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孕育、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當年的先行者究竟有怎樣的際遇、怎樣的心態？回望來路，不忘初心。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8週年紀念日，讓我們通過親歷者的一些文字或回憶，回到那個偉大起點，感受先行者們追求真理、爲國爲民、敢爲天下先的情懷。

▲中共一大會址所在地

陳獨秀就黨的名稱問題寫信與李大釗等商議

陳獨秀和李大釗被稱爲首倡建黨的“南陳北李”，爲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決定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們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出席正式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沒有留下回憶建黨的文字，我們只能從他們在建黨時期的文章或言論以及其他親歷者回憶中，瞭解他們當時的思想理念，特別是建黨動機。

關於陳獨秀的一些情況，據張申府回憶，1920年4月，俄共遠東局的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經過李大釗的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記得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陳獨秀的一封信，內容主要是講建黨的事。信中說：建黨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陳獨秀在信中還就黨的名稱與我們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希望聽聽我們的意見。當時我們還很幼稚，雖然認爲名以‘共產黨’爲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後決定。後來維經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都同意了。對於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幹就幹，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由於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於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開幕式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

陳潭秋曾任瑞金中華蘇維埃工農政府糧食部長。他犧牲前於1936年發表在《共產國際》第七卷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是最早回憶中共一大的文章，細節真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9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爲暑期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喫，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房裏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爲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爲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7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爲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中共一大會議期間，大部分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4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大會決定第4天的夜晚，最後通過黨章……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7天，被偵探發現後，決定縮短爲5天……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並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係問題，最後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

紅色會場的選定

事實上，當年中共一大會場的選址也是頗費周折。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各帝國主義列強染指頗深，社會動盪不安。在這種錯綜複雜形勢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認爲，中共一大會場不能選在旅館。那選在哪裏呢？她在和李達商量時，建議在李漢俊的住處開。李漢俊的住處位於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日後，王會悟回憶說：“因爲李漢俊住在他哥哥李書城的公寓裏……在上海李書城有好幾處公館，李漢俊住的就是其中一處公館，如果在此公館開會，就比較安全。”王會悟在徵得李達同意後，親自去找李漢俊。李漢俊一聽要在他家開會，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表示不同意，當時他心裏很害怕，兩人談到中午12點，李漢俊仍不同意。幾天後，王會悟接連幾次去找李漢俊。王會悟說，她當時“建議會議上午開，並在他家樓上開，以便好掩護。樓下家裏人來人往，買菜、做飯、洗衣服都可以掩護樓上開會。即使客人來，在樓下接待，樓上開會也不會被發現。最後，李漢俊同意了”。於是，中共一大會場就這樣選定了。

“一大”唯一一次全體到齊的會議

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共同努力下，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會議在李公館召開。會場陳設簡樸，但氣氛莊重。13名代表加上馬林、尼科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總共15人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式。

張國燾在報告籌備經過之後，提出了大會的議題，即制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劉仁靜坐在馬林旁邊，這位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生正在發揮他的一技之長——翻譯。他把張國燾的話譯成英語，講給馬林聽。有時，坐在馬林另一側的李漢俊也翻譯幾句。

張國燾講了20來分鐘，也就結束了。

接着，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首先，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並作了題爲《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馬林一口氣講了三四個小時，一直講到子夜。

馬林講完之後，尼科爾斯基致辭。

尼科爾斯基如何致辭是個謎。因爲劉仁靜回憶說，“他不懂英語”。劉仁靜當時擔任英語翻譯，因此他的這一回憶應當是比較可靠的。然而，在場的13位中國共產黨代表無一人懂俄語。那麼，尼科爾斯基是怎麼發言的呢？據中國共產黨黨黨史專家李俊臣介紹，尼科爾斯基稍懂英語，而馬林稍懂俄語。大約由於語言關係，也由於畢竟年輕，尼科爾斯基致辭很簡單。他介紹了剛剛成立的紅色工會國際的情況，認爲中國共產黨應當重視工人運動——大概這番話給中國共產黨代表們留下較深的印象，以致後來誤傳他是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

尼科爾斯基講完，張國燾便宣佈散會。

當代表們分批走出李公館的後門時，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大”唯一一次全體到齊的會議。

中央局選舉時，唯一沒有投陳獨秀爲書記的人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晚上7時許，會議還沒有開始，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當晚，代表們商量改換會議地點，在李達夫人王會悟（她是浙江嘉興人）的提議下，決定到嘉興南湖去開完最後一次會議。

7月31日，代表們來到南湖，在一艘遊船上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至此，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中共一大選舉的黨的領導機構爲中央局。陳獨秀雖然沒出席大會，但是鑑於陳獨秀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爲黨的成立在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培養幹部等方面所做的貢獻，以及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中實際上所處的領導地位，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最後一天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唯一沒有投陳獨秀爲書記的是劉仁靜。他曾這樣回憶：“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唸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爲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在黨成立20週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爲黨的誕生紀念日（黨的生日）。（來源|讀者報 作者|餘瑋 吳殿堯 葉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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