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的13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代表全國當時53名黨員。當時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只有毛澤東、何叔衡兩名黨員,毛澤28歲,何叔衡45歲,他們二人就作爲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何叔衡是當時“一大”13名代表中的年長者,13名代表中30歲以下的佔10人,他們多數在20歲左右,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劉仁靜當時只有19歲。其餘三人的年齡是:李達31歲,董必武35歲,何叔衡45歲。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42歲,李大釗32歲。可見何叔衡的確是年齡最大的人。

何叔衡的長相也頗具特徵:“矮敦結實、肩膀寬闊、長方型臉膛上留着黑鬍子”[1] 22熟知何叔衡地著名作家蕭三回憶記到:何叔衡“寬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鬍子,”[2]而且還“是一位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表情都很喫力,”[3]過去最流行的說法是,何叔衡18歲考中秀才,經認真調查,何叔衡的兩個侄媳婦證實,何叔衡考中秀才是在“即1902年(清光緒28年)”[4]當時何叔衡26歲。而在“一大”13名代表中,除何叔衡外,還有董必武(1903年,17歲考中秀才)也是光緒年間的秀才,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也是一位秀才(1896年,17歲考中秀才)。

除此,何叔衡的個性最具特徵,這些特徵的形成來自於他的父親何紹春和他的啓蒙老師姜方谷影響,用何叔衡的好友毛澤東的話來概括主要有一下三點:

一、“何鬍子是一條牛”[5]

讓我們先來看看,爲什麼稱何叔衡爲“何鬍子”的?1918年與毛澤東一起組織新民學會的肖子升是這樣解釋的“何叔衡長着一臉濃密的鬍髭,比我和毛澤東約大十歲,我們叫他‘何鬍子’”[6]還有一種說法,“何叔衡同志是寧鄉的老秀才,和姜夢周、王凌波、謝覺哉三同志是老同學,也是好朋友。他們曾同在雲山小學教書,提倡學生學科學,作應用文,遭到一羣守舊分子的激烈反對。”[7]謝覺哉比何叔衡小8歲,也是湖南寧鄉縣人,是清末秀才,1906年寧鄉鬧災荒,何叔衡與謝覺哉等人聯合起來替窮人打抱不平,大革命時期他們二人與寧鄉的姜夢周、王凌波四人在長沙合影,四人都留着鬍子,謝覺哉在照片上題字“寧鄉四髯”,在四人中何叔衡年齡最大,又被稱爲“何鬍子”。

何叔衡,字玉衡,號琥璜。1876年5月27日,這天正是中國農曆的五月初五端午節,何叔衡就在這一天出生在湖南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中,其父何紹春是位勤勞樸實的農民,除在家種地外,每年利用農閒時節到洞庭湖沿岸打工,何叔衡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弟弟。按寧鄉農村流傳的一種迷信的說法:“男子要午(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就是說生辰逢五是最吉祥、最幸運的事,而何叔衡生在五月初五,又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憑此被親友認爲將來一定有出息,他的父親也就信以爲真,於是節衣縮食省出錢來只供他一人讀書。

何叔衡從7歲開始就學着看牛、砍柴、割草、幹家務活,家中孩子多,糧食少,特別是逢到青黃不接時,父親就要在飯量上對孩子進行限制,因爲何叔衡年紀小,每餐父親只給他一碗飯,何叔衡常常感到十分飢餓。一天,何叔衡放牛回來的早,端起碗來幾口就把碗裏的飯喫光了,但他仍然感到十分的餓,他看着剛剛端起碗的姐姐,想起了喫草的牛,說:“喫飯要是象牛喫草那樣能放肆喫飽就好了。”站在一邊的父親聽到後說:“你長大了象牛一樣地做事,一定會喫得飽的。”7歲的何叔衡牢牢地記住了父親的這句話,直到他爲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爲止,他始終“象牛一樣地做事。”[8] 2

1913年,毛澤東與何叔衡同時考進入公立湖南第四師範學校,第二年四師併入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在剛剛入“四師”就認識了年紀最大的同學何叔衡,當時毛澤東20歲,而何叔衡已是37歲的中年人了。半年後,何叔衡提前從“一師”畢業,到長沙市內的中學任教,還擔任省通俗教育館館長。毛澤東則在“一師”繼續讀書,前後共讀了5年,直到1918年才畢業。1918年毛澤東等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何成爲學會中年齡最大的成員,二人還建立了文化書社,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二人之間配合得十分好,當時在會友中流傳一句話:“毛潤之所謀,何鬍子(叔衡)所趨;何鬍子所斷,毛潤之所贊。”“何叔衡同志被捕犧牲距今已經46年了。但是,他那老成持重,實幹重於言辭的形象卻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矍鑠老翁何叔衡,建黨初期立殊勳。作事不辭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騰”[9]毛澤東也常常說:“何鬍子是頭牛”[1] 24

二、“何鬍子是感情一堆”[10]

何叔衡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弟弟,在家排行老五,就在何叔衡5歲時,母親就去世了,他的家境在附近幾個村子還算是“小康”,但他的父親卻一直沒有再娶,辛辛苦苦拉扯着6個孩子,父親何紹春在婚姻方面對何叔衡影響較大。

1898年,22歲的何叔衡與袁少娥結爲夫妻,袁少娥比何大三歲,沒有讀過書,雖是個文肓,但通情達理,勤勞儉樸,二人雖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但婚後,夫妻感情篤厚,他們倆共同生的兩個男孩不幸夭折,只留下兩個女兒,1908年袁少娥又生一個女孩,親朋友人怕何叔衡絕後,聯合起來勸何納“二房”,這在當時的社會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何叔衡堅決不答應,並說女孩也一樣是傳代人,並以實際行動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封建倫禮發起挑戰,他給大女兒取名實懿,二女兒取名實山,三女兒取名實嗣,“實山”表明女兒也可以是父母老年生活的靠山,“實嗣”二字則表明女兒就是何家的實際的繼承人,同時也表明了他對妻子的一片深情。

何叔衡本來家道“小康”,當時他又有很高的社會威望,是個讓人尊敬的讀書人,而且還考中了秀才,納妾對於何叔衡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把個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後來二女兒、三女兒在何叔衡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爲防止父女在外發生不測,他把大女兒留在家中照顧妻子的生活,他有一首詩中寫到“此身合是忘家客”,[11]這也表達了他對於妻子的一片深情及濃濃的愛意,難怪毛澤東稱讚他“何鬍子是一堆感情”。[10]雖然沒有男孩,何叔衡一直沒有嫌棄過妻子,沒有買小納妾。在革命生涯中,他常惦記着家中艱辛勞動的賢妻。在信中他這樣稱慕着自己的妻子:“您如果活到六十歲,我或者與您有見面之日。但您的一生,是撿柴、栽菜、餵豬的一生,不去求人的一生。”[8] 29 同時,在何叔衡心裏,妻子並不是一個沒文化的勞動婦女,而是一個貼心人。在革命最艱苦的日子裏,他對妻子表示說:“我是要永遠地對得起我的骨肉和您啊!我要問您,假使我遭到危險,您是求死呢?還是求生?請答覆我。”[8] 29伉儷情深,相濡以沫,令人感動。

袁少娥始終支持丈夫及女兒的革命工作,在湖南老家掌管家務,侍奉家翁,一生含辛茹苦,卻毫無怨言。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當局懸賞捉拿何氏父女,並標價“抓到何叔衡者,獎賞3000大洋”,何叔衡父女被迫逃離,當一批批叛徒爲賞金去何家探聽消息時,他們個個被袁氏罵出大門。後來爲了躲避敵人的迫害,袁氏與大女兒一起躲進了深山老林裏,由於過度驚嚇大女兒不幸去世,袁少娥悲痛欲絕,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真是禍不單行,不久,又傳來二女婿被敵人殘殺的噩耗。隨後她與何叔衡及兩個女兒中斷聯繫長達21年之久,她天天盼望丈夫及女兒回家,盼到牙齒掉了、頭髮白了,連眼淚都流乾了。在父親的干涉下,何叔衡把自己的九侄新九過繼爲子。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已52歲高齡的何叔衡要克服語言關,爲了記熟一個單詞,他要讀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譽爲“學習上永不疲倦的人。”[12] 143何叔衡仍然抽出時間給兩個哥哥玉書和玉明,及養子新九寫信,詢問湖南老家的情況。

1950年春天何叔衡的兩個女兒回家看母親,直到這時袁少娥才知道,她朝思暮想的丈夫何叔衡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1957年春天,袁少娥病重,兩個女兒回家伺候母親,母女相守一個月後,一天,袁氏把女兒喊道牀前,她知道留給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向女兒交待後事說:你們倆是公家的人,已請假一個多月了,也不能老爲我呆在家裏,這樣會耽誤工作的,趕快回去工作吧!我這一生活得好孤單啊!與你的父親在一塊的日子少的可以數出來,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死了能與你們的父親合葬……。面對母親的最後要求,姐妹倆不知如何回答,她們的父親何叔衡犧牲後,屍骨至今也沒有找到,哪裏去建墳合葬哪!不久,袁氏去世,死後依然是孤孤單單的。

三、“叔翁辦事,可當大局”[13]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成立,何叔衡成爲年齡最大的會員,不久,又擔任學會的執行委員。五四運動爆發後,湖南開始了驅除統治湖南的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在驅除張敬堯的運動中,何叔衡被毛澤東派往衡陽,1920年3月1日,何叔衡到達衡陽,他以衡陽三師爲基地,在衡陽組織了一大批羣衆,1920年6月,張敬堯被趕出湖南,在驅張運動中,衡陽代表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因此稱讚何叔衡“叔翁辦事,可當大局”。

何叔衡的辦事能力主要來自於父親與啓蒙老師姜方谷二人。

1、塾師姜方谷的影響。

何叔衡從12歲到22歲,先後在幾家私塾學堂讀了8年書,在衆多的塾師中,姜方谷對他的影響最大,姜方谷也是何叔衡革命的啓蒙老師。

姜方谷學識淵博,曾經在外地做過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從來不願隨俗浮沉,並對滿清政府的腐朽懦弱十分不滿,何叔衡在姜方谷門下讀了4年書,除修完五經四書外,姜方谷常常用歷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蹟,啓發學生的愛國愛民思想,在姜方谷的啓發下,何叔衡目睹了甲午戰爭的失敗,看到了清王朝的腐敗,看到了官吏橫行,人民生活的艱辛。

1902年,26歲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同年11月,縣衙請何叔衡去擔任管理錢糧的職務,何叔衡“感世局之洶洶,人情之憒憒”[1] 22—23他拒絕到任,回到鄉間一邊種地,一邊教書,因此被鄉人譏笑爲“窮秀才”。 1909年何叔衡受聘於新式學堂的雲山高等小學堂,在那裏他開始大量閱讀外界新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率先剪去頭上的辮子,還動員周圍的男人剪辮、女人放腳。暑假他又回到家中,操起自家的菜刀,把家中的裹腳布和尖腳鞋全部搜出來,當衆砍爛。1921年初,新民學會內部就“改造中國與世界“應用什麼主義展開討論,何叔衡明確反對無政府主義,表示應信仰馬克思主義。同年6月,湖南軍閥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撤銷其教育館館長之職。7月間,他與毛澤東在長沙同登一條輪船赴上海,參加中共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2、父親何紹春的“一概要公”“世間只有私心壞”的遺囑。

父親何紹春對何叔衡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勤儉勞作一生,“是一個位非常正直而又深諳世情的農民”[1] 22而且在鄉里樂人好施,“有幾個窮苦孩子,偷偷地挖何家的芋頭,何氏父子不但沒有斥責他們,反而擔心他們逃跑時摔傷,並主動送給他們芋頭喫。”[12]51926年8月,何紹春在臨終前給6個子女留下了這樣的遺囑:“餘年八十零,難道還貪生嗎?你們娘早死,我教養你們未爭得一個什麼局面,只望你們兄弟合好合力將債還清。一概要公,世間只有私心壞,事情公則大家安。叔衡撫九孫爲嗣莫撒手。我死了不做道場,不燒紙錢冥屋,不勞動親朋,只行幾堂神,裝殮不用一根絲,葬於就近就是。切記切記!”[1] 23

父親何紹春樂於助人的品德對何叔衡影響較大,小時候,遇到來家逃荒要飯的窮人,何叔衡寧願自己不喫,也要把碗裏的飯倒給他們,遇到衣衫破爛的窮人時,何叔衡就會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送給他們。在做私塾老師時,何叔衡常常幫助窮苦人家的孩子,1980年5月4日,當年何叔衡教過的學生劉華陔回憶說:“他教私塾收費比別人低。”[8] 3何叔衡的私塾學堂開學後不久,有一位十多歲的男孩手執割草刀天天站在窗外聽課,何就主動走過去詢問,才知道這個男孩姓李,因交不起學費就抽割草的閒餘時間來窗外聽課,何叔衡被這個男孩的行爲所打動,就讓男孩進教室免費聽課。

父親何紹春“一概要公”“世間只有私心最壞”的樸素的思想,成了何叔衡做人的“座右銘”。[12] 193年何叔衡化裝成富商大賈,經香港、廣東、閩西到達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檢查部部長、臨時法庭主席的職務,他的住處與毛澤東的住處僅僅相隔30米遠。何叔衡工作時,身上隨時揹着三件寶[ 布袋子、手電筒和記事簿] 。布袋子是由他自己設計請人縫製的,袋子中分成幾個小袋子叫“袋中袋”,每個小袋子都有特定的用場。他的視力不好,第二件寶的手電筒隨着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戶。他的記事簿上無所不記,他常常對人說:“人老了,腦子不管用,記在本子上忘不了”。[12] 159到了瑞金時,他的布袋子已滿了,人證物證齊全,檢察工作、司法工作、內務工作、幹部教育情況,什麼都有,東西雖多但條理清楚,雜而不亂。

他白天和羣衆在田間地頭邊幹邊談,晚上召集部分幹部羣衆座談,沒幾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過彙總整理材料,何叔衡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縣、區政府,單靠行政命令去解決問題,有的甚至吞沒公款,貪污腐化。何叔衡認爲,這些問題如不及時克服,將直接威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於是,他隨即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項英等領導作了彙報。

當時在中央根據地,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齡較大,被人尊稱爲“五老”,後來何叔衡因反對極“左”的肅反政策,被誣爲右傾並撤銷了全部職務。但憑他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在他受錯誤打擊、蒙受委屈的時候,能夠顧全大局,不計個人恩怨,不改變對真理的信仰。

那是在1933年前後,先是“左”傾領導者通過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8月召開的寧都會議,錯誤地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同時王明等人爲了打擊毛澤東在人民羣衆中和地方組織中的威信,錯誤地開展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何老被作爲“羅明路線”的“另一種傾向”而被錯整。他們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說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據地監察、司法等項工作中有嚴重的右傾錯誤,而實際情況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權時恰恰是採取審慎而又穩妥的工作方針,認爲不該殺的堅決不能殺,該殺的也要證據確鑿才能殺,不能濫殺。如,1932年5月26日,何叔衡審批瑞金縣上報的一個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採取的慎重方針。朱當時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層法院決定判他死刑。何老複審時,認爲並非反革命罪,且朱組織過游擊隊,參加革命,又年已72歲,因此由死刑改“監禁二年”[14]。這種審慎的作風和態度本來是司法人員應有的職業道德,但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者卻反誣何叔衡:“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蘇維埃法律的階級異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司法神聖’的書呆子或俘虜,纔會把蘇維埃活動用來替反革命辯護或減輕罪行”[15],並且從1933年6、7月開始對他進行完全錯誤的打擊和批判,還在當年年底還撤掉了何叔衡擔任的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中央檢察部長和中央蘇維埃臨時法庭主席等重要職務。對此,當時擔任毛澤東祕書的謝覺哉十分不滿,曾對毛澤東說:“中央爲什麼要整何老頭,何老頭有麼子錯?”[1] 25但何叔衡始終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嚴格要求自己,同時堅持從大局出發,從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忍辱負重,服從分配,努力做好組織分配給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

1934年秋紅軍長征開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蘇區,在當地幫助鄉政府做動員工作。對於留下何老的決定,四老和蘇區的許多同志是在預料之中的,這也是當時王明“左”傾錯誤打擊何老的必然結果。

何叔衡以“一概要公”“世間只有私心壞”爲革命事業的座右銘,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犧牲,“實踐了他生前說的:‘我要爲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12] 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