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爲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擺在讀者面前的，是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中的兩部代表作。兩書現經宋峴先生直接從阿拉伯文原著譯出，由中華書局出版。我國新開拓的學術領域——阿拉伯學因而增添了極爲重要的典籍，可喜可賀。

兩部著作一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dādhbih，卒於公元912年）的《道里邦國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一是庫達瑪（Qudāma ibn Ja ‘far，或卒於公元948年）的《稅冊》（Kitāb al-Kharāj）。兩書的命名與古典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研究穆斯林地理學的學者們又往往把兩書列爲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中的伊拉克派著作。爲了說明兩書的命名來歷，特別是爲了說明兩書在阿拉伯地理文獻中的地位，請讓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9到11世紀阿拉伯古典地理學的情況。

一

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和兩書的命名

阿拉伯地理學是在穆斯林歷3世紀／公曆8世紀中葉開始產生，穆斯林歷3、4世紀/ 公曆8、9世紀之交受到希臘、伊朗、印度的影響而蓬勃發展起來的（以下行文，除了少數例外，不再標示穆斯林歷，逕標公曆）。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只是從王朝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把學術分爲“舊學”和“新學”。“舊學”包括語言學、教義學、法學、史學，他們認爲這些學科肇始於倭馬亞哈里發朝（Ummawiyy / Ummayyad，661—750年）時期；“新學”包括天文學、數學、醫學和哲學，他們認爲這些屬於精確學科，其發展始自阿拔斯哈里發朝（‘Abbāsīyūn / ‘Abbāsid，751—1258年）。

地理學在阿拉伯人的學科分類中被視爲精確學科，因爲它接近於天文學。就地理學本身而言，真正的地理知識是在阿拔斯哈里發朝建立（751年）之後積累起來的，具體地說，是在艾卜·加法爾·曼蘇爾哈里發（Khilafah Abū Ja‘far al-Mansūr）在位時期（753—775年）、特別是在他奠都巴格達（762年）之後得到發展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埃及、印度，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和獲得古代文明古國的科學文化知識。曼蘇爾在治國過程中極其關心把外來的科學著作譯爲阿拉伯文。他大力提倡的翻譯事業被後人繼續了二百年之久，許多翻譯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學者，這些譯者兼學者把希臘、埃及、伊朗、印度的地理學、天文學、哲學知識引進了阿拉伯世界，從而大大豐富了阿拉伯自身發展起來的文化內容。

在各種外來的文化中，對阿拉伯地理學影響最大的可能要數希臘人克勞底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90—168年）和其他天文－地理學家、哲學家的著作。希臘人的著作是通過中世紀敘利亞文（yriac）的中介譯本對阿拉伯人產生影響的。許多學者認爲，“地理學”（jughrāfiyā或jighrāriya或 jaghrāfiya）這個名詞本來就是提爾城（Tyre，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古代的推羅城）的馬裏諾斯（Marinos，約70—130年）和托勒密的著作的標題，阿拉伯人把它譯作“大地的形象”（sūrat al-ard），有些阿拉伯地理學家便以此作爲自己著作的標題。馬斯烏迪（al-Mas‘ūdī，？—956年）把這個名詞解釋爲“大地的區劃”（qat‘ al-ard），並在《純淨弟兄會的信札》（Rasā’il Ikhwān al-safā）中第一次從“世界與各地圖繪” 的意義上使用了jughrāfiyā這個名詞。我們這裏介紹的伊本·胡爾達茲比赫也說過，他參考過托勒密的著作，只是人們現在不清楚他使用的是希臘文本還是中世紀敘利亞文本。希臘地理學對阿拉伯學者影響之廣泛，由此可見一斑。

伊朗傳統對阿拉伯古代地理學和地圖學的影響也很明顯。研究穆斯林地理學的著名學者克拉默斯（J. H. Kramers）指出，在9世紀，希臘地理學的影響佔絕對優勢，但從9世紀末起，伊朗的影響日益增強。例如，到10世紀，儘管科學知識已經有了長足進展，但來自伊朗的某些傳說仍在阿拉伯地理觀念和製圖學中佔據着顯着位置。具體說來，大地的形狀被比作一隻巨鳥，中國是它的頭，印度是它的右翅，曷薩是它的左翅，麥加、漢志、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1]。這種傳說甚至構成了9到11世紀阿拉伯古典地理學文獻中的巴里黑學派（詳見下文）的基礎。有些學者認爲，這種觀念有可能淵源於阿拉伯人看到的某種古代伊朗地圖[2]。

印度的天文學比地理學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了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阿拉伯學者從印度人那裏學到了天轉實際是由於地轉（天轉地不動只是由於地球依地軸自轉而使人產生天轉地不動的表面印象），大地水陸各佔一半，大地有如龜背、四周被水包繞，大地猶如穹窿，斯里蘭卡爲其頂端，大地的標準子午線始自ujjayn等觀念。

與上述受到希臘、伊朗、印度影響的自然地理學發展的同時，阿拉伯古典地理學還有另一條發展的脈絡，這就是阿拉伯自己的描述地理學的發展，其來源可以追溯到比自然地理學形成更早的阿拉伯旅行者們的行紀。描述地理學在它產生的初期，曾同教律學、語言學等有聯繫，其後又與美文學的發展有關，此外，描述地理學又和自然地理學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了一系列混合型的作品。但是，不管怎樣，對於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來說，由行紀發展起來的描述地理學這條脈絡似乎更有典型意義，更富特色。正是這條發展線索賦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以特殊的風格，例如“道里邦國志”類著作，人們很難在其他語言文獻中找到如此大量的同類撰述。阿拉伯的描述地理學作品以它們的內容之豐富、材料之駁雜而令人讚歎不已，每一個研究者都可以從這些內容和材料中尋找各自所需要的資料。

此外，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還有特殊的宗教原因：

（一） 伊斯蘭教重視每日五次禮拜、每年賴麥丹月齋戒，這對於促進天文－地理學的發展是有作用的。每晝夜五次禮拜的時間，齋期的開始與結束都是有嚴格規定的，這就要求有一定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才可以判斷時辰。禮拜依據的平太陽時，取決於禮拜者對所在地點的經度有精確的認識。例如，日晷的影長每天都需要進行計算，每當日晷刻度上的下午影子比中午長的時候，所謂“晡禮”的時間便到了。這時候，禮拜者的跪拜要朝向麥加的愷阿白（al-ka‘bah），這個方向叫“朝向”（qiblah）；一切禮拜寺的殿堂的方位和佈置也要考慮“朝向”，以便使所有禮拜者叩拜時朝着麥加的方向，這樣一來，遍佈世界各地的清真寺雖然各依其所在地點而取向不同，但都以麥加的克而白爲“朝向”中心，從而在地球上的佈局好像構成了一圈一圈的同心圓。這一定向的工作要求人們瞭解每個特定地點相對於麥加的位置。

（二） 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是朝覲，這就是有一定收入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須到麥加朝聖一次。阿拔斯王朝時期無論是內陸駝隊貿易還是海上交通都非常發達，這不僅溝通了王朝治下的腹裏與邊遠地區的往來，而且使王朝的影響遠及於疆界之外，到達中非、東北歐、印度、中亞、東南亞和中國，從而也擴大了朝覲所涉及的世界。

（三） 某些宗教信念也有助於地理學活動的開展。據說，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則聖訓（hadīth）稱：“學問，即便遠在中國，亦當求得之。”這條聖訓也許出於後世，但它曾經促使某些信徒東來中國尋求學問。阿拔斯朝哈里發（Khilafah）瓦西格（al-Wāthiq，842—847年）爲了探究《古蘭經》中有關東方的幾則傳聞，先後派遣通事撒拉姆（Sallām）、著名學者穆罕默德·花剌子米（MuhammadKhwārismī，？—850年）陸續東來。有些阿拉伯作家、地理學家的著作引證了他們留下的報導，這些富有浪漫色彩，夾雜了過多的荒誕故事的記述，和海上辛巴德的神奇事情一樣，往往令人難以全然置信。但是，它們有助於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12世紀，甚至遠在安達陸斯（西班牙）的一位教法學家薩阿德·海爾·安薩利·安達陸西（Sa‘dKhayr Ansārī al-Andalus，？—1146年），得到“中國”的附名，原因據說就是因爲他曾到中國遊歷。

由此可見，即便拋開個人志趣和學術旨趣不談，上述社會歷史背景也必然促成內容駁雜的地理學文獻的產生。如上所述，阿拔斯時期的阿拉伯人只是把地理學當作是最接近天文學的一門精密學問，並沒有把它看作現代意義上的定義明確、範圍確定、有專門內涵和特定對象的學科。因此，阿拉伯人在地理學的名稱上也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字樣，來自希臘語的地理學——jughrāfiyā一詞有時指自然地理學，有時被當作“經緯度學”或“諸城定點學”[3]。一般描述地理學常被稱爲“道里邦國志”，這就是我們這裏介紹的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地理著作所使用的書名。

不過，阿拉伯古典地理學文獻畢竟有某些共性。因此，各種主題和內容的地理學著作最後大多數以“道里邦國志”、“諸國志”（Kitāb al-Buldān）、“大地之形象”（Sūrat al-Ard）、 “道路記聞”（‘Ilm al-Turuq）等命名，名稱雖異，實際不出描述地理學的範圍。

促成阿拉伯地理學發展的諸多因素有如上述，強調這些因素決不等於輕視地理學與政治的關係。阿拔斯王朝在施政過程中，在8、9世紀設置了一系列國家公務部門，特別是財政稅收管理部門。爲了控制和管理全國各地，爲了斂取稅收，以巴格達爲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需要維持良好的交通路線網，需要蒐集各種路線里程資料，瞭解驛站、轉運條件和物資狀況。在伊朗，阿拉伯人利用了薩珊王朝（the Sāsānid dynasty）庫思老·阿努什爾旺（Khusraw Anu-shirwan，531—579年）的籍帳；在埃及，利用了拜占庭官僚制度的複雜的行政程序。然而，變化了的條件要求反覆覈查有關省份和城鎮、村落的位置、人口、農業手工業生產，課徵稅額等等的確切資料，於是，專門的《稅冊》便應運而生。它最初是官員胥吏使用的手冊，後來也爲更廣泛的人們利用起來。

不僅如此，阿拔斯王朝是當時的世界大國，它的國際地位使它不能只限於瞭解自身疆域內的情況，它也需要具備對其它地區、首先是毗鄰地區的某些準確知識。因此，在《道里邦國志》、《稅冊》等地理著作中也採納了阿拔斯王朝以外國度的有關地理情況。爲了獲得這些情報，和平時期的使節和戰時的俘虜都是阿拉伯地理學家瞭解情況的對象。

二

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中的伊拉克派和巴里黑派

以“諸國志”、“道里邦國志”爲著作標題的阿拉伯地理學家往往以修訂、增補前輩的同類編纂物作爲自己的著作。這一批編纂家遞相變前賢的著述爲自己的著述，有時連書名也沿用不變。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並不認爲是剽竊攘奪。因此，9世紀以來的許多地理編纂物也被概括稱爲“道里志”派著作。

如上所述，9至10世紀是阿拉伯（穆斯林）地理文獻發展史上最具特色的時期。在西部，10世紀雖然是哈里發帝國政治瓦解的時期，但文化極爲繁榮；在東部，哈里發帝國在9、10世紀開始瓦解，導致幾個地方王朝的出現，而地理學就其創造性而言，正是在薩曼王朝（Sāmānid，874—999年）得到最充分的發展。因此，學術界把9至10世紀稱爲阿拉伯地理學的古典時期。並根據這一時期的地理學文獻的特徵區分之爲兩個派別：

一派作品論述的對象是整個世界，但仍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伊斯蘭帝國”（Mamlakat al-Islām）。他們力求爲一般伊斯蘭教文獻中看不到的世俗知識爭取一席之地，因此也被稱作“當代世俗地理文獻”。這派學者主要描述地形和“伊斯蘭帝國”即阿拔斯哈里發朝的道路系統，同時涉及數學、天文學、物理學、人文及經濟地理學。代表人物有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雅古比（Ya‘qūbī）、伊本·法齊赫（Ibn al-Fakīh）、庫達瑪和馬斯烏迪。由於伊拉克是阿拔斯王朝立國的中心，許多地理學家雲集於巴格達等地，故學界稱此派爲“伊拉克派”。不過，這個學派的學者還可以分成兩類；一類依四方（東、西、南、北）來編排材料併力求把巴格達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另一類則按各種不同的“地帶”來編排材料，而且極力表彰麥加的中心地位。

另一派的敘述一般侷限於伊斯蘭世界，把每一個省區都描寫成一個單獨的“地帶”，而且除邊緣地帶之外很少涉及非伊斯蘭地區。伊斯塔赫裏（al-Istakhrī）、伊本·哈烏嘎勒（IbnHawqal）和穆卡達西（al-Muqaddasī）屬於這一派。因爲他們都追隨地理學大家阿布·宰德·阿赫馬德·本·薩赫勒·巴里希（Abu Zaid Ahmad Sahl al-Balkhī，大約生於穆斯林歷235/公元849—850年，卒於穆斯林歷322/公元934年）之後，學界把他們又稱作“巴里黑派”。

下面我們對兩派地理學著述的特點做一點稍稍詳細的介紹。

1． 伊拉克派

本派代表人物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雅古比和馬斯烏迪的著作有兩大特點，這使他們有別於本派其它地理學家的撰著：第一，他們敘述遵循伊朗人的“國度”、“區域”（Kishwar）體系；第二，他們將伊拉克與伊朗諸郡相提並論，但以伊拉克爲阿拉伯世界中心來開始區域地理學描述。據比魯尼（Abū Rayhan al-Bīrūnī，973—1048年），伊朗人的七個“區域”是七個相等的圓圈，中心“區域”是伊朗，它包括呼羅珊、法爾斯、傑貝勒和伊拉克。比魯尼認爲這種劃分是武斷的。應當看到，在巴格達被立爲阿拔斯哈里發朝的首都之後，伊拉克自然而然成爲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佔據了首要地位。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的體例是將伊拉克同伊朗諸郡和塞瓦德區（Sawād，兩河流域南部，這裏在古代被稱作“伊朗沙赫爾的心臟”/ dil-i Īrānshahr）相提並論，在他的地理學體系佔據中心位置。

與上述幾位地理學家相反，庫達瑪、伊本·魯斯塔（Ibn Rusta）和伊本·法齊赫對伊拉克和伊朗沙赫爾沒有什麼熱情。在他們的體系中，麥加和阿拉伯半島被置於優先地位。在庫達瑪書中，麥加被賦予絕對優先的地位，通向麥加的所有道路都被放置在巴格達幅射出來那些道路之前。固然，他也重視伊拉克，不過只是把它看作阿拔斯哈里發帝國的一個主要省份，也就是說，只是出於政治和行政的考慮。由此可見，庫達瑪的地理學體系顯示了一點細微的變化，這就是重心從伊朗觀念轉向了“對伊斯蘭的探討”。在伊本·魯斯塔書（穆斯林歷4世紀/公元10世紀初）中也能看到類似的傾向，他徹底擺脫了伊朗傳統，在編排地理學資料時把麥加和麥地那斷然列在首位。伊本·魯斯塔甚至在對七種“地帶”的描述中也寧可依照希臘的形式而不遵循波斯的“區域”體系。伊本·法齊赫的地理學著作也是如此，有關麥加的描述居於優先地位，不過該書的相當多的篇幅是講法爾斯、呼羅珊等地的，因此，他對“地帶”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波斯的“區域”系統。

雖然如此，胡爾達茲比赫、雅古比也好，庫達瑪書也好，他們的共同點是編排和敘述材料所遵循的原則是依東、西、北、南把世界劃分成四片地區，即所謂“四方原則”。這種描述方法應當在某些伊朗地理學傳統中找到其根源，這些阿拉伯地理學家必定有某些可以模仿的先驅模式。據馬斯烏迪說，波斯人和納巴泰（Nabataea，巴勒斯坦東南的阿拉伯古國）人把世界上的居住區分爲四部分，即呼羅珊（東）、巴赫塔爾（Bakhtar，北）、忽爾巴朗（Khurbarān，西）和尼姆魯茲（Nimruz，南）。然而，庫達瑪看出了這種劃分的主觀隨意性，因此，對他來說，東、西、北、南這幾個詞只有相對的意義。

2．巴里黑派

這一派因上文提到的阿布·宰德·阿赫馬德·本·薩赫勒·巴里希而得名。巴里希生於巴里黑（Balkh，今在阿富汗境），主要活動在中亞地區。他年輕時在伊拉克住過八年左右，曾就學於阿拉伯世界博學的大思想家、哲學家鏗迪（al-Kindī，801—873～4）門下。回故鄉之前廣泛遊歷各地，學習了許多學科，後以天文學家和哲學家知名。回鄉後一直住在巴里黑，受到薩曼王朝宰相扎伊哈尼（Jayhānī）的禮遇。巴里希的後半生可能持有正統觀點，他的一些論文得到正統派的很高評價。他的地理學著作名爲《諸域圖繪》（Suwar al-aqālīm），這是一部附有簡志的地圖彙編。然而，巴里希這部著作迄今仍然找不到單獨成帙的確證，一度被歸到巴里希名下的一份寫本，現已證明實際出於伊斯塔赫裏的手筆。看來，現在人們還只能維持德·古耶的原來的意見，即伊斯塔赫裏的《道里邦國志》囊括了巴里希原著的全部內容並進行了許多增補，編成於巴里希在世的930和933年間。總之，巴里希書已經失傳，但世人靠伊斯塔赫裏、伊本·哈烏嘎勒、穆卡達西等人遞相增修的多份傳世抄本得窺原作概貌。

巴里黑派賦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以正派的伊斯蘭色彩。這一派作者把自己的敘述範圍限制在“伊斯蘭諸國度”（Bilād al-Islām）之內，對於非伊斯蘭國家只是在他們的著述中略加敘述。這一派作者以《古蘭經》中的說法，或者以“聖訓”爲依據。例如，他們把大地比作一隻巨鳥（參看上文）；他們又說，大地呈圓形，並被“環形之海”所包圍，有如動物脖頸上的環紋，這個“環形之海”有兩道“深淵”，即地中海和印度洋兩者，中間因隔有障礙物（barzakh）而互不相通，隔離它們的障礙物就是古勒祖姆（al-Kulzum，即今蘇伊士），顯而易見，這是來自《古蘭經》的觀念。

與伊拉克派的某些地理學家不同，巴里黑派的幾位地理學家都把世界的中心置於阿拉伯半島，這就是愷阿白所在的麥加。巴里黑派的興起稍晚於伊拉克派，主要是在10世紀。他們的本意唯在描述“伊斯蘭諸國度”（Bilād al-Islām）。

他們把這些國度分成二十個“地帶”，他們的“省區”劃分既不是根據伊朗的“地區”系統，也不是依照希臘的風土系統，而是地域性的，純自然的。對於先前的主觀區劃而言，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或許還可以認爲這是一種“現代化”的嘗試，例如，伊本·哈烏嘎勒說過：他沒有遵循“七個地帶”的模式，也許這種模式曾經是恰當的，但現在則充滿了混亂，有好些“省區”界線交迭重合了。因此，他爲自己的每一章都畫了一幅地圖以描述每一個“省區”的形勢，註記邊界及其他地理現狀。由此說來，這一派地理學家的重要貢獻就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系統，從而擴展了地理學的範圍，使其中包括新的、更實用、更有益的內容。本派諸家著述抄本大多有圖有志，輿圖共二十一幅，這種圖志體的地理著作的圖幅數、形狀、次序趨於固定，因此人們通常稱之爲《伊斯蘭方輿圖》。輿圖的總圖是一幅圓形世界地圖，上面表現了“伊斯蘭諸國度”的各個不同地區以及世界上的其它非伊斯蘭“國度”。該圖力求運用一定的透視原理顯示這些國度，表現每一個地區的相對位置和大小。但是，由於全圖並沒有表現各個“地帶”的真正比例和形狀（圓的、方的或長方形的），因而他們實際上放大了每個“地帶”的面積。他們這種畫法在阿拉伯製圖中可能是第一次嘗試，但這套最後定型的輿圖畢竟是這一派的又一貢獻。正確地對待這些地圖並對它們的內容進行仔細的考定勘同，肯定有助於解決巴里黑派地圖的起源問題。

伊斯塔赫裏、伊本·哈烏嘎勒和穆卡達西還第一次把國家概念作爲地理學術語提了出來，他們劃定了世界上幾個主要王國的邊界。

大部分阿拉伯古典地理學著作在上個世紀即經荷蘭學者德·古耶校勘付印，結集爲《阿拉伯輿地叢書》（BibliothecaGeographorum Arabicorum，簡稱BGA）。書凡8卷，1879—1939年刊於萊頓。今天，人們使用《阿拉伯輿地叢書》應取據1879—1939年版照像重印版（1967年，萊頓），在1967年版中伊本·哈烏嘎勒書的德·古耶校勘本已爲克拉默斯校勘的另一更完整的抄本所取代，這是十分必要的，因爲近幾十年來發現的好抄本畢竟多於德·古耶時代。在這裏，還可以提醒注意，伊本·法齊赫書有了1923年在馬什哈德發現的“雜卷本”；伊斯塔赫裏書有了希尼（al-Hīni）新刊本（開羅，1961年）。在我們還沒有條件直接利用世界各地珍藏的原文抄本之前，這些刊本就是我們應備的資料。在這裏，讀者還可以注意，阿拉伯古典地理學著作絕大部分都有歐洲語言的譯本。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和庫達瑪二書在19世紀就有巴比耶·德·梅納爾（C. Barbier de Meynard）和德·古耶的法譯本；伊本·哈烏嘎勒書有克拉默斯和維特（G. Wiet）的法譯本（貝魯特與巴黎，1964年）；穆卡達西書有米蓋勒（A. Miquel）的法文節譯本（大馬士革，1963年）；伊本·法齊赫書有馬塞（H. Massé）的法譯本（大馬士革，1937年）；雅古比書有威特的法譯本（開羅，1937年）,等等。

三

對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和庫達瑪之評價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可以說是古典阿拉伯地理學的鼻祖，他奠定了用阿拉伯語撰寫地理學文獻、特別是伊拉克學派的地理著作的風格和模式。如上所述，9世紀產生了許多標有“道里邦國志”這一共同名稱的作品，而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這樣名稱的作者。他的著作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學家們視爲規範，受到了幾乎所有利用它的地理學家的稱頌。然而，正像克拉默斯所指出的，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卻未必是這種體例和寫作風格的首創者，在他之前，必定還有一本著作構成他遵循的模式。他身任郵驛部長官，極有可能接觸了古代伊朗的婆羅鉢語的地理著作的阿拉伯語譯本。他的這部地理著作可能還是他寫作活動中的一個偶然成果。據他自己說，這部書是應哈里發的要求而寫作的，也就是說，這並不是他個人興趣之所在。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雖然不是流傳至今的描述地理學作品的第一位作者，但他的書畢竟是迄今爲止單獨成帙的最早的地理學著作，儘管是後來的簡寫本，仍然使人有可能對它進行全面的評價。

艾卜·勒－嘎西姆·歐拜杜拉·本·阿卜都拉（或作“阿赫瑪”）·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約生於穆斯林歷205/公元820（或211/825）年，卒於300/912年。他的祖父的伊朗名字可以轉寫爲Kh·r·da·dh·b·h，意思既可以解釋爲“太陽的無上賞賜”，也可以解釋爲“無上太陽所創造”。這種神名形式表明他是一個波斯血統的拜火教徒（祆教徒）。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父親在9世紀初是哈里發馬蒙（Abū Jafar al-Ma’mūn ibn Hārūn，813—833年）派駐裏海南岸陀拔里斯坦（Tabaristān）的總督，建立了征服低廉/ 代義賴姆（Daylam）的某些獨立地區的功勳。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原來也是一位拜火教徒，後皈依伊斯蘭教，曾在巴格達受良好的教育。他仰賴父親的勢力，得以就學於著名歌手和宮廷樂師摩蘇爾人伊斯哈克（Ishāq al-Mawsilī）門下。出身決定了他的隆運：成年以後擔任伊朗西部傑貝勒省郵政和驛傳長官，後又升爲巴格達及薩馬拉的郵傳部長官，這些職務使他有可能接近哈里發穆耳臺米德（al-Mu‘tamid，870—893年），成爲最有影響的陪膳者（nadim）之一。從本·奈迪姆（Abū’l FarajMuhammad bin Ishāq al-Nadīm，卒於公元995或998）的著名的《百科津逮》（Kitāb al-Fihrist）片斷引文可知[4]，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至少有九部之多，但幾乎全是涉及美文學（Adab）或描述閒情逸致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表現出明顯的親伊朗傾向，如《波斯人譜系彙編》；另一些則純係爲上流社會人士排遣百無聊賴的生活而作，如《談飲料》、《粗茶淡飯說》。今天，只有一份《忘情與消遣》的寫本在一份私人文集中被找到了。他還寫過一部《歷史》，據馬斯烏迪說，內容是伊斯蘭以前諸民族的沿革。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着手寫他的《道里邦國志》大概是在他擔任傑貝勒省郵驛長官的時候。開始並沒有完備的資料，他邊寫邊收集．這顯然花費了他很長的時間。據德·古耶推斷，初稿完成於；穆斯林歷232/公曆846年左右，二稿的定型不早於穆斯林歷272/公曆885年。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最後定論，儘管多數學者支持德·古耶的觀點，但仍有少數人認爲此書只有最後一稿。據德·古耶的意見，兩個原本都沒有流傳下來，坊間通行的是較晚的簡本。該書的優點是敘事簡明，只要粗略翻閱一下全書，其結構便可瞭然。該書按照傳統，從頌聖、講述自然地理學知識（例如托勒密對大地形狀的描述）開篇。我們應當注意，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所提到的著作有些尚存異說。在記述不同國家朝拜方向（qiblah）的短章之後，就是對兩河流域南部——塞瓦德區——的十二郡（astān）六十縣（tasuj）的羅列和敘述。作者在這裏詳細列舉的稅收資料（本書其它部分對此也有涉及）使人們有可能藉此復原這一時期阿拔斯哈里發朝的預算情況。這一節以羅列古代諸王名號爲結束，諸多王號是根據波斯史料彙集起來的，上面開列了波斯、羅馬、斯拉夫、突厥、中國統治者的稱號。

本書的主要部分是由詳略不等的對道路的記述構成的，這裏第一次記載了巴格達北到中亞、南到印度的道路，作者給我們提供了有關大呼羅珊路的確切而翔實的知識。

大呼羅珊路在阿梅（Āmul）越過烏滸水（Oxus）可至法臘勃（Farab），再經拜坎德（Paykand）過長城門至布哈拉（Bukhārā），而後沿澤拉夫善河（Zarafshan）左岸至撒馬爾幹（Samarqand），是爲“王家大道”。大呼羅珊路在呾密（Tirmidh）越過烏滸水可至石汗那（Chaghāniyān、Saghāniyān）、久越得健（Quwādhiyān）、珂咄羅（Khuttal）等地區，另一歧路經鐵門（the Iron Gate）、碣石（Kish、Shahrisabz）至撒馬爾幹。大呼羅珊路從撒馬爾幹以北去蘇對沙那（Setrūshana、Ushrūsana）的扎敏（Zāmīn）路分兩叉，左叉可至石城（Chāch、Shāsh，今塔什干）及錫爾河（Syr-Darya、Sayhūn）下游，右叉越過錫爾河上游可至大宛（Farghāna、費爾干納）。扎敏石城一路東通頓建城（Tūnkath），一路北通白水城（Isfījāb,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訛答剌（Otrār），北進怛羅斯（Tarāz、Talas）。從怛羅斯到中國邊界熱海南岸的拔塞干城（Barskhān）的道里和沿線諸城絕大部分可以和賈耽記載的路程一一對勘。

胡爾達茲比赫在記述道里之同時提及行政區劃和稅收，有時還引用一些有關地名的詩句。他對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海路描寫得比較生動，但是沒有受“辛巴德航海”一類故事的影響，其中對海外和島嶼的物產倍加註意，詳細敘述了取得樟腦的情節，描寫了大象和犀牛，記述了爪哇國王之佞佛以及印度的種姓。作者對往西的道路寫到西班牙，有關拜占庭的部分特別詳細；往北的道路寫到了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往東南方記載了從巴格達去麥加、麥地那和阿拉伯半島南部的道路，並列出從巴士拉、巴格達和開羅去麥加所經過的驛站名稱。這一部分最後提到了兩條很重要的路線：一條是歐洲商人經蘇伊士地峽和紅海，或沿幼發拉底河經安提奧克前往印度和中國的路線，另一條是俄羅斯商人沿頓河和伏爾加河經裏海往南的路線。不過，這一段看起來像是後來增補的。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並未以行程路線爲結束，書的後尾還有一些看來是後來零星補充的內容，如大地分野、世界奇蹟和著名建築、伊本·土倫（Ahmad ibn Tūlūn）[5]時期發現的金字塔。但是，寫本到此在沒有形成結尾的地方突然終斷，不知是何原因。

不難看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由兩種性質迥然的內容構成：一方面由枯燥無味但是非常重要的官方資料彙編，一方面又是各種地理趣聞的彙集。全書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作者安排材料的方針是有聞必錄，多多益善。無疑，正如作者引用史料時所說，他能夠接觸國家檔案；同時，他又從行紀一類記述中引用了很多有用的資料，尤其是一些屬於早期（8世紀末、9世紀初）的旅行路線的資料。內容的駁雜導致阿拉伯地理學家對他的評價不一，但他對後來的地理學文獻畢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的這部地理著作備受古典時期的地理學家的重視：雅庫比、伊本·法齊赫、伊本·魯斯塔、伊本·哈烏嘎勒、穆卡達西、扎伊哈尼（Jayhānī）、馬斯烏迪吸收了他的第三個最好的寫本的內容。他的知名度後來也沒有減弱：伊德里西（Idrīsī）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年）熟悉他的著作；波斯的地理學家們從早期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的佚名作者，到晚期的哈姆達拉·可疾維尼（HamdallāhQazwinī）、米爾洪德（Mīrkhwānd）與洪德米爾（Khwandmir）也都時時加以引用。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本人並未建立任何學派，學界從分析研究的角度出發，認爲他的《道里邦國志》是開伊拉克派之先河的著作。無論如何，他收集的材料構成了後來許多人著述的基礎。

在歐洲，早在19世紀初人們就注意到了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俄國注意的重點主要是與俄國商人有關的記載。本書雖然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將伊拉克置於穆斯林世界中心位置，但作爲當時哈里發王朝重要的省份呼羅珊、法爾斯、傑貝勒和中亞仍佔了很大的篇幅。近年來，我國治西北史地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並且開始利用本書。這實際只是一個開端，人們還可以更深入地發掘其史料的使用價值。

《稅冊》的作者阿卜·法爾吉·庫達瑪·本·賈法爾是阿拉米人，出生於巴士拉一個基督徒官吏家庭。由於接近宮廷，他本人聽從當時的哈里發穆克陶菲（al-Muqtafī, 902—907年在位）的要求皈依伊斯蘭教，這爲他鋪平了擔任高級職務的道路。庫達瑪的生年不明，可能的生年早在穆斯林歷260年/公曆873～874年，當伊本·弗拉特任宰相時，他於297/909—910年主持了監察部門。他的卒年有三種說法，即哈里發穆格臺迪爾（al-Muqtadir）在位期間（908—931年）、或939—940、或337/948年，通常以爲他死於穆斯林歷300/公曆912年之後不久或310/922年的說法是不確實的。

德·古耶把庫達瑪的《稅冊》的摘要作爲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的附錄加以刊佈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爲兩人的經歷和兩書的性質確實多有相似之處。庫達瑪的創作活動和風格都令人想起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據學者們研究，《稅冊》寫成於穆斯林歷316 /公曆928年左右，共分八篇，但只有四篇即第二卷流傳下來了。現行刊本只刊出了該書有關稅收的內容，其結構是：驛道和省區的描寫、各地的賦稅制度、各地的賦額、納稅的精確數字。有時，本書也記載了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情況、七種地帶等等，甚而引述某些歷史學家有關阿拉伯人征服活動的片斷資料，但是，這一切也都着眼於提供“道里知識”，目的在於爲國家機構的領導者提供治國經邦或迅速調遣軍隊等的參考資料。總的看來，人們最好是把《稅冊》的這些內容看作是對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的重要補充。庫達瑪和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兩人大概都利用了同樣一些有關9世紀初、個別地方有關8世紀末的官方檔案，在這些地方，兩書可以彼此對勘；由於庫達瑪成書在後，因而有許多細節補充了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之不足。但是，現在的庫達瑪寫本也存在某些問題，其中有些詞句本來是後人寫在葉邊上對內容難點的註釋，卻被抄手錄入了正文[6]。

四

阿拉伯地理文獻的史料價值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學界已有定論。原因在於，阿拉伯人的視野遼闊，包括了除北極之外的整個歐洲、除西伯利亞之外的亞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與希臘人相比，阿拉伯人的世界大大超過了希臘人所知道的世界範圍。即以非洲爲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阿拉伯地理著作中首次得到了詳細的記述，以至於直到19世紀著名的歐洲旅行者探察非洲之前，世人對該地區的瞭解仍未超過阿拉伯人的記載。阿拉伯人也掌握了距離他們遙遠的許多地區，如北方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東方馬來羣島的資料，這些資料已爲現代科學證明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對於我國學者說來一個重要的用途是，其中許多記載可以用來比勘、驗證漢文典籍的記載。唐德宗貞元（785—805年）宰相賈耽記載的通西域道路，至少從碎葉（Sūyāb）到怛羅斯的路段可以與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庫達瑪、加爾迪齊（al-Gardīzī）等人的相應記載相比勘、相對證。例如，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書中提到了科帕勒（Kopal）這一城鎮的名字，庫達瑪進一步指出這個科帕勒分科帕勒與薩兀爾科帕勒兩城，10世紀下半葉成書的佚名著者波斯文《世界境域志》記述說此地有三鎮，11世紀上半葉成書的加爾迪齊的《記述的裝飾》（Zayn al-Akhbār）十分明確地標出三鎮的名稱，其中一鎮就是碎葉。由此可見，阿拉伯地理文獻不僅給我們提供了中外文對比的史料，而且告訴我們某些西域城鎮的變化或沿革。又如，唐初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卷一二中涉及大量粟特地區、吐火羅地區的地名，學界歷來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波斯古典地理學文獻進行考證。我們還可以指出，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記載的從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河口經法爾斯海（Fārs）、拉爾海（Larwi）、哈爾肯德海（Harkand）、撒拉赫特海（Salahit或Salaht）、昆都蘭海（Kun-durang或Kardang）、桑夫海（Sanf）、桑吉海（Sangi）等七海到達中國廣州的海路及其沿途許多地名，也可以與賈耽記載的廣州入南海道對勘，其中撒拉赫特海在唐代稱“質海”、“硤”，即今馬六甲海峽；昆都蘭海當時稱軍突弄海，相當於今天的蘇門答臘、爪哇、加里曼丹之間的三角海域，即今爪哇海北部和暹羅灣南部；桑夫海當時稱佔不牢海；桑吉海則是漲海的譯音，即我國的南海。

然而，人們在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獻進行歷史考證的時候，必須十分留意阿拉伯地理學家在處理資料年代上的缺陷，阿拉伯地理學家的長處是重視從實際生活中積累資料，可是，他們卻經常不注意指明不同時期的文獻史料的年份。此外，阿拉伯人進行著述活動時，對文獻的使用方式又近乎今天人們所說的剽竊，他們聯綴、乃至照抄前人的記載，並不聲明前人記載的年代。在古典地理學的盛世10世紀，扎伊哈尼的地理著作吞納了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和伊本·法齊赫的原作，而伊本·法齊赫的著作又很難同賈希茲（Jāhiz，？—255/869年）的作品區別開來，如此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倘若作者指出自己的史料來源，這種缺點倒成了優點，那些沒有直接流傳下來的作品常常因此得以或多或少保留其片段。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伊本·法德蘭（Ibn Fadlān）的行紀，直到馬什哈德雜卷寫本發現之前，所有研究這份行紀的人都依據比伊本·法德蘭晚三個世紀、於1224-1228年才成書的雅庫特（Yākūt ibn ‘Abdallāhal-Rūmī，1179—1229年）的《地理詞書》（Kitāb Mu‘jam al-buldān） 中引用的片段。很可惜，這樣的符合科學研究方式的引用史料法在阿拉伯地理文獻中是比較罕見的。因此，我們必須隨時留意，阿拉伯地理文獻的許多記載並不一定反映與作者同時，我們必須隨時隨地仔細區分抄襲來的內容的時代和作者自己增補的內容的年代。有的學者舉過例子，雅庫特書著錄了“塞斯坦”條，其中從前人著作抄錄了有關哈里及派活動的材料，就好像這個在7世紀末盛行的政治宗教派別直到雅庫特生活的第13世紀依然十分活躍於塞斯坦地區一樣。我們今天利用阿拉伯地理資料，當然應當力求避免蹈襲同樣的時代謬誤。

總的說來，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側重於人文地理資料的彙集，這類著作除了對邊遠地區的情況限於當時的知識水平或出於獵奇心理而採摭了不少奇異傳聞（mirabilia）因而流於荒誕之外，大部分事實記載是翔實可靠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學家都是一些有識之士，他們放在任何時代都屬於善於觀察事物和蒐集資料的人物之列。他們行文也有特點，敘事簡煉，文字淺顯。近代學者研究西亞、中亞史地，除了依據巴拉祖里（al-Balādhurī，卒於892年）、塔巴里（al-Tabarī，卒於923年）、伊本·阿西爾（Ibn Athīr，卒於1233年）等大家的史學著作之外，無不強調利用穆斯林地理著作，其原因大概正在於此。

四十多年前，我國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西域史的著名學者馮承鈞先生寫過一篇文章，題爲《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作者在文章的開頭指出：“大食、波斯、突厥的著作，國人研究的很少，其實這也是一種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東方的，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種。” 近年，美國哈佛大學伊朗史教授理查德·費耐生（R. Frye）也發表過類似見解，他繼Ch. Schefer法譯和Н. Лыкошин俄譯之後，再次刊佈納爾沙希（Narshakhī）的《布哈拉史》英語譯註[7]，指出穆斯林地理資料“未得應有的利用”；他在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爲《論供研究伊斯蘭時代以前中亞史的穆斯林史料》，其中也說：“穆斯林地理學家們的著作是有關伊斯蘭時代以前中亞的資料寶藏，迄今沒有做到應有的利用”。誠然，阿拉伯、波斯、突厥的地理文獻既包括地理資料本身，又包括許多歷史史料，正如許多穆斯林史學著作中也包括大量地理資料一樣。從上個世紀以來，德·古耶、陶瑪舍克（W. Tomaschek）、馬迦特（J. Marquart）、巴托爾德（V. V. Barthold）、米諾爾斯基（V. Minorsky）、波義耳（A. Boyle）、普里察克（O. Pritsak）、博斯沃斯（C. E. Bosworth）等人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獻作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工作。今天，這些文獻仍然大有利用之餘地。

現在，中華書局決定刊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和庫達瑪的漢譯本，委實是我國開始利用穆斯林文獻的重要成果，希望譯者宋峴先生再接再勵，向我國學術界貢獻更多的阿拉伯地理文獻的譯本。

[1]見伊本·法齊赫（Ibnal-Fakīh）書，德·古耶（M. J. de Goeje）刊《阿拉伯輿地叢書》（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萊頓，1885，第5卷，第3—4頁。

[2]參看《伊斯蘭百科全書》新版，阿赫默德寫的“地理學”條，該書第2卷，萊頓，1965年，第575頁。

[3]這是比魯尼（Abū Rayhan al-Bīrūnī）的說法，參看《伊斯蘭百科全書》新版，阿赫默德寫的“地理學”條，該書第2卷，第575頁。

[4]或譯《百科索引》，10世紀末成書，第149頁，第1115行。

[5]伊本·土倫原是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朝的的宮廷近侍，出身突厥奴隸，即人們常常提到的中亞宮廷史中的garde ghulām turcque，被馬蒙派往埃及任總督，後在埃及自立，開啓Tulunid王朝。

[6]參看米諾爾斯基（V. Minorsky）譯註本《世界境域志》，第291頁注3。

[7] R. N. Frye，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ans.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Narshakhī, Cambridge, Mass. : Medieval Academyof America, 1954.

1986年7月完稿，原載宋峴譯《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收入《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3—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