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紅軍時期, 耿飈就是名噪一時的人物: 擔任過紅九師、紅一師、紅四軍參謀長,是李聚奎、陳賡、陳再道的好軍師;擔任過紅二師第四團團長,帶領這支隊伍斬關奪隘,成爲中央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中央軍委祕書長,是人民軍隊歷史上著名的“無冕將軍”。

“看好了,朱總司令就在眼前”

耿飈(1909-2000),湘東農家出身,13 歲到鉛鋅礦當童工,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引導下,積極參加工人罷工鬥爭。 1930 年 9 月,時任瀏(陽)醴(陵)游擊隊隊長的耿飈,率隊集體加入紅一軍團紅三軍,他被分配到紅九師師部當偵察參謀。這時, 正值蔣馮閻中原大戰暫告結束,蔣介石乘機調集軍隊,企圖“圍剿”紅軍。因此,紅三軍奉命從吉安回師贛南、閩西中央根據地,準備反“圍剿”作戰。

蔣介石擬向中央根據地發起“圍剿”的“命令”,被敵人在報紙上大肆宣傳。 因此,耿飈等除了從上級的敵情通報中得到有關消息外,還注意從敵人的報紙上收集情報。那時, 紅軍各部隊還缺少電訊工具,各級之間的通信聯絡全靠通信員的腳板。 於是,耿飈就囑咐紅九師通信員,路上見到報紙,可以順手“抓”回來,通信員不解:“怎麼,耿參謀沒有捲菸紙啦? ”

耿飈正色道:“我是讓敵人的新聞官給咱們當諜報員吶。 ”

確實,國民黨的報紙對耿飈掌握敵情幫了不少忙:蔣介石的軍事訓令啦,魯滌平的調兵動向啦,敵人各個部隊某日到達某地,“士紳餉以花紅”啦,等等,他們統統泄露無遺。

不過,國民黨的報紙也經常謊言連篇,造起謠來更是肆無忌憚。 有一天,通信員小譚送信回來, 進門就悶不作聲,低下頭一個勁地從綁腿裏往外取回執。 耿飈有些納悶,順眼一瞅, 只見小譚眼淚汪汪的。

“怎麼回事?”耿飈大惑不解地問。

原來,小譚在鎮子裏聽人家讀牆上的報紙,那上面說“共匪頭子”朱德被打死了。

耿飈一聽樂了: “就在小譚進門前不久, 徐彥剛師長被黃公略軍長叫去, 說朱德總司令要和我們一道去看地形, 還講好晚上到我們這裏來親自炒一盆辣椒豬肚呢。 ”

紅軍時期的耿飈

1930 年 12 月初,國民黨報紙又“宣佈”紅三軍“潰不成軍”,胡說什麼“黃公略部正遁入‘華容道’”,而他們決心“不做關雲長”云云。對此,耿飈嗤之以鼻:“其實我們正在大踏步地撤退,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一直都在部隊中間,在運動中尋找戰機。……在遠離敵人後方的龍岡、小布地區,總前委選定了退卻終點,進入戰略反攻。 ”

由於軍情泄露,紅軍在小布伏殲敵譚道源師未果。 不久,又探得敵張輝瓚部正向龍岡方向蠢動,紅三軍上下摩拳擦掌, 準備痛擊敵人。 12 月 27 日,朱德來到紅三軍,在全軍指戰員大會上下達了作戰任務。

朱德講話開門見山:“譚道源溜了,張輝瓚來了。 張輝瓚是敵前線總指揮,消滅他對整個反‘圍剿’戰事更有意義。 總前委認爲,敵人已被調動,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時機已經到來。 ”

稍微停頓了一下,他又以鏗鏘的聲音、堅定的語調宣佈:“總前委決定: 你們紅三軍擔任正面攻擊。希望同志們努力打!要初戰必勝。”說到這裏,他掃視一下隊列,“有沒有信心? ”

“有!”隊列中爆發出響亮的回答。

“堅決打垮張輝瓚!”指戰員們振臂高呼。

總司令簡短的動員結束了,但他的話久久地迴響在指戰員們的心中。 這是耿飈第一次見到朱德。以前, 從關於他的衆多傳說中,耿飈得出了一個印象:他是一員威武而嚴肅的戰將。 現在,當朱德站在自己的面前時, 耿飈另有一番感受:“那一對濃濃的眉毛和總是微笑的嘴脣,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親切。 ”

在耿飈身邊,通信員小譚使勁地鼓着掌,興奮地又蹦又跳。 想起前些天小譚因誤信朱德犧牲而哭鼻子的事,耿飈就笑着對他說:“看好了,朱總司令就在眼前。 ”

“對! 我見到他了, 我見到他了! ”

面對張輝瓚的狂妄冒進,朱德、 毛澤東以紅三軍擔任正面攻擊,會同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三軍團,形成對敵包圍之勢。最終,張輝瓚全軍覆沒。耿飈親歷了龍岡大捷。 朱德指揮若定的風範,對他影響深遠。

“軍事、 政治、 文化都要管,你這根教鞭還蠻重哩”

紅九師師長徐彥剛是一個勤於總結和思考的人,他從龍岡大捷中發現了部隊存在的問題:“不會利用地形地物, 不會使用標誌;有個連隊打起仗來盡往一塊擠,施展不開。 ”他遂和耿飈通氣:“你來教他們,先把連排幹部訓一訓。 ”

耿飈一聽, 急了:“不行不行,我哪懂這個呢。 ”他這時纔不過 20出頭,剛剛喫了幾個月的紅軍飯!

“我也知道你爲難, 可是戰爭不留情啊,逼着我們去學啊。 你總算比他們多知道一些,能教多少算多少。 ”

1931 年 2 月,經徐彥剛提名,耿飈被任命爲紅九師作戰科長,並奉命籌辦第一期教導隊。師政委劉英囑咐說:“耿飈同志啊,師黨委把這事委託給你了,現在還抽不出指導員來, 你就兼起來吧。 軍事、政治、文化都要管,你這根教鞭還蠻重哩! ”

紅九師原爲江西地方武裝,骨幹是地方游擊隊員,沒有經過任何正規訓練, 許多人連槍都不會使,只是帶着一支梭鏢參加戰鬥。 因此,徐彥剛給耿飈的“指標”就是:首先完成由老百姓到軍人的過渡。

軍事訓練中, 耿飈先搞隊列。從整齊報數開始,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練,“每天破曉,我們便在嘹亮的軍號聲中走向演兵場,有時是班排教練,有時是全隊出操,五六十號人整齊的步伐和洪亮的口號,打破了山野的寂靜”。

幾天後,耿飈請師首長們來驗操。徐彥剛、劉英看了不住地誇獎。他們還從外單位請來一位進過講武堂的副官, 那位同志也稱讚說:“完全符合操典。 ”

耿飈還兼上文化和政治課,他後來回憶說:“那時這兩項是合併起來學的。 比如,先學‘蘇維埃’這幾個字,會寫會讀之後,就可以講俄國,講十月革命,講列寧的主張。我把在水口山工人夜校學的那些知識全使出來了。學員們學得也挺快,一期教導隊辦下來,同志們可以認幾百字了。 ”

最使耿飈撓頭的還是軍事課。第一課,他講的是“地形地物”。“地形地物”這個詞一出現,學員們就七嘴八舌地問上了:

“什麼叫地形地物呀? ”

“哪裏有地形地物呀? ”……

回首往事, 耿飈也忍俊不禁:“實話說, 我也不知道它的準確定義,我就這樣解釋:高低不平就是地形,比方說,我們駐地這裏,四周有山,中間低,像個盆,就是這裏的地形。地上有橋,有墳包,有樹等等,就是地物。”

接着,耿飈讓學員們“消化”這些知識。 他帶領大家到野外,識別什麼是地形,什麼是地物。

有時,耿飈也帶學員搞夜間課目,做得最多的是“摸哨”。 常常由這個班擔任“紅軍”,由那個班擔任“白軍”。如果“紅軍”行動不慎,“白軍”就毫不客氣地將他“反俘虜”。這樣做,自然有競賽的因素。於是,各班爲了避免失手,就自動組織課外演練,開展小羣練兵活動,無形中提高了戰術水平。

那時,紅軍子彈奇缺,要求指戰員能真正做到“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於是,耿飈就把提高單兵射擊準確性當重點課目來抓。由於條件不允許學員經常打靶,耿飈便想出一種簡易的檢驗法:先把槍固定在三角架上,在“敵人”的位置上放一張白紙, 學員瞄準好之後,在他的瞄準線上點一個記號;然後, 將槍活動一下破壞原瞄準線,等他恢復瞄準後, 在新的瞄準點上再做一個記號; 接着, 又第三次瞄準,做記號。如果這3個點在一個規定的範圍內 (最好的射手可達到三點重疊),那麼他的成績便過關了。

紅軍擅長打運動戰,常常要夜行曉宿。夜間在荒山老林裏行軍,最怕的就是迷失方向和掉隊。 有的部隊活動到一片深山老林裏, 十天半月都轉不出來。針對這種情況,耿飈在講課中着重介紹了瀏醴游擊隊在鑽山林時,怎樣夜間跟隊,怎樣摸樹幹、 看北斗星辨別方向的經驗。

這年 4 月,師第一期教導隊結業,學員們立即投身第二次反“圍剿”作戰。其間,耿飈多次遇到自己的學員, 他們紛紛說:“參謀長,你上課的內容一切都用上了! ”

“紅軍以其鐵腳板在河流上、山嶺間架起了通向勝利的橋樑”

1931 年 6 月, 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剛剛結束,師長徐彥剛就帶領部隊利用戰鬥間隙,抓緊戰術技術訓練。 當時,紅軍中流傳着“會走路就能勝利”的口號,把提高部隊行軍能力當作重要技術來練。由於江西一帶水路縱橫,徐彥剛就讓耿飈帶領師特務連練習架橋,以便在未來的戰鬥中,用一座座橋樑把進軍路線連接起來,提高通行能力。

當時, 架橋沒有工程機械,捆紮、連接、固定等幾道環節完全靠手工操作。材料一般是毛竹、樹木、門板。 但是具體實施起來,問題就多了。 徐彥剛進過黃埔軍校,他交給耿飈一本 《工程學》, 讓他讀幾遍,照着做,還叮囑說:“多實驗幾遍就行了。 ”

耿飈雖然讀過幾年私塾和工人夜校,可是讀這本《工程學》還是處處碰上攔路虎,特別是那些外文的計算公式,簡直比“天書”還難懂。 徐彥剛非常耐心,一一講解給耿飈聽。 幾天之後,耿飈明白了個大概, 再一邊琢磨一邊教給戰士。由於天氣炎熱,對於有些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得的戰士來說,這些知識就更難懂了。 所以,大家鬧得汗流浹背,還是弄不明白。 耿飈一尋思,決定乾脆到野外“比着葫蘆畫瓢”,邊幹邊學,架起幾座橋來,本領就學成了。

第一座橋,耿飈帶領官兵完全按書本上一道例題提供的數據,尋找了一段河牀開始施工。首先要標定橋軸線,這需要制式儀器。 但是那時候紅軍哪來儀器啊! 於是,他們便用子彈箱拼起來做標圖板,用木匠直尺當三角尺,用蠟條杆塗上顏色代替標誌杆, 指北針是現成的。 爲了使數據準確,他們在計算了河的寬度後,還專門挑了幾個會游水的戰士, 拉一根繩子測量一下,以驗證計算結果。 第一座橋是有樁的便橋,之後他們又學會了架浮橋。 架浮橋的關鍵,在於確定流速和錨住橋身。 經過個把月的訓練,那本《工程學》都幾乎被耿飈翻爛了, 大家的架橋技術也提高了。於是,他們又開展架橋、拆橋的反覆演習,技術越來越熟練。 100 米寬的小河,他們只要個把小時就能架起一座可供部隊通行的浮橋。

學會架橋,對紅軍的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十分有利。因爲在這次反“圍剿”中,紅軍用的是“拖牛”戰術,以強行軍、急行軍和敵人周旋,僅用 3 萬人的兵力,硬是把蔣介石30 萬大軍“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紅軍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敵人之間閃電式地穿插、迂迴,就大大增強了這種“拖牛”戰術的威力。正如耿飈所說:“如果說得更形象化些, 紅軍以其鐵腳板在河流上、山嶺間架起了通向勝利的橋樑。 ”

1934 年 11 月,耿飈指揮部隊強渡瀟水襲道州 (今道縣);1935年 1 月, 他又率部突破烏江闢通路。 在這兩次戰鬥中,他自學的架橋技術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後,耿飈由紅四團團長調任紅一師參謀長, 毛澤東特意捎信給他,表揚了他和原四團同志們在道州、烏江幾次架橋的任務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隊通過。

耿飈雖然深諳架橋之道,卻是個典型的“旱鴨子”。 1932 年 4 月,紅軍東征福建漳州,耿飈有一次難堪的過河經歷。

由於天降大雨,紅九師(時劃歸紅五軍團建制)按計劃到達九龍江的支流永豐溪(即東溪)後,當時正值河水上漲。 這條河平時只有100 多米寬 , 水淺時完全可以徒涉。但是,等紅九師臨江夜渡時,永豐溪一夜之間到了盛水期,河牀滿溢,河面拓寬,急流泛着泡沫奔騰而下,根本無法徒涉。

找船? 根本沒有! 架橋? 沒有時間!扎筏?附近只有一些荔枝樹、香蕉林和甘蔗田,而進攻時間已經近在眉睫。

耿飈決定:立即輕裝,泅渡。

全師大部分是南方人,基本上都會游泳, 唯獨耿飈是個 “旱鴨子”。這是因爲他從小長於礦山,再加上母親因他“五行缺火”更怕水淹的顧慮,使他錯過了學游泳的機會。因此,別人用塊木板就可泅渡,耿飈卻沒有把握。 幸好,附近鎮子上有個“洋車鋪”。他向老闆買下了舊車輪裏的內胎。 雖然有幾個補丁,充上氣倒也不漏。回憶往事,耿飈無不幽默:“我那時很瘦,有這條車胎,再找塊木板,蠻可以對付。 ”

“當時,我們最 ‘紅火 ’的文化生活是開聯歡會”

回憶紅軍歲月,耿飈認爲非常充實:“當時,我們最‘紅火’的文化生活是開聯歡會。 ”軍、師、團一級都有宣傳隊,任務是做行軍打仗的宣傳鼓動工作。 他們人數不多,但十分活躍。 每有各部隊之間的聯歡,他們便成了主角。 尤其是師以上的宣傳隊, 編制上有女同志,三五個到十來個不等,她們的節目最受歡迎。 每次聯歡都有領導上臺,有時是清一色的指揮員登臺演出。有一次,紅一方面軍的黃鎮(一說是彭加侖)編了一幕話劇,有點像現在的活報劇。 大意是:蔣介石開會派兵,佈置大軍“圍剿”紅軍,結果仗打敗了, 蔣介石氣急敗壞,把自己的頭打破了。扮演蔣介石需要一個瘦高個。當時不知誰推薦耿飈擔任,李克農便來動員他上臺。 耿飈也爽快:行,但剃光頭我不幹。

李克農說:不剃光頭不像啊!

耿飈說: 讓羅局長(即羅瑞卿)去,他的外號是“羅長子”嘛。

最終,羅瑞卿演了蔣介石。

耿飈那時的拿手好戲,是與無線電臺臺長胡迪一起演雙簧。 胡在幕後,耿飈在臺前。 他倆的節目通常是表現紅軍戰士作戰的。 胡在幕後發出各種戰鬥時的聲音,耿飈則在臺上表演臨戰中的單兵動作, 他們配合默契,演得十分逼真。 但是,有時也會出 “洋相”。 比如,耿飈在臺上向敵人“射擊”,胡在臺後看到耿扣“扳機”,卻有意不發出“叭”的射擊聲。耿飈只好回頭看胡一眼,胡做手勢讓他捅捅“槍管”,耿剛把“槍”倒過來,他卻突然發出“叭”的“槍”響聲,結果,耿飈“自己打死了自己”,逗得臺下觀衆哈哈大笑。

到了長征過草地時,耿飈也創造出了自己的“傳統節目”。

1935 年 6 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兩河口。 樂極生悲的是,伴隨耿飈走過半個中國的騾子失蹤了。想想征途漫漫, 沒有坐騎怎麼辦?他便帶上幾個戰士,到附近草原找馬去。 在一片廣闊的草原上,他真的發現好幾個馬羣,這些馬個個膘肥體壯,很適合做戰馬。

耿飈看中了一匹小馬,決定捉住它。 但是,這些馬在草原上放任慣了,不好靠近,紅軍指戰員又沒有什麼套馬工具, 只能徒手窮追。耿飈少時練過武功, 身手不凡,他一把抓住那馬的尾巴。 馬由於負痛,後半部下沉,他便飛身騎了上去。不過,由於馬背光溜溜的,他很快被甩下來。 這下,耿飈的倔脾氣上來了,再追,再上。 折騰了一天,耿飈變成了泥人, 那馬也被制服了。 而耿飈抓尾巴上馬的技巧,後來成了他的絕招,在陝北體育運動會上多次爲部隊表演過。

1938 年 , 耿 飈 ( 左 ) 與蕭勁光 ( 右 )、 莫文驊(中)在延安合影。

耿飈是“練家子”的名聲出去後,引起了紅四方面軍戰將許世友的注意。 許是少林寺出身,有一身傳奇武功。 1937 年春天,他一到延安抗大學習,許多人便要求他“露一手”看看,許世友都笑眯眯地拒絕了。

一天,耿飈、許世友二人在抗大操場上散步, 談起各自的經歷,許知道耿飈少年時也學過武術,便來了興趣,褂子一甩,要和耿飈“以武會友”。

周圍的人一聽, 立即圍來觀看,大家紛紛起鬨。耿飈誠懇地說:“南拳北腿,咱倆不一定打得起來。再說,誰打了誰也不合適,還是你自己來一套吧。 ”

許世友沒有抹耿飈的面子,果然打了一套拳, 深得耿飈敬佩:許世友的拳法,“‘少林’味十足,真有力可扛鼎之勢。那種所向披靡的風格,與他直爽、粗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渾成一體”。

“這 樣一位平易近人 ,能文能武的優秀指揮員,壯志未酬,卻飲恨九泉”

在紅軍時期, 耿飈還親歷了“左”傾“肅反”,那荒誕的一幕幕總令他不堪回首。

1930 年年底, 一個下着冷雨的深夜,紅九師司令部的同志們都靜靜地躺在又涼又硬的門板上,沒有人翻身,沒有人打呼嚕,甚至連一聲長長的嘆氣都沒有。大家都沒有睡着,大家的心都很痛:司令部的參謀長趙昆光,剛剛被拉出去處決了,罪名是所謂的“AB 團”。

一提起趙昆光獲罪,耿飈就恨恨連聲:“在此之前是師部副官長,一個文質彬彬的學生官,不願做地主少爺而跑出來當紅軍的四川青年。 肅反委員會說他是 AB 團,讓他供出誰是同夥,他沒有挺住那些刑具,囁嚅着說與趙昆光同志一起買過花生 ‘打牙祭’。 這個被稱爲‘花生會’的‘反動組織’就這樣誕生了。 ”

對於趙昆光,耿飈視爲良師:

趙昆光同志是雲南人,所以他與那個四川籍的副官長沒有“同鄉會”的嫌疑。但他做了“花生會”的第二位祭刀者。趙參謀長在戰場上是一員勇將,在司令部又是出色的“軍師”。他能在瀏覽一遍之後,把軍委那些長長的命令向部屬一字不差地複誦出來。他在陣地上口述戰鬥命令,真有“多一字則太長,少一字則太短”的技巧。他書法極好,簽在文件上的“趙”字帶着“八大山人”的狂勁,徐彥剛師長很欣賞他。我對他甚至有些崇拜。我當參謀後經手的第一份戰鬥文書,就是他手把手教我寫成的。那次是徐師長給的任務,並囑咐我不會可以去請教參謀長。趙昆光同志熱情地拿出紙、筆,一邊口述,一邊指導,把格式、要領,一點一滴地講解清楚,甚至連複寫4份這樣的細節都交代清楚(因爲有3個團,師裏留1份底稿)。之後,我在他的指導下學會了各種參謀業務。就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能文能武的優秀指揮員,壯志未酬,卻飲恨九泉。

當時極“左”的思維方式還表現在軍事指揮上。 在具體的戰鬥中,紅軍的戰術詞彙裏只有“前進”“勝利”,不允許講“退卻”“失利”。當共產國際代表、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 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甚至連哪條戰壕裏放幾個兵,迫擊炮應當架在哪條等高線上,都做了硬性規定。

在這樣的嚴酷形勢下,耿飈仍然敢於對“左”傾軍事路線提出異議。

那是 1933 年 5 月, 在調任紅四團團長前,耿飈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三團參謀長。當時,正是紅一軍團奉命實行“左”傾冒險主義戰略方針,輾轉於敵人堡壘與重兵之間死拼硬打的時期。紅三團奉命在棠陰附近突破敵人封鎖線,北上襲擊敵人。 部隊先打了雲蓋山守敵,打得十分艱苦。 戰鬥中又接到命令,讓紅三團衝到大雄關東南某地去佔領制高點,策應主力突圍, 並臨時受紅二師指揮。在經過一個三岔路口時,耿飈發現這地方實際上是個葫蘆形的隘口,如果兩邊的高地被佔領,這個隘口就會成爲一個進不來、 出不去的“卡子”。 他帶着尖兵走到這裏後,趕緊停下, 派通信員請團長黃永勝、政委鄧華上來一下,建議派一個營守住這個口子。 黃永勝不同意,只是一個勁地下令:往前衝!耿飈提醒說:衝得上去便罷,倘若衝擊失利,需要退回來怎麼辦? 黃永勝大感詫異:“參謀長你想幹什麼?紅軍哪有‘退回來’的道理?我們就是要前進。”回憶這段往事,耿飈十分憤慨:“前進,前進!只許前進,不許後退!那時的戰鬥動員令裏到處都充滿了這種口號。 最後,我只好行使參謀長的 3 次建議權,他才同意留一個連守口子。”結果,主力前進之後,進攻受挫,死打硬拼,陷入重圍。原來,和紅軍交手的敵人,明裏是 1 個營, 暗裏還埋伏着 3 個營。 這樣,紅三團在兵力上處於劣勢。 打了一陣,看看有被圍殲的危險,黃永勝只好下令撤退。但是,退路上那個耿飈曾建議控制的口子,因留下的兵力過少,被敵人搶去了大部分陣地。 敵人用機槍一堵,差點使紅三團全軍覆沒。幸好留守的這個連英勇善戰, 經過拼命阻擊,才接應部隊脫險。

事後,一向慢言細語的紅二師師長陳光大發雷霆,指着紅三團領導的鼻子質問:“打了大敗仗!你們怎麼搞的?”在問明情況後,陳光發話:“耿飈同志的建議是對的。 ”3天之後,耿飈便被調到紅四團任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