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中國人對嚴肅與幽默的偏重很不相同，因此對那些善於幽默的人往往都不能給予很好的待遇。要被中國人尊敬，就得端着臉神情嚴肅。”

6月6日上午，爲慶祝六一兒童節，騰雲讀書會“網絡DNA素養課”名師講堂在北京北四環西路66號舉行。

我們邀請了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國際安徒生獎得主曹文軒，他帶了剛剛出版的新作《草鞋灣》，並從兒童文學創作到家庭親子閱讀，進行了分享。

本文爲獨家專訪，系首次發表。

《我的兒子皮卡》這套書,是根據我的兩個兒子的成長經歷寫成的，他們是故事主人翁的原型，根據故事需要，他們兩個人的故事，做了一點位置的調整。我把老大的故事變成老二，把老二的故事變成老大。但是小說故事主要是寫老二，老二叫皮卡。

爲什麼叫皮卡呢？他是一個小男孩，出生的時候很不容易，卡在媽媽身體裏一個地方了。可是“卡”這個字在我老家鹽城的方言不念“qia”，念“ka”，卡在那個地方，出不來，因爲人家不願意來到這個世界上。

皮卡這個小孩命特別大，因爲媽媽懷他的時候，有流產的預兆，然後住院。住院的時候，特別馬虎的拍B超的醫生告訴她：胎兒已經死亡，勸皮卡的媽媽早點動手術，不然會鈣化的，會有問題。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個叫皮卡的男孩來到這個世界了，絕無可能了。

可是媽媽不死心，有一天她去北京中關村醫院，去看她的一個好朋友。這個好朋友不是醫生，他是行政工作人員。到了他的辦公室裏，沒有他，然後就問同事到哪了？說他好像到B超室去了，去看他的一個朋友。

然後皮卡的媽媽就走到了B超室，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好朋友就問她懷孕的情況。然後好朋友說，來，順便B超再檢查一遍看看。我印象特別深，當時我就坐在醫院的走廊上，皮卡的媽媽進去了。大概過了15分鐘，滿臉笑容還帶着眼淚說：“寶寶的心臟跳動得特別有力！”

不久，她原來住院的那個醫院，還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什麼時候來動手術啊？”我沒有責罵他們，把在中關村醫院檢查的情況告訴他們，他們啞口無言。我說，算了。你們差一點扼殺了一個小小的生命，他叫皮卡。

當然，《我的兒子皮卡》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兩個兒子真實的故事。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難以做到實寫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情，就能夠把作品寫得非常圓滿的，不可能，一定有虛構的故事，這樣才能讓一部作品圓滿。

《我的兒子皮卡》對成長中的孩子會有很大的啓發性。家長們也可以從皮卡的成長之路，看到家長的苦中歡樂，以及關於如何陪伴孩子成長的啓示。在我的整個寫作的系列裏頭，《我的兒子皮卡》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也許就是我們大家在心中所認定的最典型的兒童文學。

如果說《草房子》、《青銅葵花》不是特別典型的兒童文學的話，那麼《我的兒子皮卡》差不多就是最典型的兒童文學。我說不清楚什麼叫典型的兒童文學，但是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想在座的所有朋友，你們現在大概就有一個樣子，典型的兒童文學的樣子。

我爲什麼想起來寫這樣一套作品呢？第一，我不想浪費兩個好兒子的成長所提供給我的獨一無二的寫作資源，我就想我帶你們太辛勞了，那麼地辛苦，你們也該報答我，怎麼報答？就是把你們的生活，作爲我的寫作資源提供給我。我養你不是白養的，你得讓我寫十本書、二十本書，就是你們的故事，算是給我的報答。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第二個原因，是因爲我們看到了許多寫給兒童的作品，我感到很不滿意，就是覺得這一類的作品，一味地追求所謂的笑，搞笑，一味地籠絡兒童，一味地爲了銷量。所以我決心寫一套可以把它稱之爲文學作品的小說。就是說要對得起“文學”這兩個字，要有足夠的文學性，而不只是搞笑，不只是讓小孩喜歡，要寫一套文學性很強的書。

因爲在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裏頭，我得到的結論就是一部書怎麼能夠穿越時間和空間，這有一個東西：文學。它必須是文學品，它必須是藝術品。只有當它是文學作品，具有很強的藝術性的時候，它纔可能成爲可以穿越時間，穿越空間永遠活下去的作品，不能一笑了之，應該讓那個孩子長久地記憶，記憶一生。這是我要寫它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我以前寫作品，大多數情況之下都是往高處走，孩子們看《青銅葵花》、看《草房子》，我想你可能會有這樣一個感覺，我是往高處走的，我儘量讓它在你看的時候會有一點點難度，而且我常常寫的是少年，年齡偏小的，幾乎沒怎麼寫。

所以我在《我的兒子皮卡》裏，決定從高處往低處走，寫一個年齡比較小的孩子的生活，寫一些通常的兒童文學作品，這是第三個原因。

兒童的閱讀與成人的閱讀有許多不同之處，小孩喜歡看一個形象，和自己一樣，慢慢長大，許多故事裏，有一個固定的形象，這本書裏是他，下一本書還是他，唯一的形象，寫了十本、二十本，乃至更多本書。很多小孩特別喜歡看的這麼一類的書，他喜歡形象的重複。比如說米老鼠、唐老鴨、不一樣的卡梅拉等等。許多形象成了經典，甚至成了一個國家的文學的驕傲。

如果我來創造一個叫做皮卡的形象呢？寫下去、寫下去、寫下去、寫下去，一直寫下去。我想給中國兒童文學創造一個形象叫“皮卡”。我以爲我現在已經走在了這條路上，有一個出版社，它專門成立了一個皮卡的機構，就是來主推皮卡這個形象。

說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一定要講講一個詞叫幽默、詼諧。皮卡與我以前的作品相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幽默。好玩，看完了以後你想不笑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對“幽默”這個詞的理解不一樣，或者說正是因爲我對“幽默”這個詞的不理解，導致了我對現在一些所謂的搞笑的作品不滿意，決定才寫皮卡的。幽默不是搞笑，幽默不只是搞笑。而且小孩搞笑很容易的，嘎吱他不就笑了嘛，撓他的腳板心不就笑了嘛，那麼容易。可是笑完了一無所有。

在我看來真正的幽默要達到什麼境界呢？智慧的境界。只有當你的作品，你所謂的幽默達到這個境界的時候，我才覺得它是我要寫的作品。

另外我爲什麼寫這個“幽默”，就是因爲我有感於幽默在中國可能是不夠發達的。我不是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幽默，我也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幽默，中國人幽默感還是很強的。而且我也不認爲中國原來的文學都沒有幽默，《紅樓夢》裏頭沒有幽默嗎？《水滸傳》裏頭沒有幽默了嗎？《西遊記》裏頭沒有幽默嗎？豬八戒不讓你感到好笑嗎？都有的。

中國還有許多文藝形式是專門來製造幽默的象徵，就是讓你笑。但是中國對幽默的理解確實是不夠深刻的。在這個講禮教的國家，莊嚴、肅穆、嚴肅是他經常的面孔。中國人儘管在許多場合很幽默，但中國人將幽默場合限定得太死，他狹窄。

因爲中國人對嚴肅與幽默的偏重很不相同，因此對那些善於幽默的人往往都不能給予很好的待遇。要被人尊敬，你就得端着，板着臉，神情嚴肅。你老開玩笑，老愛幽默，人家就不把你當一回事，就不會把你尊起來。這很要命，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本性藏起來，到處裝作一本正經的樣子，到處作出一幅尊嚴的樣子。

在中國是嚴肅的人高於幽默的人，幽默是那些嚴肅的人所欣賞的，但他不去效仿。他也喜歡聽相聲，他也喜歡幽默，但是他不幽默。當然在特殊的場合遇到老同學了可以，在家裏也可以，但是在有一些場合他絕對不幽默。因爲你幽默得太多，這個人不能讓他當官，當官的人就是應該板着面孔。

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講，在中國呼籲“幽默”都是必要的。而在兒童文學這裏呼籲幽默就顯得更有必要了，因爲在中國的兒童文學裏頭長期經營，就一直缺乏這種品質。雖然中國的兒童文學也講情趣，但實際上這種思路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

再說兒童情趣與幽默似乎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對兒童情趣的理解似乎也非常淺薄，根本不足以幫我們理解幽默的意義。我們今天有一些兒童文學，小孩很喜歡看，因爲它幽默。

但是這個幽默，第一淺，一笑了之，笑完了以後給你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第二這個幽默大概也只是中國的小孩會看了幽默。一旦翻譯成英文、翻譯成法文、翻譯成德文，這個幽默就蕩然無存。爲什麼呢？它所謂的幽默就是在語言上耍貧嘴。可是這個耍貧嘴一旦翻譯成英文、翻譯成德文、翻譯成俄文，它就不在了。

許多在中國大陸小孩看來非常幽默的作品，就不要說翻譯成其他語種到國外了。即使到我們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它就根本走不開。臺灣的小孩根本就理你，這有什麼好笑的呢？

我想寫一個小說，想寫一套無論被翻譯成哪一種語言，它都是幽默的。因爲那個故事本身是幽默的，用英語表達也好，用法語表達也好，用德語表達也好，它一定會讓你感到非常地有趣。即是語言，語言所表達的那個意思幽默，而不是語言本身幽默。

所以我在寫《我的兒子皮卡》的時候，是帶了這樣一種想法去寫的。其實現在的皮卡已經有很多版本，它其實已經成立一個ＩＰ形象了，而且這個形象越來越鮮明。

這一套書是二十一世紀出的，作家出版社又出了一套。天天出版社又出了《我的兒子皮卡》的圖畫書，因爲書裏頭有許多東西，可以拿出來作單篇給小小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