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的啓蒙書就是金庸和餘秋雨，但這個啓蒙並不是我們常說的明心智那類起啓蒙，而是引領自己開始讀書的兩位啓蒙作家，記得當時自己手裏就是四個作家的書，除了這兩位還有三毛和張愛玲他們，張愛玲一直到幾年的重讀之後，纔算稍微讀懂一點，但因當時本身並沒有具備讀書思辨的能力，因此她的書一直在後期不斷的重讀，張愛玲的作品輪廓才慢慢在自己心中清晰起來。

金庸和餘秋雨還有三毛他們三人的書是很容易讀的，但在餘秋雨出版《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時候，卻遭受到了文學評論家激烈的批判，當然我們不要把文學批判與我們心中的所謂道德批評、批鬥扯在一起，文學批評僅僅是在學術範圍內進行的學術討論。

當時不是有這樣一個笑話，就是在某地區，搜查出妓女身上三樣東西，一樣口紅，一樣避孕套，還有一本書就是餘秋雨的《文化苦旅》，我不適合去評論這些，我只是把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儘量的梳理清楚，於是之後就有一些文學評論家以“文化口紅”和“文化避孕套”來比喻餘秋雨的作品，這種比喻用文化評論家朱大可的這句話來解釋，大家就清楚了，他是這樣說的：人們只需要一種非常輕盈的哲思小語，像粉色的口紅一樣，塗抹在蒼白失血的精神之脣上，以滋養營養不良的文化顏面。

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朱大可的比喻，我們讀餘秋雨的作品就會感到一種民族情緒在內心燃燒，這就是他們批評餘秋雨的文化觀點，這種情緒的激起對於過去的我們來說，都是不容易被發現和分辨的，就以爲是理所應當和再平常不過的事了，如果沒有這種情緒的出現，就會被人懷疑自己是不是沒有某種情感，然而就是這種情感，恰恰是具有深度的文學作品所不應該挑起的，我們文學最活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是那個年代，文學否定了“文以載道”的理論，讓文學真正迴歸文學，迴歸人學。

如果瞭解上世紀的人類災難，無一不是因爲一種叫“民粹主義”所影響，這也是二十世紀文學的最沉痛反思，因此幾乎所有的文學都對這種情緒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懺悔，而文學評論家評論餘秋雨最多的就是這一點，餘秋雨在這兩本書裏表達了一種極爲曖昧的民粹情緒，我如今能翻到的就是朱大可的一篇關於餘秋雨的評論文章，他在文中尖銳的指出這種情緒，並暗喻這種情緒的挑逗就如病毒，需要我們清醒的認識到。

在文章中，他有這樣一句話：後文化時代的特徵就是：經營不再引領大衆，而是大衆支配經營。這句話其實我之前在文章中提起過，我說的是如今的內容生產與讀者的需求通過一個叫智能分發平臺緊密相連，作家再也不是獨立創作，而是根據讀者口味創作，對此朱大可在文章中警告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的絕不再是創造思想的經營，而是追蹤公衆趣味與理念的獵狗。這裏獵狗的暗喻大家一看便知。

餘秋雨的這兩本書確實含有很多的媚俗成分，裏面充斥着一種情懷、道德評判和濃厚的煽情內容，文章又曖昧的回到了“文以載道”的狀態中，這裏的“道”就是我們說的那種特殊情緒，有人忽視這種情緒的產生，我想如果大家對這種情緒的認識還不夠深刻的話，有一本書叫《烏合之衆》，這本書裏對這種情緒，通過一個側面做了剖析，其中裏面有這樣一句話：個人一旦成爲羣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爲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約束的一面。羣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

文：餅子

歡迎和我一起讀書！

參考文章：朱大可《甜蜜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