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林志剛/文 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着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以微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原子能、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等爲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逐步興起,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也引起了全球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變革,進而對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面對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熱潮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作爲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以高新技術的研發作爲主攻方向,以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佔領國際市場作爲基本目標,力爭在21世紀取得最有利的國際競爭地位。

高新技術產業的全球發展經驗

世界各國爲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依託自身的政治體制、經濟實力和文化傳統，採用了不同的發展模式。從管理主體視角來看，當前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可以分爲兩大模式：

一是以市場爲主導，政府宏觀調控爲輔的發展模式。該模式以自由競爭爲主，注重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政府一般不直接參與產業的發展，而是通過制定各種政策法規，簽訂科研合同和採購合同等方式對高技術產業進行宏觀調控和間接扶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國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頓的“硅路”（128號公路產業帶）。但自克林頓入主白宮以後，開始強調政府對關鍵產業的直接干預，採取官（聯邦政府、州政府）、產（企業）、學（科研機構和大學）聯合研究開發生產機制，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典型代表爲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研究園。

二是以政府爲主導，市場自主創新爲輔的發展模式。該模式又可以分爲科學城和技術園區兩種類型。科學城型模式具有行政區域的特點，通常由政府進行規劃建設，把大批研究機構和科學專家集中在高質量的城市空間，實現科研開發協同發展。典型代表爲日本的筑波和韓國的大德等；技術園區型模式類似於新型的產業行政區劃，更具政府行爲色彩。其目標是在某一劃定的地區集中興建一批高新技術公司，以提升該地區的國際競爭力和追求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典型例子有臺灣的新竹、法國的索菲亞·安蒂波里斯和英國的劍橋。

雖然上述兩種發展模式的管理主體和運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在促進產業發展方面有許多共性值得關注：

第一，政府的支持和干預不可或缺，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促進行業發展。美國幾乎每一任總統都有其獨特的政策來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如肯尼迪的宇宙開發計劃、尼克松的十年攻克癌症戰略計劃、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等；美國對符合其產業政策的企業產品實行保護性購買政策，如國防部購買航空產品、電子產品促進了硅谷和硅路的崛起；美國政府還通過直接資助、信息和網絡外部支持的方式培育各類孵化器，促進企業成長。日本在“科技創新立國”戰略指導下，制定完整的法律體系、積極倡導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特定目標產業，並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推動本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第二，通過各種財稅優惠政策，增強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聯邦政府實行風險投資稅收減免政策，如對風險投資所得的60%免稅，剩餘40%減半徵收所得稅，企業爲建立非營利性科研機構提供的資金免交所得稅等。美、日、歐盟等發達國家都實行設備“加快折舊、特別折舊”制度，以減輕企業稅負、強化資本積累、鼓勵企業投資、促進設備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化解產能過剩，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鼓勵各種資源投入研發工作，積極扶持引導研發方向。從研發投入看，研發佔GDP的比例呈逐步上升趨勢，近幾年日本研發投入都在3%以上，美國、歐盟均超過了2%。從經費來源看，美國、日本的企業投入比例越來越大，歐盟的企業與政府基本持平，政府往往通過財政撥款、投資補貼、風險投資等方式，直接介入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發工作之中。從經費支出來看，美國側重基礎研究、創新研究和合成研究，日本側重應用研究、生產研究和作業研究，歐盟則是研究與應用並重。

第四，高度重視對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吸引和使用。在人才培養上，美國加強了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注重創造力的培養，重視與市場的緊密配合；日本大力培養科技實用人才和尖端人才；歐盟積極倡導產學研合作，實施青年人才計劃。在人才吸引方面，美國不斷修訂《移民法》，“綠卡”是其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日本用高薪在全球範圍內廣招賢才，實施積分制移民制度等；歐盟則實施“藍卡”吸引外國高科技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美國強調民主競爭，充分發揮人才的創新精神和工作熱情；日本強調以人爲本，一般實行終身就業制；歐盟則強調人才流動機制，以適應市場化、國際化的要求。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中國思考

我國高新技術是從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開始起步的，從核能、火箭、電子計算機、半導體、自動化和精密機械六大高新技術突破，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改革開放後，隨着“科技攻關”、“863”、“火炬”等系列計劃的實施，高新技術產業已初具規模。但是，我國高新技術起步晚、發展遲、底子薄，研究開發很多還處在引進模仿階段，技術集約化程度不強、自動化程度不高。工信部部長苗圩也明確指出，在全球製造業的四級梯隊中，中國處於第三梯隊，屬於產業鏈的中低端領域，成爲製造強國至少還需要30年的不懈努力。這次美國製裁中興通訊事件，造成中國“芯”痛的同時，讓我們不得不反思：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到底該如何發展？

首先，需要清醒認識國際產業形勢，並在戰略上做好謀劃佈局。發達國家一方面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流出，通過加大貿易技術壁壘、向外轉移低端產業和挖掘他國人才等手段，不斷拉大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技術差距；另一方面又強化自身的技術實力，依靠其速度優勢、人才競爭優勢和信息技術優勢等，逐步削弱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與地位，以實現其主宰世界的目的。因此，要結合中國國情，從國內外市場需求出發，在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基礎上，實行跟蹤和跨越相結合的戰略。要通過技術評價，在精選、引進若干技術的同時，加強消化吸收，力爭有所突破，發展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形成有特色的產業，推動行業性、領域性的技術升級，提高我國的綜合技術實力。要加強技術發展預測，針對世界高新技術發展的趨勢，精心策劃、組織創新，力爭形成我國適應未來國際競爭形勢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體系。

其次，產業發展需要“官產社金學研”六方的跨界協同、達成共治。政府一方面要做好硬環境——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產業政策及財稅優惠政策等軟環境的建設，爲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企業在產業政策的引導下做好研究開發、成果轉化、生產製造等工作；社會組織能爲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公共服務，彌補政府不足與市場失靈；風險投資機構爲產業發展提供投融資等多元金融服務；學校和科研機構承擔人才的教育培養培訓工作，爲產業發展提供技術與智力支持。

最後，在具體實施措施上，一是要釐清產業支持政策和財稅優惠政策，拓寬產業發展的投融資渠道，促進政策資金、銀行資本、風投及創投資本的有機整合，加大對研發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二是建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智庫、高新技術企業孵化器等官方或民間社會組織，爲我國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戰略發展把脈，爲產業發展提供所需的各種公共服務；三是要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實現對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全球整合。加快人才培養，創造重視人才和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使得人盡其才、人盡其用。

基於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全球經驗和中國思考，啓迪控股的“立體三螺旋”理論和“集羣式創新”發展模式，或許給出了一個兼採國際模式之長、又獨具中國特色的答案。啓迪控股通過20多年的探索，提煉出了“創新主體：政府+企業+大學，創新載體：園區+實業+金融，創新本體：技術+產業+資本”三個三螺旋多重交織的立體三螺旋模型。在此基礎上，啓迪旗下的創新基地集羣、科技產業集羣以及匯聚的各路精英團隊集羣相融合，又形成新的三螺旋——“集羣式創新”發展模式，即啓迪所屬各基地羣，依託所在地的區域優勢，通過資源的聚集，形成政府、大學、研究機構、企業、投資者等共同參與的創新網絡。同時又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先進技術，打破地理界線，實現集羣與集羣之間的互動、要素與要素之間的融合，在更大範圍內推動創新資源和信息共享，最終促進產業的創新發展。啓迪模式未嘗不是一條適合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之路。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