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育到安乐死再到大屠杀：人篡了神的权，最终会让一切不可收拾
原标题：从绝育到安乐死再到大屠杀：人篡了神的权，最终会让一切不可收拾
1945年的5月8日，纳粹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73年过去，人类文明有了巨大的迈进，以至于我们再回望那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时，会感到如此不可思议。
说起纳粹暴行，你会想到什么？集中营？犹太人？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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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
1936年德国的一家电影院里，现场座无虚席，大幕上正在放映一部名叫《遗传病》的电影。一位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另有一位畸形儿童无助地躺在床上，还有一位肢体短缩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样“四脚”着地。
在当时，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这些人都将被送上强制绝育的手术台。
事情要从更早的1895年开始讲起。
在1895年，人类基因组第一次被美国科学家提出。相伴而生的，德国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提出了另外一个词，“应用生物学”。
按照后来纳粹主义的理解，“应用生物学”实际上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就是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
在普罗兹的描述中，“种族卫生”就是对种族进行遗传净化，就像个人卫生指的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清洗一样。个人卫生通常要清除身体的碎屑与排泄物，而种族卫生则要消除遗传物质的残余，并且创造出更健康与更纯净的种族。
在1914年，遗传学家也是普罗兹的同事的海恩里希·波尔写道：
“就像生物体残忍地牺牲退化细胞，或者外科医生冷酷地切除病变器官一样，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才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对于亲属群体或者国家机关等高级有机体来说，不必为干预人身自由感到过度焦虑，种族卫生的目的就是预防遗传病性状携带者将有害基因代代相传。”
普罗兹与波尔将当时英美两国的优生学家们视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先驱。他们认为，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就是一项理想的遗传净化实验。
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接触到了普罗兹的观点与种族科学的内容并为之一振。与普罗兹一样，希特勒也相信遗传缺陷将会缓慢毒害整个民族，同时阻碍这个泱泱大国的复兴。
当纳粹党于30年代掌权后，希特勒马上行动起来：
1933年，纳粹政府通过了《遗传病后裔防治法》，也就是通常说的“绝育法”。
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早期制定的“遗传病”列表中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
如果需要对某人进行绝育，那么需要向优生法院提交国家认可的申请。“一旦法院同意执行绝育”，流程就开始启动，“即使违背本人意愿，手术也必须执行……而在其他措施无法控制局面时，可以采用强制手段实施”。
为了争取民众对绝育法的支持，纳粹政府借助各种法律禁令来协助推广，并且最终将这种手段发挥到极致。
当时种族政策办公室还拍摄了两部电影《遗产》和《遗传病》，其主要目的是展示“缺陷”与“不健康”导致的疾病。这两部影片分别于1935年与1936年上映，而德国各地的影院均一票难求。
而与上述两部电影里出现的可怕画面相比，拍摄于1938年的《奥林匹亚》中，雅利安人的完美身体简直就是电影史上的颂歌。
▲《奥林匹亚》（1938）海报
《奥林匹亚》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一部电影，该片赞美了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德国运动员，他们通过健美操展示肌肉线条，简直就是完美遗传的化身。心怀厌恶的观众们面无表情地盯着这些“缺陷”，同时对那些超人般的运动员充满了嫉妒与渴望。
当国家机器大肆造势鼓吹并强迫人们被动接受优生绝育的同时，纳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护下不断逼近种族净化的底线。
1933年11月，一项新颁布的法律允许国家可以对“危险罪犯”进行强制绝育（包括不同政见人士、作家和记者）。
1935年10月，为了防止基因混合，纳粹政府在颁布的《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即“纽伦堡法案”）中，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公民结婚或者与雅利安后代发生性关系。
此外还有一部法律禁止犹太人在自己家里雇佣“德国女佣”，恐怕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例证来说明身体净化与种族净化之间的关系了。
实现规模庞大的绝育与收容计划，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庞大行政机构作为支撑。截至1934年，每个月都会有近5000名成年人被绝育，而200个遗传健康法庭（或者叫遗传法庭）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对涉及绝育的上诉进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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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清除“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绝育在悄然无息中彻底变成了杀人机器。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曾私下仔细考虑过将基因净化工作从绝育升级至安乐死，就净化基因库这项工程而言，还有什么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更快捷的方式吗？
但是希特勒也很在意公众的反应。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德国民众对绝育计划的漠然态度反而助长了纳粹政府的嚣张。
1939年，机会终于来了。
那年秋天，一个叫做Knauer的狂热的纳粹分子写信给希特勒，说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条腿，抚养他将给家庭造成严重的负担，并且他活得极为痛苦，因此请求允许“仁慈的死亡”。
希特勒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让他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前去检查，如果情况属实，他将有权对这个孩子执行安乐死。
▲ 希特勒私人医生、“T4行动”组织者布兰特，图源：wikipedia
希特勒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批准了对格哈德·克雷奇马尔实施安乐死的请求，然后将该项计划迅速扩展应用到其他儿童身上。
德国作家罗伯特·多梅斯在传记小说《八月迷雾》中，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延展：
1939年10月，希特勒在私人信件中授权安乐死。信件原文如下：国家领袖鲍赫勒和布兰特博士被授予职权，扩大某些医生的权限，以人道主义的考量对不能治愈的疾病经过严格评判后，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在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的协助下，希特勒颁布了《严重遗传性与先天性疾病科学登记制度》，并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开展安乐死计划，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除遗传“缺陷”。为了赋予这种灭绝措施合法的身份，纳粹政府开始委婉地将受害者描述成“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 德国反映安乐死计划的电影《八月的雾》中的片段
这个离奇短语传递出的意思是纳粹优生学逻辑在逐步升级：对遗传缺陷携带者实施绝育已不足以让未来的国家得到净化，必须把他们从现有的体制内彻底清除。这就是遗传学上的最终解决方案。
这场屠杀最开始以3岁以下的“缺陷”儿童为目标，但是到了1939年9月，其目标人群已经扩展到青少年范围。
随后，少年犯也被划入了名单，而被殃及的犹太儿童比例则非常突出，他们被迫接受由国家指定医生进行的体检，并且被随意贴上“遗传病”的标签，往往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就遭到清除。
到了1939年10月，该计划的清除对象已经延伸到成年人。
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官方总部位于柏林动物园街4号的一座精美别墅，而该计划根据其街道地址最终被命名为“T4行动”。
此后德国各地都相继建立起灭绝中心，这些建筑的地下空间被改造成密闭的毒气室，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就在这里被一氧化碳夺去了生命。
▲ 德国哈特海姆安乐死中心，超过18000名病人在这里被谋杀。图源：Wikipedia
为了加深公众的感性认识，纳粹政府还为T4行动披上了科学与医学研究的外衣。在披着白大褂的党卫军军官押送下，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乘坐装有铁窗的大巴被送往灭绝中心。
紧邻毒气室的房间里临时搭建起混凝土解剖台，其四周环绕着用来收集液体的深槽，医生们就在这里解剖受害者的尸体，然后将他们的组织器官与大脑保存起来，作为日后的遗传学研究标本。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对于科学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安乐死结束后，纳粹政府会签发数以千计经伪造的死亡证明，上面标有各种非常荒谬的死因。
上文提到的那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八月迷雾》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主人公恩斯特·洛沙就是一个被勾选安乐死的对象。1944年8月，这个被鉴定为“反社会精神病患者”的14岁少年在疯人院因被注射大剂量吗啡而死亡。
▲《八月迷雾》主人公恩斯特·洛沙，本书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所有人物和情节均真实存在，书籍出版后，在德国引发巨大轰动。图源：Library Thing
可是，从始至终，这个男孩都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有点捣蛋，但他聪明、活泼、机敏，不是孤儿，没有身体疾病，更没有精神问题。
我们无法想象，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有多少个“恩斯特·洛沙”被如此草率地处理掉，而递上屠刀和举起屠刀的那些人，有令人尊敬、受过良好教育的医护人员，也有在日常生活中聆听巴赫、莫扎特，阅读但丁、莎士比亚的受过文明熏陶的普通人，这些人，何以在一个邪恶的信仰下如此杀人如麻？
直到1941年，因受到教会和市民的抗议，希特勒才下令停止“T4 行动”。到那时，T4行动已经屠杀了将近25万的成人与儿童。此外，在1933年到1943年间，大约有40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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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歪曲基因学说后的种族大屠杀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她曾记录下纳粹政府的倒行逆施，并且在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哲学概念“平庸之恶”，借此反映纳粹统治时期麻木不仁的德国文化。
但是当时人们对于邪恶的轻信已经司空见惯。纳粹政府认为“犹太特性”或者“吉卜赛特性”由染色体携带并通过遗传来延续，因此实施遗传净化需要完全颠覆原来的信仰，然而人们却不假思索地把盲从作为文化信条。
事实上，许多科学精英（包括遗传学家、医学科研人员、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语言学家）都很乐于为完善优生学计划的理论基础出谋划策。
奥特马尔·冯·维斯彻尔是柏林凯泽·威廉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犹太种族生物学》一书中认为，神经症与癔症是犹太人的内在遗传特征。
维斯彻尔注意到，犹太人的自杀率在1849年到1907年间增长了7倍，而他异想天开，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与欧洲国家系统性迫害犹太人无关，这只是他们神经官能症过度反应的表现：“只有具备神经错乱与神经过敏倾向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应对外部条件变化。”
最终，纳粹政府净化“遗传病”的计划演变为一场更大灾难的序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与之前的灭绝行动不可同日而语。
在大屠杀期间，有600万犹太人、20万吉卜赛人、几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在集中营与毒气室中惨遭杀害。
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与早期的灭绝计划本质上一脉相承，纳粹主义正是在野蛮优生学的“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卑鄙伎俩。
“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单词的词根与基因“gene”同源：纳粹主义盗用了基因与遗传学的名义为延续其罪恶进行宣传与辩解，同时还驾轻就熟地将遗传歧视整合到种族灭绝的行动中。
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与残疾人的行为只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前的热身运动。基因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在悄无声息中与身份混为一谈，然后这些带有缺陷的身份被纳粹主义利用，并且成为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借口。
在20世纪40年代暗无天日的德国，基因学说已经成为某种潜在的政治与文化工具，遗传净化这个借口也逐渐被融入种族净化的过程，纳粹政府不断歪曲遗传学事实来支撑国家主导的绝育和灭绝行动时，将遗传学视为种族净化的工具。
可见，纳粹德国实施的种族净化是不断升级的，最开始是有遗传病者进行绝育，随后对三岁以下的残疾婴幼儿实行安乐死，之后安乐死的年龄不断扩大到成年人。
不过，这些都是序曲，在纳粹德国看来，犹太血统本身就是一种遗传缺陷，因而对犹太人实施了大规模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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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如资深文化记者、影评人杨时旸说的那样：“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一旦被人接管了选择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人篡了神的权，最终会让一切不可收拾。”
今天又是5月8日，73年了。有人说，人类史其实是一部被践踏的无名者的血肉铺积而成的历史。 也许只有记住那些沉痛的时刻，人类才能永葆敬畏之心，才会更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与文明。
迷雾散尽，历史在回眸中渐渐清晰。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基因传》《八月迷雾》，对原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