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稱爲官有三事，曰清、慎、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然而，爲官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即是貪贓。“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爲官者一萌貪念，其品行不可問矣；居官唯貪是務，則世事不可問矣。

明朝末年，民族內憂外患，朝廷風雨飄搖。崇禎諭曉羣臣：“朕聞岳飛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而當今之世，文臣愛錢不怕死，武臣怕死又愛錢，兩者兼之，自致覆滅，安望太平！”痛徹心扉之一語，道破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教訓。最後，他眼睜睜地看着大明江山土崩瓦解，手指羣臣，憤憤曰“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無奈地吊死在煤山上。

對明末那種瘋狂的斂財賣官，明代遺民和史學家張岱，用四個“不得”作概括：閫外一將，非請賂不得也，非賄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遺贈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未至邊陲，已成債帥，及其受事，遂取償於飢寒老弱之卒。這樣一種政治生態、上下關係，“則兵可望其強、餉可望其足乎”？所以，當金甌殘破、日蝕月削之際，只能徒喚奈何了。

亂政敗俗，莫如貪墨；正風肅紀，莫如懲貪。縱觀歷史，懲治貪污腐敗最嚴厲的，莫過於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了。明太祖的懲貪，後世頗有譏其嚴苛者。史學家趙翼《二十二史札記》雲：“明祖親見元末貪黷懈弛，生民受害，故其馭下常以嚴厲爲主，雖不無矯枉過正，然以挽頹俗而立紀綱，固不可無此振作也。”

明祖嚴刑峻法，使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宗、武宗之際，雖內外多故，但民心無土崩之虞，原因就在於官吏很少有貪殘者。嘉靖、隆慶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選人用人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發展到末期，恰如崇禎所痛斥的那樣，國亦隨之滅亡而不可救。

朱元璋只能看到他的生前，而不能看到他的身後。假如歷史可以倒轉，他能夠看到後來嗜貪如狂的情形，他只會爲自己的嚴厲懲貪而加碼，決不會爲此而感到後悔。

只需抄一點史料，權奸富、國家貧的情形即此可見。

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嚴嵩爲相二十年，積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兩，其他珍寶不可數計。他的兒子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爲一窖，凡十數窖……

彈劾嚴嵩的奏摺有云：文武將吏，率由賄進。遷擢不論可否，但問賄之多寡。將弁賄賂嚴嵩，則不得不削剝士卒；有司賄賂嚴嵩，則不得不掊克百姓。國庫帑藏不足支邊一年，而嚴嵩所積可支數年。戶部發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嵩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

賄隨權集、官因賄進，不僅使民病國虛，而且使權柄倒持、政令不行，就像王夫之說的：“賄行於中涓，而天子懾；賄行於宰相，而百官不能爭；賄行於省寺臺諫，而天子宰相亦不能勝。”想想看，這後果是多麼可怕。

“賄賂之敗人國家，如鴆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亂政不一，至於賣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矣。”鐵的規律，各代皆然，於明之一朝是不會有什麼例外的。

國家興替、政權更迭，無不與吏治息息相關。吏治清，國運興。現在，社會發展已進入民主時代，腐敗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與歷史上有根本不同，但吏治與政治健康運行的內在規律，對今天同樣有借鑑和啓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