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廷卷册包装盒

在当下书画市场赝品泛滥和收藏界存在专家鉴定危机的情况下，一些书画购藏者青睐《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并竭力追捧，促成了这类作品市场价格的抬升。对《石渠宝笈》的过度依赖和盲从，和某些外行动辄找“专家”出具鉴定证书一样，都是盲目和危险的。故此，笔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杨丹霞女士，通过她的研究成果和对相关问题的解答，为广大藏家全面客观地了解《石渠宝笈》，并根据具体作品本身来辨别其真伪、价值，提供了借鉴。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著录文献，书中涉及的文物主要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其中《秘殿珠林》所收录的专为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各有初编、续编和三编，成书年代除了《秘殿珠林》初编成于乾隆九年，《石渠宝笈》初编成于乾隆十年之外，两书的续、三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两书总数为二百五十五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八百六十三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七千七百五十七件，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石渠宝笈》是根据作品的鉴定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石渠宝笈》可以说是乾嘉时期宫廷收藏的一个大检验。是由皇帝参与并敕命文臣组成一个编纂班底，有计划地去整理、鉴定研究、著录、出版的大规模文化工程。

钱维城 秋居图 立轴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宗教题材（道教、佛教等）的作品，均被著录在《秘殿珠林》中，另外是历代文人的作品，则著录在《石渠宝笈》里。《石渠宝笈》所著录作品的类别包括历代帝王的书画，历代的文人作品，还有一些妇女、僧侣画家的作品。清代书画除了皇帝的之外，还有宗室贵族、皇帝的文学侍从、词臣以及画院画家的作品。而画院画家又有地域性之分，有从江浙地区来的中国画匠，还有西洋来的，比如郎世宁、王致诚等法兰西、意大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传教士，由于有一技之长而进入到中国宫廷画院。在《石渠宝笈》里除了有书画之外，还有一些丝织品和古籍善本，但其所占比例比书画要小得多。

乾隆时期编撰《石渠宝笈》的基础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 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二、早在顺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和贵族就已经慢慢的汉化了，顺治皇帝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也指导宫廷的创作。杨丹霞指出，顺治时期的很多亲王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到自家的花园里，即咏唱诗歌、挥毫作画。如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他的府邸就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国家商务部，他和当时的许多汉族大文人交往深厚，同时自己也是书画家，北京翰海就曾经拍卖过他的山水画，可惜很多藏家都不了解。自顺治直到乾隆，历朝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身体力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三、皇帝的喜好和内府收藏的丰富，使得宫廷里时常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观摩、欣赏活动。

杨丹霞认为，通过这些活动，皇帝获得了吸收文臣们学养和考校作品真伪优劣的机会，也由此发现了一些能够承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撰和整理的人才，由此组成了一个可以付之行动的团队。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董邦达的《盘山十六景图》册曾经在中贸圣佳拍卖过五、六百万的高价；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他的《鹫岭敷春图》卷也曾经在匡时拍卖创出了数百万的良好业绩。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

宋徽宗《听琴图》

如何来看待《石渠宝笈》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丹霞认为，应当客观理智地看待《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宝，也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书中著录的某家作品并不一定就是这家的真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库房里，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因此，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

在谈到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石渠宝笈》时，杨丹霞表示，《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这件东西确实在清宫收藏过。二、《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至少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另外，《石渠宝笈》有自己的缺陷，它没有图片，只是文字，这是古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民国和当今，就有人按《石渠宝笈》里的记述伪造它著录过的书画。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由于外国人来的很多，加上军阀混战，各派人物轮番聚集北平，他们有搜罗清宫收藏书画的需要，那么琉璃厂、地安门一带，就有人为满足这种需求，伪造了卖给他们。今天，由于许多“新富”追捧《石渠宝笈》中的书画，也刺激了一些不法之徒去伪造，而且现在科技比以往发达，作假的成本比以前降低了，再加上现今教育程度高，特别是学西画的人才多，所以造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作品往往令一些经验丰富的藏家上当，比如《平安春信图》等。因此杨丹霞坦言，专业研究者和媒体，有责任告诫我们的收藏家，清宫收藏过也好，《石渠宝笈》著录也罢，它仅仅是著录，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是真迹，更不能代替文物的鉴定工作。当然，如果是有意炒作而非真正的收藏，亦即不管作品的真伪，只管买卖，就是俗话说的“倒腾”，根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此外，必须指出，《石渠宝笈》只是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宫廷收藏的情况，但在鉴别上仍有很多不严谨之处。这是由几方面造成的，一方面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我们现在要差，现在有博物馆，印刷业也很发达，以借鉴、观摩的东西很多。而当时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外人没有特殊的关系很难看到。编纂者或者鉴定者由于自己见识的高低，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皇帝一言既出，别人是无法不遵从的。比如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伪品先进入了宫廷，乾隆一看甚是喜欢，拼命题诗，赞扬得无以复加，结果真迹来了，他也明白真迹比假的好，但是自己的身份在这儿，不可能自己承认我看错了，怎么办呢？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说这个真迹怎么不好，这其实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把戏。眼力、学养、身份、时代的局限，都会让人们不得不直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经济实力、有艺术眼光并喜爱《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收藏家而言，不曾了解《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著录真实的内涵和优劣，一味追随市场上某些居心叵测的倒家、掮客的炒作，肯定会吃大亏的。

故宫特展海报

《石渠宝笈》著录藏品去向

由于《石渠宝笈》深远的影响力，人们都很想知道其中著录的藏品都流向了哪里？杨丹霞向笔者讲述说，“大部分还都在博物馆，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这几个大馆里相对比较集中，还有一些在省市博物馆里，比较零散，另外一些就流散到国外，像美国的大都会、克里夫兰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其著录总量的八成。 剩下的部分从各种渠道散佚出去了，一个是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赏赐出宫。第二个很大的流散是溥仪往外偷，一部分是在北京卖掉了，或者当时抵押给银行了，还有一部分在天津卖掉了，后来又到了东北，在苏联红军打进来时，他就带了点珠宝、细软逃走，大量的书画善本就被当时伪皇宫里的那些匪兵们争抢，破毁掉了。有的抢到了以后埋到房子下面或猪圈里面，时间长了也就烂掉了。比如在市场上拍卖过的杨慎的一个卷子《行书禹碑考》，这是一件很难得的明人学术研究的手稿，他的书法学习文征明的书法风格，作品曾经经过卞永誉和乾隆内府的收藏，而且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唯一一件杨慎作品。这件东西被溥仪身边的士兵互相抢夺撕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手卷的一部分，卷子的前三分之一已经缺失。而剩下的部分又被揭去了乾隆内府的原装裱，所以拍卖的价位就非常低了。最初在北京翰海的成交价也就三四十万人民币，到中贸圣佳再拍时，也就不到一百万落槌。这件东西如果是保存完整，尤其是保存了清代宫廷的原装裱，价格远远不止这些。

清 陈书 长松图轴

如何判断作品著录于《石渠宝笈》

杨丹霞在她的学术专著《中国书画真伪识别》一书中指出，鉴定一件东西是否经过《石渠宝笈》著录，有几个标准：一是作品的画心上要有殿座章，殿座章指的是这件作品在当时清宫里收藏在什么地方，《石渠宝笈》的著录由于是内府书画的总账目，它是按某一件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比如说重华宫、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因此画心上也必定会盖上存放宫殿名称的殿座章。表明这件东西是存在这个殿的，比如“重华宫鉴藏宝”这就是殿座章之一。二要看印章是否遵照了内府鉴藏印的钤盖固定的格式和严格制度。三是《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都有清内府标准的装裱。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汇藏的画院作品，帝王绘画和内府收藏的古代书画，都会按照皇帝的旨意，遵守极为标准严格的装裱要求和形式。虽然当今的作伪者也会找到一些老材料，但他们对于宫廷中装裱、印章方面的规矩不了解，也是能有破绽可寻的。另外，由于作品上有乾隆、嘉庆御题诗会使价格高出许多，因此也有伪造添加御题的情况，但皇帝的书法虽然面貌单一，但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一件绘画上乾隆的御题，年款是早年的，但书法风格是六十岁以后的，这就令人怀疑了。因此，多看、多听，掌握和把牢书画鉴定的核心——笔墨特点，兼以考证的功夫，就能够尽可能地不为外界的各种纷扰所迷惑。

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局部

著录于《石渠宝笈》作品市场表现为何抢眼

每次拍卖中，各公司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成交极为可观，如中国嘉德推出的钱维城的《雁荡图》卷，最终以2408万元高价位交，这幅作品曾经于2002年在中贸圣佳以429万元成交，五年增值近五倍；另外一件丁关鹏的《群仙献寿》册以772.8万元成交；而文征明的《吴山秋霁图》手卷，成交价达880万元。杭州西泠拍卖推出董诰的《万有同春图》册，成交价为770万元，还有清乾隆帝的《御制十八应真像赞》册，成交价为549万元。北京匡时拍卖春拍推出的文征明《行草书诗卷》，以1111万元成交。北京翰海拍卖推出的钱维城《渔浦翰烟》手卷，以431.2万元成交。而中贸圣佳的徐扬《南巡纪道图》手卷，成交价达到了3696万元，此手卷曾经在1995年由中国嘉德第一次推出，以297万元成交，到2004年，北京翰海第二次推出，以1980万元成交，而另外一件恽寿平的《山水花卉册》，也以1232万元成交。 这些百万、千万元的成交数字使很多大买家都爱追捧《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认为只要是《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价值肯定不菲。对此，杨丹霞认为：《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受到追捧，主要是它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心，尤其是满足了“新富”们的虚荣心，认为皇帝曾经把玩的艺术珍品现在自己也可以随时欣赏，是一种荣耀；另外是《石渠宝笈》本身的正面影响，大家认可《石渠宝笈》，毕竟它是乾嘉时期宫廷文物最繁盛时期的产物，它是相对来说较完备、较深入的鉴别和整理的书画著录书；三是书画鉴定需要丰厚的学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市场上又假货横行，许多藏家找不到可以咨询的鉴定家，又想收藏，只好求助和依赖《石渠宝笈》，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像九十年代刚有拍卖的时候，大家都去买熟悉名头的作品，像齐白石、张大千等，但是由于这种名头好卖，造假也很猖獗，那么很多藏家就吃进了很多假货，这就迫使一些人转而去买古代作品，而《石渠宝笈》是由皇家出资组织编纂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杨丹霞认为，对这类作品的盲目追捧，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就是假货横行，行业缺乏自律，另外，很多在市场上去进行鉴定活动的专家不严谨，甚至主动为藏家开据鉴定证书牟利，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个别人的不检点，使收藏者对整个专家群体产生了信任危机，也是《石渠宝笈》著录的东西拍卖价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杨丹霞认为：“有些人在有意炒作《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不管人家是出于何种考虑，但什么事情一粘上炒作的边儿，就失去理性了，就不单纯是一个真假和好坏的判断了，就背离了这个作品或者是这个著录书本身所具备的功能和所掌握的尺度。因为书画不像股票那么简单，它还有真伪、早晚的问题，何况股票还有垃圾股呢？谁又能保证买进《石渠宝笈》著录赝品的人，不是花天价买了未来的垃圾股呢？”

清 陈书 花卉轴

背景

《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清张照等编，清乾隆九年（1744年）内府朱格抄本。卷首为乾隆九年二月初十日高宗〈手谕〉，次为凡例十九则、目录，以及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纪昀等所撰提要。

此为书画著录书，著录清内府所藏自古至清代的列朝帝王和名家的书画作品，按所贮殿堂分卷，如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各八卷等等。各处之书首冠四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宸翰，其余作品按年代先后排列，以册（书册、画册、书画合册）、卷（书卷、画卷、书画合卷）、轴（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为帙，以作品质量高下分为上等、次等二类。次等书画的收录范围仅为大家作品，如书有二王、欧、虞、褚、柳等家，画有荆、关、董、巨、元四家等。书画著录的项目依次为：作品名称、质地、书体、本人款识、印章、他人题跋、收藏押缝诸印等。它如册之前后副页，卷之前后隔水、引首、拖尾，轴之左右边幅、诗塘题记等项。其中上等作品著录较详；次等作品仅记本人题识，不录印章，他人题跋只云某题一、某跋一。凡御笔题跋，无论上等次等皆录全文，置于各项著录之后。对各件作品的介绍详尽客观，不加评论。

此书是对清皇室宏富的书画收藏的整理成果，“既博且精，非前代诸谱循名著录者比也”，是书画鉴赏、研究的必读之作。书中所录作品大多流传至今，分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有《四库全书》本，1918年涵芬阁石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影印本，附索引。1988年，上海书店将全书三编与《秘殿珠林》三编缩版影印，附各编人名索引。

《石渠宝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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