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廬山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兩次重要會議的總稱。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屆八中全會。66歲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期,錯誤地發動了對與他共事31年之久、比他小5歲的同鄉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全國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

奉命上廬山

1959年6月,彭德懷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決定7月2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彭德懷(1898——1974)原名彭得華,湖南省湘潭縣石潭鎮烏石寨人,距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村有50公里。1955年彭德懷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此時的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原想讓黃克誠去廬山開會,自已留下值班。他之所以有這個念頭,是因爲他考慮到黃克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討論地方的情況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懷計劃寫一本關於建軍經驗的書,想抽時間做些準備,並看看岀訪期間(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曾率團訪問蘇聯及東歐各國)積壓下來的文件材料。

當彭德懷找到黃克誠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時,一向不避辛勞的黃克誠卻出乎意料地沒有立即表態。這位素來穩重的總參謀長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突如其來地點名批評彭德懷,口氣嚴厲令人摸不着來由,使彭德懷一連幾天迷惑不解,悶悶不樂。黃克誠唯恐彭德懷不出席廬山會議會引起毛澤東的誤解,便非常懇切地說:“老總,你是政治局委員,你怎能不去呢?還是我留下來值班,你去開會的好。”

無論是彭德懷還是黃克誠,都沒有預料到廬山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當時考慮的是,只是兩個人中,誰上山、誰留守的問題罷了。

彭德懷是7月1日早晨到廬山的,被安排住在牯嶺東谷河東路一側176號別墅。

毛澤東把第一階段的廬山會議稱作“神仙會”。上山之前,與會人員得悉會議的議題主要是繼續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上山以後,毛澤東在接見一些負責同志時,也明確地說過:“這次會議主要是糾‘左’,要搞一個文件”。

當時,毛澤東把國內形勢概括爲這樣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毛澤東的概括,使初上廬山的彭德懷對會議滿懷希望,以極大的熱情參加了小組會的討論。

會議初期,氣氛輕鬆、融洽,正如毛澤東說的那樣“有點神仙會的味道”。白天開會,晚上看戲、看電影、跳舞。

但是,這種“神仙”般的生活,時間不長。隨着討論的深入,思想認識上的差異和分歧逐漸顯露出來,會議氣氛開始發生變化。分歧是從毛澤東概括形勢那三句話中的四個字“問題不少”不同解釋開始的。

彭德懷登上廬山,對聞名遐邇的匡廬勝境沒有多少心思去領略。“暇日登臨固宜樂,其如天下有憂何。”在山上,他除了參加國務院的會議以外,就是整天翻閱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參加小組討論。

會議是按照當時行政大區編組的,共分六個組,彭德懷參加的是西北組。從7月3日到7月10日這8天中,他先後作了7次發言和插話。以他自己的一貫風格,發言開門見山,毫不拐彎抹角。有的話直涉毛澤東,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羣衆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人民公社我認爲辦早了一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驗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現在是不管黨委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彭德懷在小組會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贊同,有人爲他捏一把汗,還有人冷眼旁觀。

彭德懷從來不看人家臉色講話,仍然照直說下去: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嘛。我去了解了,實際只增產了百分之十三。我又問了周小舟(當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他說那個公社增產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貸款和幫助。”

“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毛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

“什麼‘算賬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彭德懷不僅在小組會上直言不諱,當着毛澤東的面也不隱諱自己的觀點。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常委會上,當有人說到1958年全國土法鍊鐵,地方已補貼20餘億元,國家還要補貼20餘億元時,彭德懷插話說:“這個數字好大!比一年的國防費開支還要多。用這筆款去買消費物資,把它堆起來,恐怕會有廬山這樣高。”

毛譯東說:“呃,不會有這樣高。”彭德懷接下去說:“那就矮一點吧,總而言之不少!”

廬山會議現場

在廬山,經常和彭德懷見面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他們兩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條甬道。還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湖南省委副書記周惠,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等。周小舟、李銳二人在不同時期當過毛澤東的祕書,被毛澤東稱爲“秀才”。他們對國內經濟形勢的看法和彭德懷相近。特別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懷反映了許多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情況和問題。

彭德懷上書

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上的發言並沒有如實地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會議印發的《簡報》中,把彭德懷意見中那些言辭最尖銳的部分,特別是直接涉及毛澤東的一些話,都刪去了。發現這種情況,彭德懷很不滿意。其實,負責整理《簡報》的工作人員是岀於一片好心。

7月10日,毛澤東在各組長的聯席會議上講話,情緒樂觀,態度輕鬆。他認爲“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問題,經過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已逐步解決了。他還一再提出堅持農村公共食堂和社員分配中的供給制。在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上,他的設想也仍然是過高的。

7月10日前後,毛澤東指定了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吳冷西、李銳和田家英等,把各組討論意見加以集中、整理,寫出廬山會議議定記錄 (草案),印發各組研究修改,然後作爲中央文件下發到全黨貫徹執行。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再用幾天時間把《議定記錄》修改好,通過一下,印發下去,廬山會議就可以按期結束了。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已在籌劃下山的路線和交通問題。

這樣的結果與彭德懷原來對會議的期望,存在很大距離。特別是聽到會議將於7月15日結束的消息後,他更加着急;開了這麼多天會,問題並未很好地解決,難道就這樣結束了?想到這些,彭德懷在7月11日晚上輾 轉反側,無法入睡。

7月12日上午,徹夜未眠的彭德懷踩着晨露向毛澤東住的“美廬”走去。經過一夜的反覆思索,他決心找毛澤東面談,把自已對當前問題的看法統統告訴他,希望毛澤東能在會議上把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再着重講一講。在他看來憑着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扭轉這些問題並不困難。

事有不巧,美廬的警衛人員告訴彭德懷:主席昨晚一夜沒有睡,剛剛躺下。彭德懷只好悵然而歸。從彭德懷住的176號別墅到毛澤東住的“美廬”別墅,門牌號爲180號,走林蔭甬道不過200來米,但是一次面談的機會卻失掉了。

當晚,彭德懷從周恩來總理處開會回來,向隨行參謀王承光說:“這次會議開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組會上盡談一般性問題,聽不到有思想性的發言。我在西北小組會上講的一些意見,簡報上也沒有看到,恐怕也不會引起大家注意。”

隨行參謀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彭德懷又說:

“去年大躍進的經驗很豐富,發生的問題也不少,本應該認真研究一下,可是在會議上,還沒有人講這個問題。我有些意見又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想給主席寫封信,請主席在會上講一下。只要主席講一次,就會起很大的作用。”

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號別墅去看望彭德懷,兩人也曾談到寫信問題。彭德懷問周小舟:“你們小組對於國內形勢討論得怎麼樣?”

周小舟說:“不怎麼樣。討論不容易展開。”

周小舟談到小組會上發言時,只要一談缺點和問題,就會被人打斷。

彭德懷說:“西北小組討論得不錯。我還有些不成熟的意見不便在小組會上講,打算把沒有講完的意見,寫一封信給主席。”

周小舟說:“你同主席當面談談不好嗎?

彭德懷說:“當面談固然很好,不過我說話總是不容易說完全,又好頂撞。主席對問題的看法很尖銳,看得很深。對問題沒有很好研究時,當面談不僅浪費他的時間,有時還容易引起誤會。”

周小舟說:“那你就寫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組會上的插話加以充實,寫給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懷笑着說:“你當了我的參謀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懷拿着擬好的提綱,把參謀王承光叫來,口述了他給主席寫信的內容,讓參謀起草初稿。然後,彭德懷作了修改,交參謀謄清,成爲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懷又對二稿仔細作了修改,交參謀謄抄清楚後,彭德懷簽上了自已的名字。下午5點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懷之命,把信送給毛澤東的祕書高智。

這就是觸發了一場政治風暴的所謂彭德懷給毛澤東上書的簡單過程。

彭德懷在這封信中,既總結了大躍進的成績,又客觀而尖銳地指岀了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問題的根源,以及如何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

彭德懷在信中說: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羣衆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喫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十八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衩)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儘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爲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1. 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鍊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着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相。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爲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爲大躍進的成績和羣衆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羣衆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佈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十五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也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羣衆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喫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爲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喫飯,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可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事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信送上去之後,彭德懷如釋重負,靜待毛澤東的迴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