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二字，大致已经道尽明清塾师的生活境遇，堪称塾师生存状态的实录。塾师之“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收入过低。明清两代的塾师收入，大抵包括束脩、节仪与饮食供给、兼职收入三部分。

先说束脩。塾师出任馆职，无论是蒙师，还是经师，无非是为了谋取馆谷与束脩，借此养家糊口。相比之下，蒙师的馆谷或束脩就比经师低许多。以明代的官方社学师来说，多属训蒙师，其束脩一般为每年二十两银子，少者则为十五两。有些义学的业师，“月奉四斛”。南宋以后，多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月俸四斛，即二石，一年二十四石。若折成银子，大概也在十五两左右。在明代，一般经师的束脩，大概在每年三十两至五十两银子之间，多者亦有超过五十两，甚至超过一百两者。与明代塾师的脩金相比，清代塾师的脩金就稍显微薄。总体说来，清代塾师脩金，低者为每年十两至二十两银子之间，高者则在四十两至五十两银子之间。

塾师处馆，除了最为基本的脩金、馆谷之外，还会有其他一些额外收入，诸如“礼聘银”“节仪”。所谓“礼聘银”，即聘师时一次收取的礼金。“节仪”又称“节礼”，通常是指塾师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节日赠仪。以礼聘银为例，明代塾师应聘设教之后，就会收到来自东家的礼聘银。至于节礼，通常是指遇到清明、端阳、中元、冬至等四时节日时，塾师可以从东家那里得到赠仪。若是塾师至家馆教学生徒，东家还需要提供塾师的一日三餐。从清代家馆来看，主人家除了提供塾师每日饮食以及睡房之外，有时还要根据季节的不同，赠送塾师衣服。若是塾师无人伺候，那么东家会安排书童、管童等二三人前去服侍。

在明清两代，因为脩金、节仪之类的收入相对微薄，尚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计，所以塾师通常会从事一些兼职，藉此补贴家用。这些显然属于塾师的外快收入。明清塾师的兼职收入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一是利用自己曾经兼习过的地理、算命一类杂术，从事堪舆之术，以获取好处。如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除了处馆之外，“后来又替人看葬坟”，就是典型一例。二是书春帖（即对联）。清末李虹若有《书春》诗一首，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七《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53页）所记即为教书先生在腊月里靠替人写春帖，以赚取些须润笔之资。三是安排婚礼、代写婚书。如清代江西赣县有一位塾师，专门替男女双方安排婚礼，再兼之乡下偏僻，缺少士人，所以两姓之间的婚书，均出自这位塾师之手。

就明清两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下层读书人的贫困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就需要对明清塾师的生活质量加以具体的分析。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五十两。京师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若在一般城市或乡村，大概最低脩金三十两，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从清人小说《儒林外史》中可以得到印证。从小说可知，清代塾师若想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计，必须每年赚得脩金三十两。若以每年三十两脩金作为维持一个读书人体面生活的标准，那么，明清塾师中的大多数应该处于这一标准线之下，故民间才有穷教书的印象。

明清塾师的苦状，其实不仅限于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更是因为读书人的内心感受之苦和精神上缺乏自由。明人文徵明所著《馆师叹》一诗，其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一句，（褚人穫《坚瓠五集》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62页）基本道出了苦状的缘由。清人有一则《村学先生自叙》，塾师自言境遇道：“自家日常看着几个书生，羁羁绊绊，与犯罪囚徒无异。年终算着几担束脩，多多少少，与雇工常行不殊。”（钱德苍辑《解人颐》下册，岳麓书社，2005，15-19页）其意大体与文徵明所言相同。前者是说物质待遇的贫乏，而后者则是说精神上的枷锁。

物质待遇与教学条件之差，在一些塾师看来，只要秉持一种“孔颜之乐”的精神，尚可应付自如。最让塾师不堪承受者，就是自己一旦成为塾师，为了些许的束脩，犹如鸟入囚笼，成为“不枷不锁的自在囚”。照理说来，塾师俗称“西宾”，凭自己的知识吃饭，原本应该与“东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前引文徵明《馆师叹》诗亦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究竟是听从子弟“父兄”之言，抑或迁就就学的“子弟”，塾师确实陷入了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为此，《长恨歌》云：“拘缚矩头严，护短不教加鞭扑。抚育少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钱德苍辑《解人颐》下册，第87页）明确揭示出了塾师教学过程中的为难境况。（来源：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