.8萬美元，她曾與好萊塢的富人和名人的後代們一起在那就讀。格林菲爾德稱自己是內部人的局外人，她是自己去了這個學校，使得她有機會進入了洛杉磯富人的世界，但是她的父母（兩位學者）負擔不起將她和其他孩子一起去這裏學習。

格林菲爾德爲這部電影採訪了幾位專家，但其中只有一位活到現在，也就是紐約時報的前記者和左翼活動家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表示，“財富是賦予我們價值的東西”，並警告說，“在面臨死亡的時刻他們積累了最大的財富。”這最後一句話可能會特別困擾到美國人，去年聯合國極端貧困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Philip Alston）教授發表聲明，指責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共和黨，有意識地扭曲美國社會的形態，導致美國成爲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

作爲極端貧困問題的監察員奧爾斯頓表示，特朗普政府通過的新稅法，“極大地惠及了富人，卻加劇了貧富差距。特朗普的政策，似乎有意地將最貧困人口排除在基本保護措施之外，懲罰那些沒有就業的人，甚至將基本醫療保險，也變成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權。”

美國人並不憎恨富人，因爲他們想象他們可以成爲富人，他們不想要高稅收，因爲他們認爲他們可以變得富有，而且不想支付稅收，但他們夢想卻是一個越來越難以實現的幻想。

我們有一種文化，崇尚名人和珠寶以及過於自戀，特朗普是一代財富的典範，有了特朗普，就有了實現成爲財富和名人的終極目標，特朗普就是我們文化價值觀的自然演變的一種表現。”

電視真人秀和社交媒體，讓人們更容易看到富人的生活，也讓人們更渴望過上這樣的生活。格林菲爾德遇到的孩子比他們的父母，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由流動的現金，可能造成更大的潛在傷害，格林菲爾德回憶道，一個13歲的名叫亞當(Adam)的女孩曾經告訴她:“金錢會毀了孩子，金錢會毀了我”。

格林菲爾德去了亞當的酒吧，被演出規模和舞女震撼到了，她說道“在她的圈子裏，孩子們必須在酒吧裏花5萬英鎊，否則就會被其他人所鄙視。和亞當在一起玩時，對她的影響超過了她的大部分研究對象，因爲亞當當時才13歲，她就有足夠的洞察力，她將我視爲她的許多朋友的一員，但亞當不會允許我和相機，來拍攝她作爲最新電影的素材。”

三、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都是一代財富的幫兇同謀在影片的結尾，格林菲爾德說，西格爾夫婦似乎已經認識到財富不如健康和幸福重要。但是，在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之後，西格爾夫婦又買回了房子，並開展了他們雄心勃勃的宏偉計劃。

格林菲爾德說道，“他們意識到，家庭纔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們又回到了更大更好的房屋建築裏，我想知道，我們是否真的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了什麼，還是我們回到過去一直以來的樣子？在美國和英國，我們修復了一個破碎的體系，現在房地產市場更加火熱，股市上漲，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稅法使得社會又變得更加不平等。”

許多官方報告詳細說明了貧富差距正在擴大。瑞士銀行瑞銀(UBS)以爲超級富豪家族提供服務而自豪，其公佈的研究結果顯示，自20世紀初的卡內基家族（Carnegies）、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和範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s)時代以來，超級富豪擁有的財富更加集中。現在全世界有1542位億萬富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瑞銀報告的主要作者約瑟夫•斯塔德勒(Josef Stadler)表示，他的億萬富翁客戶已經意識到貧富差距正在擴大，並擔心手頭拮据的人可能會採取某些行動。我們正處於一個的拐點，財富集中度和1905年一樣高，這是億萬富翁們擔心的問題。問題是，這種可持續性是能達到哪種程度？在什麼情況下，社會將會進行干預和反擊?

回顧自己的作品，格林菲爾德回憶起自己曾被那些炫耀的財富所震驚，但她表示，當時可能是令人震驚的，卻正是如今的日常現實。在她剛到卡洛斯都的頭幾天裏，有三個男孩問她每天在校門口做什麼。當她告訴他們，她正在拍攝一部關於在洛杉磯長大的孩子的紀錄片時，他們告訴她這是“所有關於錢的事情”，並從他們的口袋裏掏出現金，並擺出了拍照的姿勢。

“直到我拍完這部電影，我纔看到這些13歲的孩子們正揮舞着100美元的鈔票。”

一代財富（Generation Wealth），將於2018年7月17日在電影院上映。

鄭重聲明：文章圖文來自英國衛報新聞《Generation wealth: how the modern world fell in love with money》，作者魯珀特·內特（Rupert Neate），文章僅代表原作者魯珀特·內特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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