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福柯的知識權力理論、規訓理論和女性主義研究的角度，對臺灣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進行了分析，試圖探究一個在權力差異下失去自我主體性，最終成爲了一個被動的被馴服的身體的主人公房思琪的原因，嘗試從年齡、性別、職業身份以及知識話語權力的四個角度勾勒出小說主人公房思琪因爲性暴力而最終瘋癲的原因。從而想理清當讀者閱讀這部作品時的憤怒究竟源自哪裏？我試圖排除一些表象的憤怒，肯定一些深層次的憤怒。從而對“性暴力”這一由來已經的話題藉助《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部作品進行多角度的分析。

在閱讀完這部作品後，我們會普遍的感到一種憤怒，它來源於作品中老師誘姦了女學生，源於老師犯法了，源自於老師與學生的倫理道德關係等等，這都是正常的，但是這種憤怒其實是模糊的，我們並不知道到底在憤怒什麼？

作者林奕含在2017年4月19日接受採訪的視頻裏，將這本書的的主要內容從“有一個老師，長年用他老師的職權，在誘姦、強暴、性虐待女學生”改爲“這是一個女孩子還是誘姦犯的故事”，然後重點強調了“它裏面是有一個愛字的”。然後給了書中女主人公房思琪一個定性“可以說，思琪她將註定會終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爲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作者林奕含強調了“思琪她當然是愛的”，而這愛是不容置疑的，她也相信“李國華在某些時刻，他是愛的。”但李國華最終愛的是“自己的演講，語境，場景，畫面”，從而作者直指藝術的真實裏的巧言令色的成份，直指否定了一個人的文字和爲人的關聯，從而遁入相信的虛無。

在這段視頻採訪裏，作者否定了這是一本憤怒和控訴的書，並且將“誘姦”的故事內核改成了“愛”，肯定了女學生房思琪從13歲到18歲之間的情愛與性，也肯定了誘姦者老師李國華心中短暫的愛，並且要讀者特別注重的是作品中“既痛且快”的審美快感。

由此，我們閱讀後對於李國華與房思琪之間發生的性關係的憤怒開始消減，對一個老師對女學生的憤怒變得模糊。所以本文試圖排出一些憤怒，肯定一些憤怒，使得我們的憤怒變得清晰，即我們到底該爲這個故事憤怒些什麼？

雖然作者否定了作品的憤怒性，但是卻訴說着作者自身的憤怒感。作者在每天8個小時的創作中是“不進食的”（視頻採訪）並且是“痛苦不堪，淚流滿面”（後記）。在採訪中說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並且強調這樣的“屠殺”是不可能遏止的，即在採訪的“現在、此刻、也正在發生”。這種悲劇被作者稱爲是“大質量的暴力”。而作者認爲自己的書寫是無法再現這種暴力的，因爲作者認爲自己的書寫是“非常墮落的書寫”，她揭示了這種大質量的暴力但是根本無力阻止，因爲作者在採訪中數次因爲情緒低沉而沉默片刻。由此，作者是憤怒的，並且是一種無力的憤怒，因此作者“恨透了自己只會寫字”（後記），而“惡人還高高掛在招牌上”。

所以，根據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理論，作者、作品、讀者與世界互相獨立又彼此聯繫。作者希望作品展現出的是“審美的快感”，而作者本身的創作過程充滿痛苦與憤怒，讀者憑藉自己的期待視野進行閱讀後而感到了憤怒，這種憤怒，我根據福柯的知識話語權力理論總結爲一種權力差下的性暴力，正如作者強調“房思琪式的暴力”的“大質量”，是因爲性暴力可以放大兩種暴力，即身體暴力和心理暴力（也即肉體暴力和精神暴力）。

而造成性暴力的方式是“權力差”，即福柯在他的著作《性經驗史》中所闡述的“權力關係內在於性關係中，性關係是在此產生出來的差別、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結果。”所以，權力的差別導致了性關係的差別、不平等和不平衡，而權力的差別在《房思琪的初戀花園》這一文本中可以總結爲年齡，性別，“老師―學生”的職業身份關係，性話語的差別這四大因素所引起。而其中造成性話語差別的可以細分爲兩個因素，一個是家庭性教育的缺席和誤導，另一個是根據福柯的“知識―話語―權力”理論，掌握知識話語權的老師用文學話語僞裝了他權力的真實目的，這就是作者在視頻採訪中所質問的“巧言令色的成分”。由此，我認爲這四大因素是我們真正憤怒的原因，是我說的“肯定一些憤怒”的那些憤怒。而通讀作品後，我們會強烈地感到房思琪受到的心理暴力遠大於身體暴力，而這一點的分析集中在了第三和第四的因素上。

1，年齡差造成了天然的權力差。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最直觀的憤怒是“一個大人強姦了一個孩子”，或者“一個成年人強姦了一個未成年人”。“房思琪才十二三”，而“老師跟我們差幾歲？三十七。”這是一個巨大的年齡差。所以，我可以這樣概括：比房思琪（未成年）大“三十七”的李國華（成年）強姦了她。而如此巨大的年齡差別是可以造成一個孩子對成年人有一種天然的畏懼與聽從的習慣的，因爲“可是眼前的⼈，年紀似乎已經過了需要守備的。（43）”。這形成了“誘”這個犯罪情節最大的前提，這就是我所謂的“天然的”所指。當我們在憤怒年齡差造成的不對等的權力差時，我們是否憤怒是以大欺小？這個大人對一個孩子施行了一種身體暴力，而這種暴力與性有關，使得這種憤怒成倍增長？

當性與身體暴力相聯繫時，我們的憤怒會成倍增加，這源自於我們在文化、歷史、思想等以及整個社會話語語境中潛移默化形成的成倍的憤怒。即比如在我國的《刑法》中，性暴力的嚴重程度一度凌駕於任何其他的身體暴力，即任何形式的強姦罪都很大可能意味着死刑的蒞臨。（李銀河）這是歷史文化與法律所凝結成的憤怒，我想要排除我們的憤怒首先是將性暴力不要凌駕於其他身體暴力的盲目憤怒。性暴力本質上是一種身體暴力，它與性無關。強姦這一行爲是沒有性快感的，它不是一種完整的性行爲。我國刑法歷史上在性與法的連接上有着強烈的憤怒感，所以，當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爲“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成爲任何立法的對象”，在涉及強姦與兒童時，“視同於傷害罪加以處置”。這樣的觀點我們應該接受和改變。

但福柯認爲性暴力是身體暴力的一種，即“當我們懲罰強姦時，一個人應僅僅因人身暴力受懲罰，而不是其他原因受懲罰。”之於兒童“如果性以強姦和違背兒童意願的形式出現，它就不再是性，而是暴力。它應當以暴力傷害的名義受到懲罰，而不應當以性的名義受懲罰。”李銀河認爲福柯這一理論是“法律改革的最高境界”。但福柯的這個解釋令人信服。但就目前情況來說，李國華確實犯法了，即便假如房思琪是自願的，也就是福柯所說的發生性行爲時沒有違背兒童的意願時，那就不是一種暴力和罪行。但是每個國家的法律中都有“自願年齡線”的規定，我國規定的線是14歲（比西方其他國家都低），即如果“與低於自願年齡線的少兒發生性關係，無論當事人是否自願，都被視爲‘姦淫’”。這一年齡線的存在否定了14歲以下兒童對於自己身體的掌控能力，也就是說在這個線以下作爲性主體的兒童是不能自我決定自己的性需求的。

兒童是否有性需求的表達以及決定權也是福柯所關注的，福柯是主張廢除自願年齡法的。爲取消這一年齡線，福柯提議要動員兒童身邊所有的力量來給兒童以必要的性知識教育，即他提出“兒童還需要社會和經濟力量,以及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對他們的需要和慾望的尊重。應當儘早教育兒童,他們的觀點是重要的,他們的行爲是有效的,他們的身體屬於他們自己,因此他們可以在心理、經濟和肉體虐待發生時保護他們自己。”取消這一規定可以消除兒童對於性的有罪感，使得兒童關注的是自己的身體，而不是被一些鄙陋的話語傳統諸如房思琪的媽媽說“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68頁）給駁斥。但是，關於兒童對自己的“性權利”是否有完整的意識以及認識的能力是有爭議的，法律規定的“自願年齡線”就否定了這個爭議中持肯定的一方。於此，如果兒童嘴中的“自願”是被人強迫或者引誘的，那福柯的這個主張也確實有待商榷。

所以，按照法律規定的14歲的界限，不管房思琪是否自願，李國華已經構成了犯罪，作品中的物理老師對李國華說“所以低於⼗六歲，還沒合法。”115李國華觸犯法律這是肯定的，這是我們憤怒的一個原因。如果根據福柯想要改革法律後的理論，那“是否自願”就構成了定罪爲“身體暴力”的依據。也很顯然，房思琪起初是不自願的，據此，李國華也會被判有罪。“起初不自願”這一點在作品中的描寫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根據福柯理論“從兒童不再拒絕的一刻開始,就沒有理由去懲罰任何行爲了。”也就是說，後來房思琪“自願了”，即使他們結婚了，作爲讀者的我們目睹了整個故事的因果，李國華依然有罪。

所以研究房思琪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截點以及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截點就是作者視頻採訪裏所說的“甚至到了最後她心中還有性”的意義。而這個截點的產生與本文的“老師與學生的職業身份關係”和“性知識的差別”這第三第四因素有重大關係。

2，性別差造成了天然的權力差。

性別是人類社會在整個文化傳統的加持下逐漸凝結而成的權力差，即男權主流思想的根深蒂固，就人類社會的私有制形成以來，性別差也可以被看作是造成天然權力差的因素之一。就西方的《聖經》中“夏娃是亞當的一根肋骨”爲文化起源，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地位就已經形成並且慢慢被社會所根深蒂固，即法國女性批評家克里斯蒂娃說“女人的性別不是天生的，是被社會塑造的”和“女性的標準取決於男性”。而在法國女性主義的先鋒波伏娃的《第二性》裏直截了當的提出“男人是第一性的，女性的性是被改造的”，因此纔有了書名的“第二性”。所以，從“上帝只造了一個男性”這樣文化的起源開始，之後的語言、文化、心理、法律、宗教、政治等一切領域都對女性施加着男權的標準，這就是女性研究所要核心打破的，讓女性自己制定標準（克里斯蒂娃），讓底層的女性說出自己的話語（斯皮瓦克），從而達到平等話語權的程度。但因爲社會文化中強勢的男權綿延數久，平等話語權的運動或者說女權的運動也頻頻受阻，在它們自身內部也經常出現矛盾與難題。

所以，當作者在視頻採訪中說出她創作的起點時，年齡與性別這兩對天然的權力差就已經非常明顯了。她說“一開始在腦中很清楚的是，我想要安排一個13歲的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她長的漂亮，然後她喜歡閱讀。與她相對的是一個50歲的教國文的補習班名師，然後誘姦了她。”隨後在作者的創作過程中，也將女性研究的一些難題拋出，即在女性研究中像男性作家筆下給女性分類即“天使”和“惡魔”（克里斯的娃）、天使與妖婦（吉爾伯特）等等分類，女性在實現平等話語權的路上可能會遇到像“狼外婆”、“容嬤嬤”、“曹七巧”等類似的女性同性的阻撓。男權思想滲透到了很多女性心中，形成了幫襯着男權的女性，這是女權運動的難題之一，比如作者作品中的張太太和蔡良。

首先，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年齡差的巨大差別，當然也可以看出最顯眼的差別是男老師與女學生。作品中也在強調，主人公房思琪“從來沒把⽼師當成男性。從不知道⽼師把她當成⼥性。”60以及“上課時間的⽼師沒有性別”200等等敘述在描寫女孩房思琪對性別的忽略。同時，就像李國華自己漸漸地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便了，強暴⼀個⼥⽣，全世界都覺得是她⾃⼰的錯，連她都覺得是⾃⼰的錯。”86這是整個社會傳統對性別長久以來的壓制所造成的誤導意識。可以說是一種天然的性別的差異造成了話語權力差別以及男權導向。在作品中作者設置的3個被性侵的女性形象都是在這樣的權力差下被銷聲匿跡的，無論是作品中“餅乾”向自己男友傾訴被呵斥“我爲什麼要和髒了的餅乾在一起”85而並沒有體會她的痛苦，還是“郭曉奇”被拋棄之後的放縱，最後被父母知道後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你跑去傷害別人的家庭”而不是關懷她的傷痛。作者在作品中設置了房思琪2次委婉地詢問母親對於“性”的看法，母親粗鄙的駁斥使得房思琪表達痛苦以及訴說真相的話永遠嚥進肚子裏，直到瘋癲。

但正如郭曉奇說“她不知道她花了⼤半輩⼦才接受了⼀個惡魔⽽惡魔竟能拋下她。”所以，這三個女生痛恨的是李國華拋棄了她們。我們憤怒的也是李國華這樣的拋棄，假如李國華只是對這樣一個“情人”始終如一，我們的憤怒就會被削減很多。我們憤怒的是李國華的傷害模式與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傷害的對象卻是不同的女孩，而且到最後因爲斯德哥爾摩症的影響都愛上了施害者，但是都被殘忍拋棄。房思琪所不同的是，她被逼瘋了，這是我們最憤怒的地方。但她被逼瘋的原因是多重的，這也是我們憤怒模糊的地方。他們都是在表達性話語權力弱勢的一方，被社會長久以來凝結而成的“性禁忌”而形成了“啞言羣體”（斯皮瓦克），而更痛苦的是，這些女性啞言羣體卻懷着社會公理般認同的那種“罪惡感”，即不僅像作品中的男友、父母以及社會都認爲錯誤的一方是她們，連她們自己也認同自己身上的罪惡感。這纔是我們最應該肯定憤怒的部分，房思琪的被逼瘋很大程度上是她說不出去，即對於“性話語”的失語症，這個症候在性別研究層面由來已久。

所以，“性禁忌”所帶來的“罪惡感”使得自己、家庭（父母）、社會都在向受害者一方施壓，這就是最後瀕臨瘋癲的房思琪在接到忍受了無數次家暴最後終於因爲被家庭暴力毆打流產的另一個女性形象許伊紋的電話後哭着說：“爲什麼所謂教養就是受苦的⼈該閉嘴？爲什麼打⼈的⼈上電視上⼴告看板？”之後憤怒地接了一句話“神……它好差勁”是對整個世界的徹底失望。這種“罪惡感”體現在作品中房思琪身上所謂的“羞恥心”的倫理道德上，一種被社會凝結而成的公理式的倫理道德。作品中敘述道：“李國華⼼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喜歡她⾝上衝不掉的倫理……她的羞恥⼼，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揉她的羞恥⼼，揉成害羞的形狀。”70這種“羞恥心”會使房思琪主動閉嘴，從而使得李國華“對⾃⼰所做的事在思琪⾝上發酵的屈辱感有信⼼”71，這種“信心”的來源在女性研究看來正是李國華利用了社會偏倒的社會倫理觀念。

與此同時存在着“羞恥心”而會主動選擇沉默，掩蓋家庭暴力而在大熱的夏天穿長筒襯衫的女性形象許伊紋。許伊紋與房思琪是一體兩面的受害者，前者是家庭暴力，後者是權力極其不對等的被性侵，兩個女性都選擇了忍耐與沉默。他們所做出的選擇天然地存在着性別偏見的社會傳統，如果不是作品中的丈夫錢一維最終毆打掉了許伊紋肚子裏的孩子，使得許伊紋在愛情與生死之間做出了絕對的選擇，放棄愛情，選擇生。如果不是這樣，許伊紋可能依然在忍受着錢一維的毆打，從後來許伊紋依然可以與錢一維在被打掉孩子後發生性關係，並且是溫和而又心甘情願的發生來看，如果不是面臨生與死的抉擇，許伊紋依然會選擇沉默，依然在痛苦與快樂之中延宕着。

其次，在作品中，如果說男性對於女性是天然的在性別中的話語權的壓制，那像張太太和蔡良這樣的女性形象就像是有着女性身體的男性一樣。作品中，那個住在十樓的就是窮死也不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有錢人家的擁有家庭暴力傾向的錢一維的張太太，卻努力要把許伊紋介紹給了他。55她的原因是許伊紋是個聽話的女人，經常幫鄰居當保姆照看孩子。於此，這是張太太的自私心，像古代兒童讀物《增廣賢文》裏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這樣基本的品德張太太確實沒有。隨後，她埋怨同樣可能像李國華一樣成爲老師的比較文學博士許伊紋，陪着房思琪和劉怡婷兩個小孩子讀文學：“我就不懂⼩孩⼦讀文學要⼲什麼。”53於此，一個“長舌婦”在李國華打算性侵房思琪的計劃還沒做好的時候，即像作者敘述的“李國華的計劃還沒醞釀好，就有人整瓶給他送來了”，即“最終讓李國華決心⾛這⼀步的是房思琪的⾃尊心，⼀個如此精緻的⼩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爲這太髒了。⾃尊⼼會縫起她的嘴。李國華現在只缺少一個縝密的計劃。52”而這個“縝密的計劃”最初送來的人恰是張太太，然後李國華便開始了他的性侵計劃

1首先，從張太太的口中偶然得知許伊紋在給房思琪和劉怡婷當“陪讀文學的保姆”的事情。也就是說，那這個所謂的“保姆”可以替換成他自己。

2去許伊紋家給他們送參考書，並誇她們“現在給你們寫⾼中參考書還嫌晚了。”

3誘惑她們“一人一週交一篇作文”給他並且邀請她們一起討論58

4在伊紋家，然後藉故說“四個⼈在⼀起都是閒聊，很難認真檢討，不如⼀天思琪來他家，⼀天怡婷”。誘惑她們去自己的家。

5然後隔週……開始“捻開她（房思琪）制服” 62

6之後，他跟房媽媽說以去看美術展爲由帶房思琪出去，開啓小旅館性侵的序幕。67

7後來“隔天思琪還是拿⼀篇作⽂下樓，後來李國華常常上樓邀思琪看展覽。”71

8 “整個升⾼中前的暑假，李⽼師都好⼼帶思琪去看展覽”79

9“思琪她們整個國中⽣涯都有作⽂⽇陪着。”74

也就是說，從“偶爾的性侵”變成了“常規而漫長的性侵”，時間數量所累積起來的精神傷害與壓力，而房思琪又決定閉口不說，這纔是作者在視頻採訪時所說的“大質量的暴力”的真正來源。

所以，張太太這一個女性形象在作品中遭到了作者的鄙視，同樣被作者鄙視的還有補習班班主任蔡良。她是一個“很習慣幫補習班⾥的男⽼師們打點⼥學⽣。偶爾太寂寞了蔡良她也會跑去李國華的⼩公寓睡”的“半老徐娘”形象。 100她“是⼀個矮⼩的⼥⼈，留着⼩男孩的短髮……她在牀上⽤那種親戚口⽓提到男學⽣，李國華也並不嫉妒”，李國華只需負責“教好那⼀羣⼀中資優班男⽣，再把他們撒到她⾝邊”102，所以李國華和蔡良在“性”上面是一種互利互惠的關係。蔡良怨恨“每⼀次跟男學⽣約會”，蔡良都恨這個男生不是狀元，不是資優生。並且恨那些女生可以找到狀元當男朋友，“她們⼀個也不留給她。沒有⼈理解。”所以，她自己求而不得的同理心同情那些同樣年老的男老師們，並認爲“每⼀個嘬吸⼩⼥⽣的乳的⽼男⼈都是站在世界的極點酗飲着永晝的青春，她載去⽼師們的公寓的⼩⼥⽣其實各各是王⼦，是她們吻醒了⽼師們的年輕。”所以，作品中敘述說“這是蔡良的正義”。因此，當“每⼀個被她直載進李國華的⼩公寓的⼩⼥學⽣，全都潛意識地認爲⼥⼈⼀定維護⼥⼈，歡喜地被安全帶綁在副駕駛座上。”102作者試圖在性別層面揭示出在生理性別層面，男性天然的壓制的女性，但在社會性別層面，對於女性的障礙不僅出自於男性，更有很多的障礙是來自於“張太太”與“蔡良”這樣的女性。

3，人類社會中的職業身份差別造成的權力差。

老師，在人類的文化語境裏，尤其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語境影響下，老師這個職業被稱爲是太陽底下最崇高的職業，是一個被人類社會普遍認知中帶有光環效應的職業。我把學生也看作一種職業身份，因而在這組“老師——學生”的職業身份關係中存在着近乎絕對性質的權力偏向。老師之於學生形成了一種“場域中的權力”，師生關係也是一種極其明顯的權力關係。當這種關係處於一種“有利關係之間”，即師生之間存在着利益的牽連時，處於權力強勢或者上層一方利用這種利益，擴大自身本身就具有的權力差，導致了師生關係中權力極其不對等的情況，這樣學生的處境就變得艱難，要麼選擇順從，自己承受痛苦，比如作品中的餅乾和房思琪；要麼選擇反抗，但以卵擊石性的反抗可能使自己再次受到傷害，比如作品中的郭曉奇。弱小的學生要面對的是整個“失衡的道德話語世界”，即書中的女性人物餅乾試圖向男友傾訴但是無果，郭曉奇向父母傾訴被駁斥，所以房思琪選擇了自我承受，但正如作者一直在強調的，如此“大質量”的強暴對於一個弱小的未成年的女學生而言難以爲繼，所以“註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

福柯對於知識—權力的認識，是從傳統的國家宏觀的權力轉移到微觀的權力上來，這種微觀權力是在研究“關係式權力”，即“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再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爲己有。權力運轉着。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轉着”（《必須保衛社會》27），因此倡導“在權力最地區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並對它進行研究”，並提出權力“在自己思維的機制中運轉時……沒有知識的工具便不能成功”。因此，老師這種職業身份形成的職位成爲了一個世界公認的道德——一種天然師德倫理。而作品中女學生房思琪對李國華老師職業的崇拜是走入最終瘋癲旋渦的第一步。於此，掌握知識話語權的老師與學生形成“師生戀”的時候，是否存在着明顯的利益關係是衡量這段戀情是否自願與否的標準之一。在作品中老師李國華在與房思琪進行性事之後，有一段對話：

“他說：‘我跟你在⼀起，好像喜怒哀樂都沒有名字。’房思琪快樂地笑了，胡蘭成的句⼦。她問他：‘胡蘭成和張愛玲。⽼師還要跟誰⽐呢？魯迅和許⼴平？沈從⽂和張兆和？阿伯拉和哀綠綺思？海德格和漢娜鄂蘭？’他只是笑笑說：’你漏了蔡元培和周峻。”

在這一段對話當中，作者特意例數了多個“師生戀”的關係，在歷史中形成一段所謂的佳話，而這樣的歷史被作者稱之爲“臺海兩岸如師生戀般語焉不詳的抒情傳。”51當年魯迅在是否要公開這段師生戀時是疑慮重重，就是對社會輿論的恐懼。因爲即便這是個類似浪漫的“抒情傳統”，但是大都是“語焉不詳”的，說不清楚的，很多人便選擇了隱匿這樣的關係。但是請注意的是，這段話或者說這個類比是喜歡文學的主人公房思琪聯想到的，她的這個類比其實是在給自己被迫愛上李國華找一個具有歷史傳統的理由，就像作品中所說的“反正我們原來就說愛⽼師，你愛的⼈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她被捅破、被插爛、被刺殺。但⽼師說愛她，如果她也愛⽼師，那就是愛。”66所以，房思琪既然被迫選擇了向任何人都閉口不談她的境遇，當然也可以被迫選擇“愛上老師”，而事實上最後房思琪也愛上了老師，另外兩個女性形象餅乾和郭曉奇也是。

福柯在考察17與18世紀的西方社會關於學校教育和規訓規則時，認爲“在學校、兵營、工廠、城鎮以至整個社會都被規訓性權力的網絡所覆蓋”，並提出了一個“規訓的時代的到來”的假想。在這個規訓的時代從而形成了“規訓性的權力”和“規訓性的權力機制”。前者“是對人的肉體、姿勢和行爲的精心操縱的權力技術……製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規範去行動的馴服的肉體”，後者是“通過規範化訓練把人變成權力操縱的對象和工具”。所以，這種“規訓性權力”是一種“輕便、精緻、迅速有效的權力技巧”。（陳炳輝）因此，老師在這樣的時代被認爲是“社會規訓機制從事監督（學生）職能的僱員之一”，因此“老師的具體職能是規訓學生”。所以，綿延到現在，在這對“老師——學生”的職業身份關係裏肯定存在着權力關係，而具體到這個作品，老師李國華對女學生房思琪的肉體和精神的操控可以被看成是福柯的“規訓技術”的一個典型案例。在李國華對房思琪的前期是有身體暴力存在的。作品中，可以看成是李國華第一次實施性侵的女生餅乾所採取的是比房思琪更加嚴厲的身體暴力，作品中是這樣描述的：

“把她推到牀上……他甩她一巴掌。但願她還是處⼥。他從不知道⼥⽣⼒⽓可以這麼⼤。只好⽤⼒揍她的眼睛。還有⿐⼦。還有嘴巴。⾎流出來了，⼀定是嘴脣內側被可愛的⼩虎⽛劃的。還不張開，只好冒着留下瘀青的風險，再揍，⼀下，兩下，三下。三是陽數， 代表多數。溫良恭儉讓。餅⼲的雙⼿去按⿐⼦的時候，她的雙腿鬆懈了。他驚喜地發現，當他看到嘴脣上的⾎，跟看到⼤腿內側的⾎是⼀樣開⼼。”83

很顯然，強姦是一種身體暴力，我在“年齡”的第一部分特別提出了福柯將“強姦”歸於一種“身體暴力”而不是上升爲比“身體暴力”更高的程度，但特別在中國由於經歷了“強姦罪”凌駕於一切身體暴力的文化傳統以及歷史時期，“強姦”所帶來的超出其他“身體暴力”的憤怒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作者在這一大段細節的敘述中也必然是夾雜着憤怒的情緒在寫作，因此我們才能讀的很憤怒。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李國華只是一次性侵，後續沒有用“規訓”的手段以及“話語權”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實施誘騙與性侵，我們處於最高值的憤怒感是否會降下一點？於此，李國華在“誘姦”這條“謹慎而縝密的計劃”裏是有分期的，即用身體暴力使你的肉體屈服，然後用一種“規訓技術”使得你的精神屈服，精神的屈服纔是我們閱讀憤怒達到最高值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在第一部分“年齡”裏結尾處所說的從房思琪與另外個2個女孩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截點的原因。

作品中的餅乾王是李國華自己出動的，可以看作是李國華第一次，因爲在作品中李國華的第一次悸動就是撕破餅乾王的衣服時。對於房思琪，是在自己的公寓裏，不是自己的補習班裏，而是自己主動去利用補課這一個策略去主動的誘姦。在李國華這裏，可以看作對於餅乾王和郭曉奇是被動的誘姦，而對於房思琪來說，是主動的去誘姦。這其中，補習作爲一種職業，也成爲了一種權力的策略，是老師專有的權力的規訓手段。而這個規訓手段在這部作品中被作者拉長了敘述，即作品的第二部分“失樂園”，這是作品中的主要部分，細緻地講述了房思琪怎麼樣一步步成爲李國華的玩偶，的附庸，甚至可以看成是“性奴隸”。到最後，從作品中一微小的細節：李國華帶着房思琪從小旅館出來後到一家小飯店，房思琪“⾮常溫柔地看他的喫相。她怕虛胖，不喫肥⾁，說看他喫就喜歡了。”111這就是作者描述房思琪時所說的“最下等的迷戀”。109還有，又是在小旅館裏，一段性事結束後，房思琪這樣想到“總是⽼師要，⽼師要了⼀千次她還每次被嚇到。這樣⽼師太⾟苦了。⼀個⼈與整個社會長年流傳的禮俗對⽴，太⾟苦了。她馬上起⾝，從牀腳鑽進被窩……”121這是受害者在站在施害者的角度替他解圍，替他找理由。而這部作品中處處都在重複着“思琪很快樂”這樣的語言，確實正如作者在視頻採訪中說的“房思琪是有愛的，到最後，甚至是有性的”地方。但是房思琪也數次痛苦道“這愛讓我好不舒服”，不舒服的很大原因就是這是一段起於暴力，全程房思琪都是被動的，是李國華藉着愛情的名義，用他“生產的話語”對房思琪進行着身體以及精神的雙重摧殘，消磨她的驕傲，使得她失去了自我的主體性，從而利用一系列規訓手段來馴服她，成爲他的“性機器”。但房思琪也爲掌握自己身體的主體性而思索、猶豫和掙扎過，即“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次。”66但是，直到自己被逼迫成了瘋癲模樣也未完成，甚至到最後都已經主動放棄了抵抗，隨波逐流了。

這之中，通過“話語”來試探、測試、檢查房思琪的羞恥心、罪惡感以及諸多態度，就是我要說的第四部分，也即第四種權力差，（性）知識話語的差別造成的權力差。

4，（性）知識話語的差別造成的權力差。

根據福柯的《性經驗史》裏提出的研究“性經驗機制”時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分析某種性知識的形成，不能根據壓抑或者法律，而是要從權力出發”，60即“權力是多種多樣的力量關係”，“權力無所不在……它在每一時刻、在一切地點，或者在不同地點的相互關係之中都會生產出來。權力到處都有。”60基於這樣的研究方法，福柯提出了“四項原則”，首先，從“權力——知識的各個‘局部中心’出發”，比如根據福柯提出“從18世紀開始，兒童的身體成了另一個權力——知識的‘局部中心’”。這是“內在性原則”。然後，在權力運作的變化中，福柯提出在19世紀出現了一種“變化圖示”即“奇特的倒置”，即“兒童的性經驗一開始就在醫生與父母的直接關係中遭到了質疑，那麼最終也正是在精神病醫生與兒童的關係中，成年人的性經驗成了問題”。這是“連續變化原則”。再次，在“局部的權力”與“轉變的圖示”都要將“戰略與策略”這個兩個因素辯證的考慮進權力的實施中，即“雙重調節的規則”。最後，（性）話語在這種策略中時複雜的，首先“權力與知識就是在話語中相互連接起來的”，而“話語承載着和生產着權力；它加強權力，又損害權力，揭示權力，又削弱和阻礙權力。同樣，沉默與隱祕庇護了權力，確立了它的禁忌”，福柯重點強調了“話語是力量關係的領域裏的策略要素或者原因”，即“話語在策略上的多價規則”。（64—67）

所以，（性）話語是一種權力實施過程中的一種策略，權力實施的戰略是有“目的性”的，即這部作品中李國華運用話語權力來達到性侵房思琪的目的。而首先，這種話語策略實施的一個重大前提，在作品中展現爲是家庭因素，即性教育的缺席和誤導。長久以來，整個社會逐漸被規訓成“去性化”的，（《非虛構暴力》）影響到家庭單位上也是如此。並不是不允許談性，按照福柯的說法是“對允許使用的詞彙”進行了“嚴格的淨化”，以家庭爲單位分散，落實到他們的表達方式上，福柯認爲“大家將非常嚴格地規定在何時何地不能談論性；還要確定在何種場合下，說話雙發是誰，以及處於何種社會關係之中。”11所以，福柯提出了一種“約束結構”，即性話語“在父母與孩子，教師與學生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幾乎可以肯定，這裏存在着一種約束結構。”這就逐漸導致了一種強迫孩子接受規定好的性話語，即“話語矯正術”（19），用一種“很不理性的”性話語”最終導致了孩子對性保持緘默。而在這部作品中，房思琪的母親對於性話語的傳輸就是一種“不理性的矯正”，一種極其粗鄙的誘導，在房思琪2次委婉的詢問中，母親都給出了極其激進的錯誤的示範：

第一次：“剛剛在飯桌上，思琪⽤⾯包塗奶油的口⽓對媽媽說：‘我們的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詫異地看着她，回答：‘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所謂教育不就是這樣嗎？’思琪⼀時間明⽩了，在這個故事中⽗母將永遠缺席，他們曠課了，卻⾃以爲是還沒開學。”67

第二次：“思琪在家⼀⾯整理⾏李，⼀⾯⽤⼀種天真的⼜吻對媽媽說：‘聽說學校有個同學跟⽼師在⼀起。’誰？不認識。這麼⼩年紀就這麼騷。思琪不說話了。她⼀瞬間決定從此⼀輩⼦不說話了。她臉上掛着天真的表情把桌上的點⼼叉爛，媽媽背過去的時候把渣⼦倒進⽪扶⼿椅的隙縫⾥。後來⽼師向她要她的照⽚，她把抽屜⾥⼀直襬着的全家福拿出來，爸爸在右邊，媽媽在左邊，她⼀個⼈矮⼩的，穿着⽩地繡藍花的細肩綁帶洋裝，被夾在中間，帶着她的年紀在相機前應有的尷尬笑容。把爸爸媽媽剪掉了，拿了細窄油滑的相紙條⼦便給⽼師。她的窄肩膀上左右各留着⼀只柔軟的大手掌，剪不斷。”86—87

所以，從這部作品中僅有的2處房思琪與母親有關“性”的對話中，可以看出3點，一個是房思琪最終決定永遠沉默，二是房思琪對父母的怨恨情緒，三是母親對於“性”鄙陋的態度。在這樣一個有關性話語在孩子接觸世界的第一道關卡家庭的地方就已經存在着重大的失衡了，而這個失衡對於李國華老師來說像是幫兇，可以這麼說，在性話語層面，母親是李國華的幫兇，從而造成了“她們（房思琪和劉怡婷）很少在⼈前說心裏話”，34而這就是福柯所說的“沉默與隱祕庇護了權力，確立了它的禁忌”，這也是“性禁忌”產生的原因之一，並且是最重要原因。作品的最後，當思琪瘋了，作者是沒有描寫思琪的父母去精神病院看她的情節的，而房思琪的父親的角色在這個作品中是徹底缺席的，作品中至多給了父親一句話“（房思琪）夢過她⾃⼰的爸爸133”，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這一點值得特別關注。所以，我們憤怒的不是性本身，是除了性之外諸如家庭性教育的扭曲與誤讀，在權力壓制下的性話語的失衡。一個失衡的話語世界。

其次，家庭性教育（話語）的失衡只是第一步（站在李國華性侵的角度），第二步就是他的補習班老師的身份背後的“應試教育”，在作品中被作者稱爲“升學主義”，即“⾼壓之下，對無憂的學⽣⽣涯的鄉愁，對幸福藍圖的妄想，全都移情到李老師⾝上。46多虧國⽂考試，李老師纔有人愛”，而李國華“他把如此龐⼤的慾望射進美麗的女孩裏面，把整個臺式升學主義的慘痛，殘酷與不仁射進去，把⼀個挑燈夜戰的夜晚的意志乘以⼀年三百六⼗五天，再乘以⼀個醜⼥孩要勝過的的⼗幾萬⼈，通通射進美麗⼥孩的裏面。壯麗的⾼潮，史詩的誘姦。偉大的升學主義。”這裏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應試教育”的厭惡可以與“強姦”這一傷害等同。於此，作品中補習班的幾個男老師喝酒碰杯時的話語是這樣“爲所有在健康教育的課堂勤抄筆記卻沒有一點性常識的少⼥乾杯。爲他們插進了聯考的巨⼤空虛乾杯。50”這裏兩句話就調侃了“性話語”與“應試教育”，一種絕望的黑色幽默。

再次，在如此失衡的性話語前提下，李國華又巧言令色地將文學（修辭）融入自己的性話語，即文學化性話語。福柯提出的知識形成了一種話語權力，而文學話語極其成功地僞飾了權力的真實目的。這又是特屬於老師的一種規訓和控制的手段。而房思琪對文學話語的迷戀推動着自己被迫相信了李國華的性是愛。即房思琪的成長就是籠罩在文學的氛圍裏，即“讀波特萊爾⽽不是波特萊爾大遇險，第⼀次知道砒霜是因爲包法利夫⼈而不是九品芝⿇官，這是她們與其他⼩孩的不同（34）”，她們的不同是通過文學啓蒙來認識世界。她們“相信⼀個（李國華）可以整篇地背長恨歌的⼈136 ”。這其實是和房思琪喜愛的許伊紋姐姐的“我⼗⼋歲的時候會整本地背⼀個⼈的聖經和圍城，神曲和哈姆雷特，聽起來很厲害，其實此外也沒有別的了165”是一樣的崇拜的情愫。而對於李國華來說，有這點情愫就什麼都會有了。

所以，當李國華誘姦房思琪的後來，作者依然賦予了一種文學話語上的類比，即“此刻的她是從前的她的贗品，沒有本來真品的⼀個贗品。李國華是胡蘭成縮水了又縮水的贗品。67”所以，作者說“聯想，象徵，隱喻，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80”也就是在說，文學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作品中的房思琪也知道“⼀切只由他的話語建構起來，這鯊魚齒⼀般前仆後繼的、承諾之⼤廈啊！”但對於後來其他男生的求愛時，房思琪想的是“以爲那（戀愛）男⽣偷了⽼師的話，以爲他模仿、習作、師承了⽼師。96”而她認爲的愛是“她只知道愛是做完之後幫你把⾎擦⼲淨。她只知道愛是剝光你的⾐服但不弄掉⼀顆紐扣。愛只是⼈插進你的嘴巴⽽你向他對不起。96”而對於她們性事完成後李國華說的很多類似“你喜歡的⼈也喜歡你，感覺就像是神蹟。 108”，房思琪以爲那是老師“又在那⾥⽣產名⾔108”，並在心底中產生了一種扭曲的快樂。在後來極其苦痛的時候，房思琪依然在用一種文學的方式來安慰自己，像同病相憐的許伊紋一樣，即“如果姐姐能⽤莎⼠⽐亞來擦眼淚，那我⼀定也可以拿莎⼠⽐亞擦掉別的東西，甚⾄擦掉我⾃⼰。莎⼠⽐亞那麼偉⼤，在莎⼠⽐亞⾯前，我可以⽤數學省略掉我⾃⼰169”。不過，到最後，房思琪也在質問文學本身，她說“⽂學的⽣命⼒就是在⼀個最慘⽆⼈道的語境⾥挖掘出幽默，也並不向⼈張揚，只是⾃⼰幽幽地、默默地快樂。⽂學就是對着五⼗歲的妻或⼗五歲的情⼈可以背同⼀⾸情詩200”，房思琪在最後的瘋癲之前，用性話語的方式解釋了中國最古老的倫理道德“溫良恭儉讓。溫暖的是體液，良莠的是體⼒，恭喜的是初⾎，儉省的是保險套，讓步的是⼈⽣。205”而李國華在房思琪瘋癲之後，所想的是“有時候李國華在祕密⼩公寓的淋浴間低頭看着⾃⼰，他會想起房思琪。想到⾃⼰謹慎⽽瘋狂，明媚⽽膨脹的⾃我，整個留在思琪⾥⾯。⽽思琪又被他糾纏拉扯回幼稚園的詞彙量，他的祕密，他的⾃我，就出不去思琪的嘴巴，被鎖在她⾝體⾥。甚⾄到了最後，她還相信他愛她。這就是話語的重量。218”

作品最後的結尾處，曾經形同雙胞胎的劉怡婷頓悟道：“整個⼤樓故事⾥，她們的第⼀印象⼤錯特錯：衰⽼、脆弱的原來是伊紋姐姐，⽽始終堅強、勇敢的其實是⽼師。從辭典、書本上認識⼀個詞，竟往往會認識成反⾯。她恍然覺得不是學⽂學的⼈，⽽是⽂學辜負了她們。224”而這就文學話語所能達到的這個世界最陰暗的背面。房思琪帶着與生俱來的文學天賦，這天賦曾幫助她理解文學，同時，這天賦也讓她走向了瘋癲，讓作者本人走向了死亡。正如作者自己所說“作爲一個小說的寫作者，這個故事它折磨，它摧毀了我的一生。”所以“當你處於權力的下流，你就不得不尋找一個完整的故事和敘述來解釋一切”。（《車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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