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三十三年,爆发了乾隆朝第一大案——两淮盐引案,3任官员,23年的时间内,合计贪污681万两白银,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最高级别的盐政一年的工资(俸禄)加上福利(养廉银)合计5000两,681万两相当于一个盐政1362年的工资,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盐商和盐政

盐务,在清朝实行专卖制,商人若想做盐业生意,首先必须是有“许可证”,这种许可证,被称为盐引。每张盐引,可以从朝廷控制的盐产地购买400斤食盐,然后到各地售卖。因为盐业贸易是朝廷垄断的,利润很高,所以盐商们只要手里有足够的盐引,就能挣大钱。当然,朝廷给盐商发盐引的时候,也是要收重税的,因为盐税,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负责向盐商发盐引的官员被称为盐运使,也叫盐政,主管地方盐务。而两淮地区的盐政覆盖范围是现在行政范围的六个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和江苏。也就是说,谁做了两淮盐运使,这六省的盐商都要巴结他,万一盐运使不高兴,借故不给哪个盐商发盐引,或者少发一些,那就导致某个盐商的巨额损失。

第一任盐政——贪得无厌的吉庆

乾隆十年,两淮盐运使吉庆走马上任,盐商们纷纷上门行贿,希望能够多争取盐引。吉庆是个贪官,他规定,从他这里领取盐引的盐商,除了正常向朝廷交税外,还要额外给他“孝敬”。盐商们纷纷答应,吉庆赚的盆满钵满。但吉庆知道,他这个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不是长久的,他早晚要被调走,怎么样才能在职期间多捞银子呢?所以,他向乾隆上奏说:两淮地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口扩张很快,盐不够吃了,希望朝廷能够向两淮地区多发一些盐引。乾隆觉得有道理,就多分拨一些盐引。但吉庆还觉得不够,便自作主张,把明年的盐引,提前发放出去,盐商们提前赚到明年的钱,都喜大普奔。

不仅如此,每逢吉庆家中有嫁娶、大寿、满月等喜事,盐商们都要送厚礼来孝敬吉庆。吉庆每次都对盐商们哭穷,说自己家中和衙门中“什物无几”,过得可怜。盐商们立即心领神会,立即筹钱,置办家具、古玩、字画。这种钱权交易,持续了多年。

第二任盐政——表里不一的普福

乾隆十五年,吉庆在“安乐窝”里去世了,新上任的官员名叫普福。普福刚一上任,盐商们就像伺候吉庆一样纷纷来孝敬。普福虽然有贪心,但胆子小,明面上的贿赂,一律拒收。盐商们只得另想办法。

于是,纷纷购买田宅和器物,以其他名义送给普福。普福的胆子逐渐被盐商们养肥了,7年后,普福离任,临走时从盐务的账上“借”走4万两白银,还推说自己没有路费,盐商们又凑了1万两给他。由于普福平时衣着简朴,乾隆还一直以为普福是个清廉的官员,多次褒奖。

第三任盐政——“大人物”高恒

乾隆二十二年,高恒走马上任,担任两淮盐政。这个人物不简单,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大学士高斌,他的姐姐是乾隆宫中的高贵妃(已故的慧贤皇贵妃)。高恒早就听闻两淮盐政是个肥差,才向乾隆求得这个职位。

果然,高恒刚刚上任,就召集盐商开会,说匆忙上任,朝廷也没有拨办公费用,家里连个买柴米油盐的钱都没有。盐商们心领神会,纷纷表示愿意效劳,一次性高恒收入3万两白银。高恒最擅长的,就是请客吃饭。每逢节日,高恒都要大宴盐商,盐商们纷纷要出钱“孝敬”。即使不是特别的日子,高恒也会以各种理由请客吃饭,盐商们纷纷赴宴,从不敢缺席。

高恒到盐商家中做客,看到值钱的古董字画,只要在它前面多站几秒,这幅字画第二天就会送到高恒府上。高恒贪腐十分嚣张,但碍于他的身份,无人敢上奏弹劾。

终于爆发——尤拔世捅破窗户纸

11年后,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高恒调回京师,尤拔世接任。盐商们被高恒剥削多年,敢怒不敢言。高恒临走,还对盐商们许下承诺,会继续“照顾”大家。新上任的尤拔世的地位和背景都不如高恒,所以盐商们都仗着有高恒撑腰,对尤拔世非常怠慢,迟迟不来送银子,惹怒了尤拔世。于是尤拔世一纸奏折,直接告到乾隆面前,说盐商们行贿多年,要彻查这些盐商。乾隆听闻后立即派军机大臣傅恒前来彻查,最终窗户纸被彻底捅开。

傅恒在给乾隆的查案奏折上说:

“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除各商借口办理迎接皇帝南巡的工程开支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上缴的十九万两外,其余已被鲸吞。”

也就是说,23年的时间内,3任盐政总共应该向国库缴纳1100万两白银,除去乾隆南巡花销的400多万两和尤拔世主动上交的19万两外,还有681万两白银不知下落。

有意思的是,三任盐政,第一任吉庆已死,第二任普福虽然还活着,却在家中抄不出巨额财产,只有第三人高恒家中财产无数,和他实际应有的家产相差太大。乾隆怀疑普福隐匿财产,最终在普福的老宅的地下,挖出200万两白银。最终,涉案的官员全部处死,吉庆虽然已死,也被抄家。

引发思考

笔者认为:两淮盐引案作为乾隆朝的第一大案,他并非是偶然现象。清朝自雍正登基后,大力整治吏治,并且广设耳目,清朝官员胆战心惊,雍正在位13年,基本上肃清了清朝的贪腐现象。有人称,雍正时期,是清朝最清廉的时期,这并非虚言。雍正去世,乾隆继位,朝政从严变宽,那些饥渴多年的官员“如获大赦”,纷纷将贪腐之手再次伸向百姓和商人,最终酿成大案。

所以说,两淮盐引案只是乾隆之争时期的一个缩影。全国各地,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的案件。乾隆中后期,日益骄奢,甚至发明了“议罪银”政策,变相地纵容官员贪腐。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清朝亡于乾隆,此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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