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漢武帝以農民‘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造就軍事、文化的極盛。”顧頡剛指出：“儒家統一實是中國文化衰老頹廢的徵驗”。文化極盛是表象；“文化衰頹”的開始是其實質。

漢武帝

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恢復，一個大帝國重新崛起，及至漢武帝即位，已足夠牛逼，可以向長期挑釁的匈奴大喝一聲“不”。與此同時，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史學家范文瀾指出“通過漢武帝，農民付出了‘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

“文化的極盛”，換一種說法，就是文化大繁榮！撇開具體細節，爲打造文化大繁榮，漢武帝推出了四項全局性的大舉措。

第一項，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國策，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有鑑於暴秦弊政，漢初無爲而治的黃老之政，對各家一視同仁，故而百家並流，《六經》異傳，文化生態一度迴歸自由寬容。但這種寬鬆也給統治帶來了麻煩，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議論，百家方針不一，意見不同，弄得在上的統治者沒法有一個統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屢有更變，在下的老百姓不知道聽從哪一家的主張。惟其如此，漢武帝即位以後，“夙夜不遑康寧”，睡不上一個囫圇覺。於是，他向百來個社會賢達與學界精英連下三道策問，“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只有董仲舒的對策讓他豁然開朗，欣然有得：“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漢家統治的文化安全而言，這一對策最對症下藥：統治天下，只能有一個思想；統治者纔會一勞永逸，徹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讓統治者一勞永逸的指導思想。董仲舒在對策中向漢武帝展望：只要這樣，邪辟的學說就會消滅，然後統治的綱紀就可統一，從而法度也可以明確，人民便知道遵從了。丞相衛綰迎風希旨地奏請，在對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學來擾亂國政的，一概罷黜不用，漢武帝當即御批同意。自此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爲文化國策，成爲中國專制君權須臾不離的通靈寶玉。

第二項文化政策，就是官辦儒學教育，設立《五經》博士。

漢初博士官，並不限於儒經，也有諸子、詩賦、方技、術數或其他專長者。罷黜百家後，只有儒學《五經》纔有立博士官的資格，儒經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廢罷，在制度文化的層面上確保“獨尊儒術”的說一不二。不僅如此，漢武帝在中央建立太學，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一概教授儒經，學成的博士弟子員優與授官。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誘導他們“靡然向風”的，主要不是儒學《五經》，而是功名利祿。這條尊儒讀經、讀經出仕的祿利之路，把思想統治與教育體制、選官制度捆綁銷售。於是，“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一部儒經的學習心得動輒百餘萬言，又臭又長的裹腳布開後代空話廢話的先河；千餘名大師滿天飛，其壯觀也不比目下大師貶值稍有遜色。生活在那個時代，誰還敢說學術文化不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