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郭象《庄子注》与向秀《庄子注》，学界一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窃以为己注”，第二种是“述而广之”。后学欲以现有的材料，通过考据以阐述其中的真伪问题，芹曝之言，尚希方家郢正。

《晋书郭象传》有

“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一条其实有着特别疑惑。钱穆曾说向郭二人是曲学阿世之辈，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把向秀和郭象并列排在一起，合称向郭，是新道家唯理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否定了郭象剽窃向秀作品的说法。而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里却说“连称郭、向乃权变之辞，不得以合目著之”来驳斥向郭合称的观点，我认为侯外庐的观点明显是断章取义。

学者侯外庐雕塑

首先，侯外庐的论据是取材于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 ·文字》。在《庄子·逍遥》篇中有记载：

“旧是难处,诸名贤所不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

从“二家之表”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1. 向秀和郭象是二人各成一家之言。

2. 两人合著，取长补短，共成一家。《晋书 郭象传》更是删去了“有易《马踢》一篇”之说，那么剽窃的说法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尚有一下七点疑问，鄙人也愿意从这七点论据出发论证郭象是否抄袭向秀

一、郭象剽窃向秀作品的史料有冲突。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疏曰：“向秀《庄子注》今已不传，无以考见向、郭异同。”《四库总目》一百四十六《庄子提要》尝就《列子》张湛注、陆氏《释文》所引秀义，以校郭注，有向有郭无者，有绝不相同者，有互相出入者，有郭与向全同者，有郭增减字句大同小异者。知郭点定文句，殆非无证。

从历代文人的考证中可以看出来，郭象剽窃向秀作品一直是个没有定论的历史疑案，仅《晋书》有记载是剽窃。而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亲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而《新唐书房玄龄传》又有“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的记载，可见晋书辞藻华丽，但是准确性是低的。不过不能光凭这个来断定《晋书》的记载就是错误的。

二、向秀的著书时间记载有误。

《晋书》载向秀“庄子注未竟而卒”，不过我认为向秀注庄子大概是在景元四年（263年），《秀别传》又载“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说明《庄子注》是在《周易注》之前，而注《庄子》的时候他又拿作品给他的好友嵇康和吕安看，那么证明他《庄子注》成之时，嵇康和吕安还未死。嵇康和吕安是被司马昭杀的，死时就是景元四年。向秀在他们死后还“应本郡之计入洛为官”，而且在这之后他还有八年左右的时间才去世，所以根本不存在“未竟而卒”的说法。

三、郭象的人品

据上一条，又有向秀注《庄子》以后，顿时“振起玄风”，而郭象在此基础上“述而广之“。怎么看都是向秀引领了一代玄学风气，而郭象达不到这个效果。再者，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很明显，郭象自身也是研究老庄的专家，品性也是十分高尚的。况且他注《庄子。的时候是在晋惠帝时期，也就是永熙元年（290年）之后，前后相差了二十七年。并且当时向秀的两位儿子向悌和向纯都已经成年，且二人“令淑清流”素有名士之称，那就更不可能让其父亲向秀的著作“义遂零落”，任由郭象剽窃而放任不管。

四、郭象作品的影响力

魏晋玄学时期，郭象的《庄子注》是对道家学说的一大思想贡献，他的作品“振起玄风”，使得“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在魏晋时期玄风盛起，但缺乏“标准作品”，中国古代的思想离不开以书籍为载体传播。而郭象的作品正好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起到一定程度影响，在其公开流传的过程中，道家学说盛极一时，甚至压倒墨儒二家，可见一斑。

五、郭象和向秀《庄子》注流传下来的记载不同

《隋书 经籍志》和《旧唐书 艺文志》都有相同记载：“晋散骑侍郎向秀注《庄子》，本二十卷”和“晋太傅主簿郭象注《庄子》三十卷”不过隋书又在二十卷后加附“今阙”二字，两种说法不同，直到宋朝的读书笔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没记载向注，才确实真正忘佚了。但能肯定一点，南宋之前向秀的《庄子注》应该还是留存的。又《宋书艺文志》和《旧唐书 艺文志》载“又十卷郭象注”。为什么郭象注有三十卷和十卷两种记载呢，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因为唐朝时候，著名经学家陆德明给《庄子》注作音译，重新厘定为十卷。有了这个证据，基本可以确定两家的《庄子注》是同时存在过的。

六、向郭二人思想不同

向秀是崇有论，认为万物自生。他认为自然即名教。而郭象认为儒教即名教，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儒教。举个例子，《庄子齐物论》里有“天籁者，吹万不同”，而郭注“无自无矣，则不能生有”，而张湛《列子》引向秀《庄子注》： “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亦可管中窥豹，明二者理论之不同。况且郭象是想以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求同“独化于玄冥之境”、“克己复礼以为仁”以及儒家的“内圣外王”（以及脱离了道家思想的），而向秀在《难养生论》中又“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这篇文章是他写给嵇康的，二者思想也基本相同，即主张以外在的伦理道德来节制欲望。虽《庄子》属道家名作，但在魏晋时期开了支遁这个先例，以佛学解释道学，并确立明确独立的思想体系结构。所以在思想体系上，向秀和郭象的核心思想大相径庭。

七、嵇康与向秀的“双弹簧”

向秀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现存只有《闻笛赋》与《难养生论》两篇，后者哲学价值较高，他与同样不满当时社会现状的嵇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旨”，这同五四运动时期的钱玄同与刘半农表演的双簧相仿。孙绰《嵇中散传》：“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子期难之，不得屈”，向秀欲助发嵇康做深一步的论述，阐述儒道思想更深的旨趣。双簧性质颇为明显。

向秀《庄子注》与其《难养生论》一样，都是嵇康被杀之前所著。汤用彤说：“《难养生论》与《庄子隐解》均作于子期入洛之前”，《难养生论》曰：“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何以言之？”，又“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嵇康驳斥这个观点，认为圣人不抑富贵，而是不以富贵为富贵，在这点上，郭象《庄子注》与嵇康同而与向秀意不同。

再者“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而郭象《庄子注》认为生物差别都源于自然，并没有胜负，孰优孰劣，忘却差异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按理说如果郭象是剽窃向秀，但上述两个例子又证明郭注与《难养生论》思想相矛盾，由此可见郭象注确实出于己身。

上面说过，郭象的《庄子注》气象宏大，影响深远。而向秀与嵇康均不满现实，他们的双弹簧也是与现实格格不入，更谈不上对当时社会思想产生强烈影响。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

“君子之所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

这点我是很同意的。郭象“述而广之”的说法完全能够成立。因为古人对于经典上面很多见解都是重复和相同的，更何况二人年代如此相近，郭象受向秀“大畅玄学” 的影响是肯定的。并且汤一介先生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中提到了张湛《列子注》引向秀注四十条，陶弘景《养生延命录》引向注四条，东汉罗含《更生论》引向注一条，更是所见略同的最好证明。而张湛更是在《列子注》中大量沿用向秀理论思想，也是取法先人，谈不上抄袭。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就郭象与向秀的《庄子注》而言，郭象抄袭向秀的论据是不成立，因此，郭象抄袭向秀的《庄子注》这回事应该是没有的。

​参考资料：郭象《庄子注》与向秀《庄子注》， 《晋书郭象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世说新语 ·文字》，《庄子·逍遥》，《世说新语笺疏》，《四库总目》一百四十六，王应麟《困学纪闻》，《新唐书房玄龄传》，《秀别传》，《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向秀《难养生论》，汤一介先生《郭象与魏晋玄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