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66岁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与他共事31年之久、比他小5岁的同乡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

奉命上庐山

1959年6月,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人,距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村有50公里。1955年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此时的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原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已留下值班。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讨论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时间做些准备,并看看岀访期间(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曾率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

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即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唯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会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考虑的是,只是两个人中,谁上山、谁留守的问题罢了。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被安排住在牯岭东谷河东路一侧176号别墅。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种“神仙”般的生活,时间不长。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毛泽东概括形势那三句话中的四个字“问题不少”不同解释开始的。

彭德怀登上庐山,对闻名遐迩的匡庐胜境没有多少心思去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在山上,他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讨论。

会议是按照当时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这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的一贯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

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译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庐山会议现场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他们两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条甬道。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等。周小舟、李锐二人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被毛泽东称为“秀才”。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

彭德怀上书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辞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其实,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是岀于一片好心。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上,他的设想也仍然是过高的。

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等,把各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 (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

这样的结果与彭德怀原来对会议的期望,存在很大距离。特别是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想到这些,彭德怀在7月11日晚上辗 转反侧,无法入睡。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他决心找毛泽东面谈,把自已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统统告诉他,希望毛泽东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在他看来凭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门牌号为180号,走林荫甬道不过200来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向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已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这封信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岀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在信中说: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事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