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關注」七君子事件-民國“七君子”的人生結局是怎樣的?

81年前的今天,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蘇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對沈鉤儒等人進行審理,硬說他們和西安事變有密切關係,事先與張學良有“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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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

中華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和執行委員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7人的事件。因爲被捕的是當時公認的社會賢達,所以世稱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De大事記

·1936年5月31日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滬成立

1936年5月31日,全國20餘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和十九路軍代表共70餘人在上海集會,宣告成立全國各國救國聯合會。主要領導人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陶行知等。聯合會發表《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停止軍事衝突,團結合作,建立統一抗日政權,以團結全國力量,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1936年11月23日 南京國民政府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7人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7位救國會的領導人。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由於7人都具有專業的社會地位,因此被稱爲“七君子事件”。

·1937年4月3日 江蘇法院對“七君子”提出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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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3日,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翁贊年,對“七君子”提出公訴。檢查官炮製出“起訴書”。這個“起訴書”洋洋數千言,東拼西湊地捏造了“十大罪狀”。鄒韜奮憤怒指出:“故意羅織,入人以罪。”曾任律師的沙千里感慨地說:“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國家,污辱了神聖的職務。”

·1937年4月3日 南京國民政府向沈鈞儒等7人提出起訴書

1937年4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向沈鈞儒等7人提出起訴書,並於6月11日和25日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審訊。

·1937年6月11日 “七君子”被控參與發動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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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蘇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對沈鉤儒等人進行審理,硬說他們和西安事變有密切關係,事先與張學良有“勾結”。

·1937年7月31日 南京國民政府宣佈具保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

1937年7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宣佈具保釋放沈鈞儒等7人。沈鈞儒等人堅持抗日救國立場,在獄中和法庭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從事件開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就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七七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於7月31日宣佈具保釋放沈鈞儒等7人,並於1939 年2月最後撤銷了起訴書。

七君子事件De故事

“七君子”事件後,這七位愛國人士的人生結局是怎樣的?

1936年11月22日,國民黨爲了撲滅國內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釀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國人民、包括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名流的強烈反對。在八個月的牢獄生活中,“七君子”堅貞不屈,與法官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在全國人民堅決鬥爭下,國民黨政府被迫於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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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共產黨、各界以及民主人士當時極力奔走、營救因爲堅決抗日、同情革命而入獄的“七君子”,但遺憾的是這七人在建國後,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沒有獲得應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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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韜奮:1944年7月24日因腦癌不幸逝世於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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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韜奮

鄒韜奮出獄後輾轉重慶、漢口、香港繼續開展愛國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腦癌祕密返滬就醫,第二年不幸逝世於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終年48歲。鄒韜奮逝世後,黨中央給予他很高的評價。1944年9月28日,黨中央給韜奮家屬的唁電中說:“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爲救國運動,爲民主政治,爲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爲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

李公樸: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工槍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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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發起萬人簽名運動,要求和平。雖然民主同盟一再聲稱自己並非暴力團體,只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反對暗殺和暴動。但南京國民政府卻密令昆明警備司令部、憲兵十三團等機關:“中共蓄意叛亂,民盟甘心從亂,際此緊急時期,對於該等奸黨分子,於必要時得宜處置。”昆明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奉令後,擬定了逮捕、暗殺民盟負責人的名單。李公樸被列爲第一名,聞一多爲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樸和夫人在外出歸途中,於青雲街大興坡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次日凌晨逝世。整個昆明沉浸在悲哀與憤怒之中。毛澤東、朱德發來唁電。

沈鈞儒: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醫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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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鈞儒

沈鈞儒在建國以來,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爲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1953年當選爲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張瀾主席逝世,沈鈞儒任代理主席。次年,當選爲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1949年12月,在沈鈞儒主持下,中國人民救國會發表宣言,鑑於中國人民已翻身作主,救國會已完成歷史使命,宣告光榮結束。1963年6月11日,沈鈞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

王造時:被劃爲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獄中悲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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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時

上海解放後,王造時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是著名的愛國人士。1951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被錯劃爲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衝擊。“文革”中,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因爲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因病逝世,享年70歲。

章乃器:1957年起被當成右派,“文革”期間曾被打到體無完膚、奄奄一息。1975年平反,1977年5月13日病逝於北京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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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章乃器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編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政協常委兼財政組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付主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付主委等職,並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爲搞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先後寫了《新中國的經濟改造》、《對統一財政工作的認識》、《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新生》等文章,積極協助黨制訂和宣傳各項經濟方針和政策。

1956年9月,來浙江稽查工作時,回到青田東源家鄉,1957年被錯劃右派。他堅信“實踐檢驗真理,時間會解決問題。”1966年8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抄家、批鬥、毒打,但他懷着對黨和人民的赤誠忠心,不計較個人恩怨,常以諸葛亮“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名言自勉。1977年6月13日,他終於離開了人世,時年八十一歲。1980年6月給予評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爲章乃器舉行骨灰移放儀式,將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辭世,幸運的是並未受到反“右”及“文革”事件的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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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千里

沙千里在上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祕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祕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幸運的是並未受到反“右”及“文革”事件的波及。

史良:1985年9月6日於北京病故。“文革”時曾經遭到抄家,後來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才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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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

史良在新中國時期,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首任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同盟兩屆中央主席。她是新中國人民司法工作的開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之一。1957年以後,由於“左”的路線干擾,剛開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壞,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長改任人大常委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史良也受到迫害,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寫檢查和參加勞動,幸而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她才免遭更大的災難。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享年85歲,生後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

《非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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