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線》用電視劇的形式正面表現抗美援朝戰爭尚屬首次

長期以來，關於朝鮮戰爭，我國各種報刊曾經常引的一句話就是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曾說過的話，即認爲那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打的錯誤的戰爭”。前幾年，有人稱經過考證，發現此話是帶有假設條件的，即，如果把戰爭擴展到中國境內，就會變成“三個錯誤”的戰爭。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將“三個錯誤”放在朝鮮戰爭本身也出現在美國學者的作品中。1980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記者曼徹斯特在他暢銷的傳記小說《麥克阿瑟的最後路途--對朝鮮的十字架軍徵》一書中寫道：“隨着中國志願軍的參戰，朝鮮戰場的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將軍事後稱之爲‘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爲了不丟人現眼，美國的盟軍早有撤出朝鮮戰場的思想準備。人人都想找替罪羊，麥克阿瑟始終不承認自己的軍事行動過失，因爲他不願成爲替罪羊。”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場戰爭，麥克阿瑟被解職回到美國後不久就有了新的看法，認爲美國捲入亞洲戰爭是一種錯誤的選擇。他先後告誡甚至請求兩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不要再捲入亞洲的戰爭。1960年代中期，隨着美國學術界發現中國“成爲一個強大的國家”後，對朝鮮戰爭的認識形成的看法是，“朝鮮戰爭不是中國發動，如果沒有‘聯合國軍’打到鴨綠江邊，中國大概不會出兵，因此是防禦性的。”

由此可見，這個防禦性的說法是與當年中國出兵朝鮮的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相吻合的。

60多年來，國內外對這場戰爭的研究一直相當熱門。有些人把視角集中在雙方人員傷亡和財力耗費上，比如中方有人探討中方傷亡人數的真實性和耗費財力對新中國建設的影響。美方，還有韓方，也在不斷修正美軍、韓軍人員傷亡的歷史數據。關於美方耗費的財力，美國獨立金融經濟分析專家赫德森指出：“從20世紀30年代到二戰後恢復和平狀態，美國的收支開始出現順差，積累了將近80%的世界黃金儲備。但朝鮮戰爭使這種趨勢發生逆轉...到1971年，在亞洲戰爭中的鉅額開支迫使美元與黃金脫鉤。”

因此可以說，朝鮮戰爭對於中美兩國後來的發展道路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中國的發展，作爲參戰一方的韓國，幾年前該國的《中央日報》曾發表過一篇題爲《中國超過美國或許比預想快》的文章。文中寫道：“毛澤東約在半個世紀前喊出‘超英趕美’的口號。但這個曾被認爲‘口號’的話慢慢變成了可能實現的‘現實’”。

儘管今天對於抗美援朝的成敗得失可以從多種視角來評價，但將其放在中國道路的歷程中去觀察，應該是最有意義的。

抗美援朝告訴中國人不能沒有原子彈

2015年年末，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改革。12月31日，習近平向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習近平強調，火箭軍是我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我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軍是原第二炮兵的升級版。曾經擔任過第二炮兵司令員的李旭閣將軍，在2011年出版的《原子彈日記》一書中寫道：“在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性大決策中，堪稱中國大決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鮮；二曰“兩彈一星”；三曰改革開放。它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影響將會長達百年，甚至更遠。”

這三大決策，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三個節點。其目標都是爲了儘快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個決策是源於執行第一個決策的過程之中。也就是說，抗美援朝告訴我們中國人，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必須擁有以原子彈爲其組成部分的核威懾力量。李旭閣寫道，在三年困難時期曾面臨原子彈的上馬還是下馬問題，最後黨中央經過討論，“縱使困難再大也要上，這是關乎新中國命運和安危、坐穩江山的大事情”的意見佔了上風。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中國事實上已經在逐步向社會主義道路全面過渡。正當全國人民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國家建設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在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的時候，爲了國家的長遠利益，以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決定出兵朝鮮。率軍出征的彭德懷認爲：“它既要來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國主義見過高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是困難的。”

彭德懷的這種認識是基於對當時形勢的客觀判斷之上的。美國的中國近代史泰斗費正清指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起來掌權，使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產生了疑問”，於是就“拒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1950年6月，我們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爲保衛南朝鮮反對北朝鮮的侵略而進行了侵略。每次我們都認爲自己是反對專橫的自由保衛者。然而朝鮮戰爭變成了中美戰爭，並且終於僵持不下。”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張聞天當時撰文寫道：“道理非常明顯，（美國）既然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帝國主義者在對中國問題和與中國有密切利害關係的一切東方問題上，如果忽視中國人民的意志，都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事實證明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在朝鮮的戰爭計劃是全盤輸定了的。”

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曾多次對中國實行核訛詐。這促使中國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以舉國之力研製出原子彈，用核威懾護衛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受訛詐。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努力奮鬥，終於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鄧小平後來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近年來，在對抗美援朝的評價出現的一些多元視角中，不少都談到了美國核訛詐問題。例如，有人認爲“朝鮮停戰簽字，還緣於美國的核威脅”。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只是來自於《布萊德雷將軍回憶錄》中的自說自話。關於這個問題，當年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的一句話解釋得相當簡明扼要，他說，杜魯門關於使用核武器的表態，“把盟友嚇得半死，對敵人卻未起作用”。因此，“朝鮮停戰簽字，還緣於美國的核威脅”的說法，儘管是一種臆測，但還是可以從一個側面道出了核武器在冷戰時期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要走自己道路的大國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出兵朝鮮不久，美國的核訛詐就接踵而來。從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11月30日聲稱考慮使用原子彈，到麥克阿瑟威脅要向中國東北投放20至30顆原子彈，繼而在1951年4月派遣攜帶了核彈頭的B-29轟炸機進駐沖繩，還有艾森豪威爾通過印度對中國進行嚴重的核威脅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這種威脅的同時，中國有了更深層次的考慮，即要完全消除核訛詐，就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國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約翰.託蘭說得也頗爲中肯：“杜魯門的原子彈威脅非但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反被他當成了有用的工具。”

儘管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就有了發展核武器的願望，但受到最強烈的觸動還是在爆發了朝鮮戰爭以後。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聲明，除了出兵朝鮮的兩項內容外，還有一項：“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這一條無疑是對中共乃至剛剛獲得解放的全體中國人的一個公然挑釁。費正清指出了美國這種做法的荒謬：“我們以前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而1949年以後我們卻堅定地支持臺灣繼續保持內戰狀態未破壞這種完整。”1943年美英中三國的《開羅宣言》宣佈臺灣屬於中國聲猶在耳，現在杜魯門卻又拋出了“臺灣地位未定論”，美國究竟意欲何爲？朝鮮南北之間發生了內戰，中國既不是戰爭的策劃者也不是參與者，中國準備解放自己的國土臺灣卻受到了外人蠻橫無理的阻撓，而對大力支持北朝鮮的蘇聯卻沒有什麼反應。這使得中共和廣大中國民衆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中國象蘇聯一樣強，中國就決不會受這種窩囊氣。如果再把思路往前延伸，就會發現，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的1945年8月，美國率先研製成功了原子彈，使美國開始俯視蘇聯的軍事實力；而4年後的1949年8月，蘇聯爆炸原子彈成功，美國又不得不平視蘇聯。到了朝鮮戰爭，美國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一次又一次核訛詐。這無疑一次又一次地激發了中國人儘快擁有核武器的強烈願望。

1952年，朝鮮戰爭還在進行，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籌劃原子彈研製。此後原子彈研製一直是中央最高層議事日程中的大事。在此期間，周恩來明確提出了“先抓原子彈”的戰略思想。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搞原子彈。毛澤東的話則風趣一些。他在1956年9月30日會見外賓時，聯繫到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阻撓解放臺灣，又阻撓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復，認爲美國怕蘇聯，因爲蘇聯強，美國不怕中國，因爲中國弱，“人家看我們不起，而且他們手裏還有一個大東西，叫做原子彈。我們連一個小的都沒有。

抗美援朝使中蘇同盟得到鞏固，蘇聯一度也應中國請求幫助中國研究原子彈。但中蘇關係的破裂，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又使中國的擁核之路變得異常艱難。多少年後，有人質疑當時有無必要付出那樣大的代價時，兩位“兩彈一星”元勳的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是陳能寬。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解禁後的1955年，受到抗美援朝勝利鼓舞的美耶魯大學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陳能寬立即踏上了歸國之路。在研製原子彈期間，他鼓勵同事們，說：“啃窩窩頭比被人家稱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是1948年從英國歸來的王大珩。他曾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回答有人不理解中國在那個“內外交困的最艱難的時刻”爲何還要研製原子彈。他說：“100多年來外虜侵略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心中結下了太深的國防情結，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並且越早越好，因爲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後再來打你，”

美國在覺察到中國在研製原子彈後，曾多次試圖聯合蘇聯共同行動，摧毀中國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不但使美國失去了打擊的機會，而且使許多美國人對中國的實力開始刮目相看。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賈維茨公開宣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核國家’，是一個‘世界大國’，美國必須承認這一現實，並設法在某些領域中與之達成妥協。”當美國開始越南戰爭的時候，周恩來在1965年4月與外賓談話中，以1950年朝鮮戰爭中國的警告爲例，警告美國不得越過北緯十七度線，“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美國果然不敢越雷池一步。無怪乎後來有人說，如果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就有了原子彈，美國也就不敢打過三八線了。

抗美援朝是中國道路上的重大推力

一個國家要走自己的道路，首先離不開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和保衛國家的軍事能力這三個基本條件。儘快完善這三個基本條件，是新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廢除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政治獨立道路上首先要解決的障礙。孫中山在1923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稱，“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於爲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雖然國民政府在1943年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1945年2月的《雅爾塔協定》和1945年8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1946年和美國簽訂的關於航海和航空的兩個條約，使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

新中國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牽扯到蘇聯的問題必須要權衡利害、講究策略，因爲這與經濟獨立的問題又是密切相關的，不得不兩者兼顧。中國革命的本質決定了新中國不可能指望西方大國在經濟上援助，爭取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在當時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年出訪蘇聯，經過兩個月以柔克剛的艱苦鬥爭，使得斯大林“對待中國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政策”（潘佐夫：《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564--565頁）碰壁。其標誌是新簽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替代了斯大林極不情願廢除的與國民黨當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雅爾塔協定》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款，也被中國方面“體面”地廢除。這就基本上解決了在中國的政治獨立道路上的一個棘手難題。雖然此行只得到了蘇聯的三億美元的貸款，但在當時的境況下，也算是相當不錯。因爲“其實斯大林並不想幫助中國恢復經濟，他還沒有忘記前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的叛離。”（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第105頁）

因此，在結束了與毛澤東的會談之後，斯大林“臉上毫無喜氣”，他對毛澤東是一種“傲慢態度”，並擔心出現一個“中國的鐵托。”（潘佐夫：《毛澤東傳》第566頁）這預示着，要真正落實會談成果任重道遠。

當我們談到抗美援朝的積極意義時，如果放到中國道路的視角下觀察，有兩點是絕不能小視的。一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敢於禦敵人於國門之外。這與日本侵華之初蔣介石政權一味忍讓，“暗中備戰”簡直有天壤之別。抗戰勝利，國內外很多人又把功勞記在蘇聯的出兵和美國的原子彈上。現在朝鮮戰爭來了，蘇聯沒有出兵跡象，美國依然手握原子彈，但是站起來的中國就是有了自信，就是敢於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中國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爲了保護國家它將不惜使用武力”（基辛格：《論中國》第138頁）。二是中國毅然出兵使斯大林相信中共並不是親美的，從而真正願意援助中國了。斯大林原來長期不看好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勝利，他懷疑中共與美國之間可能有“貓膩”。中國的抗美援朝，使他消除了這個疑慮。對華援助也開始積極行動起來。這對於剛剛接下舊中國爛攤子的中國共產黨，無異於雪中送炭。因此，抗美援朝對新中國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和軍隊建設，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簽訂。1954年赫魯曉夫上臺後，由於多種因素使然，他比較好地落實了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和斯大林那次會談的成果，例如終結了《雅爾塔協定》的涉及中國的遺留問題，對中國的援助量更大，面更寬。然而，隨着自己地位的鞏固，他又拾起了的斯大林那一套“帝國主義政策”，企圖對中國共產黨指手畫腳。儘管現在有學者對具體事例上，例如赫魯曉夫提議的中蘇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等持有不同看法，認爲赫魯曉夫並沒有打算控制中共的想法，但也可以說明毛澤東確實無時無刻不在維護國家的獨立與自主，高度警惕外來勢力染指中國領土的企圖。中蘇裂縫的不斷擴大，最後導致1960年代初的完全破裂。和蘇聯分道揚鑣，可以說是毛澤東決定繼續走自己的路的又一個大決策。如果那時一切都按照蘇聯的指揮去做，其後果無非是中國充其量成爲蘇聯最大的，在亞洲的衛星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最後都會受到斷崖式的崩塌以致復興無望。除了蘇聯本身解體的悲劇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外，東歐國家、朝鮮和古巴等國時至今日的困窘境地也可以旁證這一點。

當然，中蘇關係的破裂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由於全國人民的同心同德，特別是貫穿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勵，加上中國充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以最快的速度，基本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爲中國敢於叫板蘇聯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底氣。基辛格認爲朝鮮戰爭最大的輸家是斯大林，主要理由就是蘇聯的援助“最終加快了中國的自立。”（基辛格：《論中國》第140頁）

脫離了蘇聯的軌道，和美國的關係一時看不到緩和的跡象，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走自己的路。雖然經歷了曲折，甚至是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嚴重曲折，但是，取得的成績“堪稱輝煌”（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學習出版社2014）。

如果沒有抗美援朝，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就不會那麼快夯實；後來不得不做蘇聯的跟班，也是大概率的事。倘若處在那樣的環境中，中國要是想再走自己的路，談何容易！

當然，抗美援朝也使中國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改革開放後，一些學者挖掘出的許多史料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但放在中國道路的視角下看，應該不難得出結論：毛澤東決定參戰是爲了更大的目的：“使‘新中國’經受戰火的考驗，徹底顛覆中國一貫軟弱和被動的形象。”“毛澤東的新思想主要貢獻不僅在於他的戰略思想，更在於藐視世界強權，敢於走自己路的堅強意志。”（基辛格：《論中國》第138--139頁）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兒島襄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在其《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重慶出版社2015）一書中寫道：“朝鮮戰爭對二戰後亞洲的影響方面是中國顯出了強國的面目。對於共產主義陣營來說，中國開始處於能夠對抗蘇聯的地位。另外，參加停戰談判的北朝鮮和中國實質上已被國際所承認。”（見該書第674頁）

抗美援朝使中國人增強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朝鮮戰爭結束，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刮目相看。如果說幾年前國共內戰中有人說共產黨只是是內戰內行，那把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還有十幾個國家的“聯合國軍”打得一蹶不振，可以說外戰更加內行。自鴉片戰爭之後，外國列強不斷打入中國的歷史自此戛然而止。中國人終於找回百年國恥中丟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經過幾十年的軟弱捱打之後獲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儘管戰爭打完後中國已是精疲力盡，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換了嶄新的面貌。”（基辛格：《論中國》第139頁）

的確，抗美援朝的勝利使中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的面前，這對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等國的衝擊尤其大。美國學者哈羅德.伊羅生所著的《美國的中國形象》指出：“中國軍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羣柔弱無力和無能的烏合之衆，然而在突然之間他們變成爲強有力的危險敵人。”對於外界流傳的中國所謂的“人海攻擊”，他引用軍史學家安德森的分析，認爲“是爲聯合國軍遭受的失敗尋找一個藉口。”他還引用當時美國最熱門的雜誌之一《生活》的評價：“雄心勃勃的中國成爲一種威脅”。西歐國家的人對華人的態度，此前長期都是普遍輕視。朝鮮戰爭以後，他們對華人的態度才變得禮貌起來。至今被認爲在二戰中是被美國打敗的日本人，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蔑稱“支那”，也在新中國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後從日語中消失。曾被美國嚇破了膽的日本人，此後對新中國增添了幾分尊重。據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的時候的新聞調查，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都有好感。

抗美援朝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民族自信，增強了對中國共產黨作爲“領路人”角色的信心。對那些見多識廣而且對舊中國黑暗感受更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如此。

出生於日本大阪的中國臺灣著名作家林海音，其同父異母的姊姊是日本人，她本人也非常喜愛日本的文學與文化。但她看到某些國人因爲中國近百年的落後而以做中國人爲恥的現象時，感到憂心不已。當聽到新中國出兵朝鮮的消息後，精神爲之一振：“這是人類軍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中國人做到了！”梁漱溟是我國著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有“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之稱。1950年9月23日，毛澤東就抗美援朝問題專門派人徵求梁的意見，梁認爲中美雙方實力懸殊，不贊同出兵。因爲他對舊中國的落後狀態有着刻骨銘心的感受。但後來的事實使他信服了，他看到了新中國“在朝鮮剎了美國的威風”，終於感到“中國人揚眉吐氣”，“生逢盛世”。他由衷地讚揚“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1961年，他寫道：“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國人，自從全國解放後扭轉過來走着上坡路”。文革結束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讚揚中國道路的成功，他說：“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被譽爲“文學巨匠”的人民作家巴金，在解放前用用自己筆嚴厲鞭撻黑暗舊社會，對底層勞動人民充滿了同情。新中國成立後，他立刻感受到了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於是急切地將筆觸轉向熱情描繪新人新事,歌頌新的生活。抗美援朝期間他兩次奔赴朝鮮前線採訪，“每天我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推動我，有一種感情在激勵我，有一種愛在我心中燃燒”。他最大的感受是發現那些戰士們的愛國心和對抗美援朝意義的認識和理解，幾乎與自己沒有什麼兩樣：“生活在這個時代是無上的光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衛。回國後親眼目睹了全國人民由抗美援朝激發起來的極大建設熱情和祖國面貌日新月異的變化，使巴金堅定地相信祖國開始走向繁榮富強。他寫出了許多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的，頗有影響的作品。他的這種熱情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他的名作《團圓》在1962年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激勵了一代代中國人爲祖國的強盛而奮鬥，電影中的插曲《英雄讚歌》，一直傳唱至今。

1994年年末，巴金在醫院的病牀上見到了電影《英雄兒女》中的扮演“王成”的劉世龍和扮演“王芳”的劉尚嫺。當劉世龍還連連學着電影中王成的話喊道：“向我開炮！向我開炮！”巴金激動得連連點頭，而後他緩緩地說：“我在朝鮮看到志願軍英勇作戰，很感動。”告別巴金後，劉世龍、劉尚嫺十分動情地說，巴金的小說幾乎影響了他們的一生。用劉世龍的話來說，就是：“演王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英雄王成是我心中永遠聳立的豐碑。”

當然，新中國走過的的道路經歷了艱難曲折。象《英雄讚歌》詞作者公木和曲作者劉熾這樣年少時就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對此有切身的體會。除了《英雄讚歌》外，公木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作者和著名歌曲《東方紅》的修訂者。他曾被劃爲右派，開除黨籍，文革中又屢遭批鬥。但他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曾以黃河之水來比喻中國的道路，他說：“你看那黃河，從發源地下來，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彎，但它依然奔騰向前，終將流入大海。”劉熾是我國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一生譜寫了上千首歌曲，除了《英雄讚歌》外，他還爲另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電影《上甘嶺》譜寫了插曲《我的祖國》。他的作品，成爲影響幾代中國人的音樂經典。劉熾在1958年被開除了黨籍，文革期間差一點死於非命。但沒有動搖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1989年9月12日，第二屆中國藝術節在劉熾的《祖國頌》大合唱聲中拉開了帷幕，這首被胡耀邦生前稱讚爲“氣勢磅礴，優美深情，民族風格”的大合唱，當時已經在我們共和國大地上流傳整整32年了。這首歌唱出了劉熾的信念：“我們偉大的祖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2009年10月17日晚，即劉熾和公木去世11年之後，“《我的祖國》——劉熾作品音樂會”在北京世紀劇院隆重舉行。據當時媒體報道，當歌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歌曲《我的祖國》第一句“一條大河波浪寬”響起來的時候，“令人熱血沸騰，它抒發着一代又一代人對偉大祖國的熱愛，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和熱血獻身祖國的建設事業。”

因此可以看出，無論是梁漱溟、巴金、公木和劉熾這樣的知識分子，還是普通的中國民衆，凡是經歷過共和國那段艱難困苦而又激情燃燒歲月的人們，他們對中國道路仍然充滿了信心。而在鑄成這個信心的過程中，抗美援朝所起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大的。（胡新民）

來源：《黨史文匯》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