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春濤是著名的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家，現爲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書畫院副院長。他長期堅持水墨藝術的當代探索，以“荷塘”系列爲母題，從傳統水墨出發，構建獨特的筆墨語言，表達當代人的情感、心理和對自然、生活、社會的認識。而且近年來，陸春濤的作品在歐美多個重要的美術館和博物館裏成功亮相，爲海外觀衆瞭解中國當代水墨藝術提供了契機，是當代海派藝術家極少數成功“走出去”的典範。

不久前，他的作品觀摩展在上海中國畫院舉辦，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最近，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簡稱“上海評協”）主辦了一場“心觀萬象——從陸春濤水墨作品看中國藝術的當代表達與傳播”研討會，與會專家中，來自美術、文學、哲學、電影、戲劇、設計甚至醫學等各行各業，他們以開闊的視野，對陸春濤水墨作品的探索和價值，進行了跨界研討。研討會由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文匯報》藝術部主任張立行主持。

本文繫上海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胡曉軍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

繪事後思

我在會前讀了對陸春濤先生作品的評論集，包括他的幾本畫冊的序。總的感覺是名家彙集，角度多樣，依據豐富，論廣議深。於是想本次研討會的目的必須更進一步，不僅要從陸春濤先生的水墨表達來觀照當代普遍的人文生存境況，進而探測當代人的精神走向；更要倡導當代評論家通過跨界互動，向“超越專家的文人”進步，以便尋求共識，在日趨學科功利化、專業細分化的當下得到共適，哪怕是稍微有那麼一點。下面談三點粗淺的看法。

首先，我從陸春濤先生的作品中，感到“從形式入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對當代人思想情感內容的表達已高於以往任何時代，再也不能等閒視之了。剛纔有兩三位先生提及，古代作品就像古人一樣不可能被今人完全複製，對此我深表贊同，進而認爲，他們主要指的是內容，而非形式。既然古代作品的內容無法被複制，那麼今人必從複製其形式入手，在注入新內容的過程中，發生以對形式的主動選擇與變化爲最終成果。至於在變化的形式中的內容的變化，則是次要的和被動的。具體而言，陸春濤先生對形式的選擇及變化，首先是斗方，然後筆墨，包括線條和色彩。這絕不是倒行逆施，而恰恰是符合中華美學精神的，因爲在中華藝術裏，除書畫外更有戲曲、音樂、歌舞等等，形式往往就是內容，反之亦然。比如戲曲演員要演一個新的人物時，腦中第一想到、口裏第一言到的不是性格，不是行爲，不是情節，而是“拿什麼行當去應工”。在中國人的眼裏，形式和內容是平等的、平衡的，是互爲一體、不可分割的。但在最近幾十年的世界觀教育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爲內容和形式是不平等的，即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只對內容產生反作用。這足以讓當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及其載體，發生偏頗的理解和偏激的作爲。不過好在工業機器時代、互聯網時代接踵而至，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反思這個從物質到精神、從生活到哲學、從藝文到文化的問題，讓我們的世界觀有機會更加辯證而又全面，更加中國化而又當代化。尤其現在，互聯網作爲某種形式（而且通常是免費的）改變和決定了人類的多少內容，並從日常生活出發，在不知不覺中改變和決定了我們的思想觀念乃至於整個世界觀。這是外因。至於內因，我覺得作爲中國的藝術家是幸運的，因爲中國藝術中形式的重要性最爲顯豁。比如畫家從學畫伊始，就是選擇和繼承形式（而不是內容），接着是改變舊的形式，創造新的形式（也不是內容）。無論工筆還是寫意，中國畫家在創作中的主要的思想和情感，都集中於形式，而內容只對形式發生反作用。這也合了藝術創造學的一個觀點——內容不是問題，形式纔是。

進而，我從陸春濤先生的作品中，感到從形式向內容的“逆向性探求”，是每一位中國藝術家應走的“正向性道路”。不過現實並非如此，或墨守成規、循規蹈矩，或無規無矩、不倫不類的藝術家及其作品是絕大多數。其原因非常複雜，包括天賦、性格、知識、環境、機遇等等，但我認爲最關鍵的，還是畫家有沒有思想。這裏套用孔夫子的一句話曰“繪事後思”，意即當一位畫家完成了對傳統形式的選擇和研習，其技藝已達成熟之時，能不能做到“繪事後于思”。有人可能會問，你說的這個“思”不就是內容嗎？思前繪後，那還是內容決定形式麼。這是把“思”作了狹隘化的理解，其實畫家的思想要遠遠超過他要畫的和所畫的內容。王元化說，一個真正獨立的人，是要有思想而未必要有信仰。思想是多元的、融合的、不斷進化的；信仰是一元的、排他的、固定不變的。比較可見，後者是違背藝術規律的（具有迷惑性的是，執著的信仰同樣可以出藝術的傑作）。只有思想，才能使藝術家真正作爲一個人去創作和創造——他既可以選擇一種或幾種信仰，也可以拒絕所有的信仰——這是屬於人的自由。我認爲在這方面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爲中國人普遍被認爲是沒有信仰的，於是從理論上講，他們更可能以無功利的心態和姿態接近這種自由（事實上恰恰相反）。陸春濤先生將傳統水墨的留白變成色彩、變成色塊，看似不再留白，屬於西方的信仰；實爲心觀萬象，屬於東方的思想。換言之，即出自中國人的無信仰的自由——這些色彩既表示有，也表示無，從而體現出與傳統相同、又與西方相連的世界觀。陸春濤先生對於花瓶、荷花等物象的模糊處理，與我前述的“內容並不重要”完全吻合，這些物象向意象的變化同樣如此，都是“繪事後思”的產物陸春濤先生畫作的思想多元性和物象模糊性，給予受衆的感覺是既陌生又親近、既熟悉又神祕。觀者明明白白知道他的畫裏是什麼，但又心甘情願地不想知道他的畫裏到底是什麼。這種基於審美、超越審美的況味，正是“有把握、又不安”的當代人生況味，其指向既是歷史，又是當前和未來。我想這很可能就是所謂的“現代性”吧。巧的是，這種出於思想的現代性在客觀上營造出某種文學性的詩意，令人覺得詩意盎然——儘管陸春濤先生不是一個詩人。

最後，我從陸春濤先生的作品中，感到了海派一以貫之的商業屬性，這是海派畫家的追求，更是海派文化的追求。先如前述，陸春濤作品具有很強的現代性和濃郁的詩意，很合當代人的口味甚至討當代人的歡喜；其次，他個人賣畫，還開公司賣畫。這種商業行爲的背景顯然是他的商業意識。因此，陸春濤先生高度傳承和弘揚了將個性、藝術性與商業性緊密結合的海派文化精神。熊月之認爲，海派文化有四大屬性，即商業趨利性、大衆世俗性、靈活多變性和世界開放性。其中，商業趨利性是海派文化最本質的屬性和最強大的動因，直接決定了其他三性。對此我深表贊同，這是因爲，從歷史看，海派文化正是上海開埠通商逐漸變身爲現代商業大都市的產物，而海派畫家鼻祖“一趙二熊三任”無不依靠賣畫爲生；從個案看，倘使沒有趨利的動機和商業的行爲，藝術作品即使再兼收幷蓄、再如何中西合璧，也很難成爲世俗的、靈活的和開放的了，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樣板戲”（“樣板戲”既不以盈利爲目的，也不是世俗的和靈活的，更不是開放的，而是一種高度藝術化、高度強制性和高度壟斷性的政治宣傳品）。思想性、藝術性和商業性完全可能同生並存，這已被百多年來的海派文化歷史證明過無數次了。問題在於，海派文化多以商業趨利爲先導、爲底色、爲標誌，既催生了衆多名家精品，又產出了大量低手劣作，導致了當時和後世的人們對海派文化褒貶不一。當前，上海提出用好用足海派文化資源，我認爲用好用足的前提，是必須對百多年來海派文化的商業屬性，作一番歷史和辯證的考量，以便爲當代海派文化的創作實踐給予正面的、健康的支持。既堅持海派文化的商業動機，又秉持道德法制的相關規範；既體現繪事後思的哲學觀念，又追求精湛超卓的技藝水平，實現俗雅並存的境界和雅俗共賞的理想，滿足市民娛樂需要，提升大衆精神修養，這正是新時代打響海派文化品牌的目標。總之，當代的中國藝術家不當金錢的奴隸，要做市場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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