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頓入主白宮期間，“有個很有趣的現象，你會在無線電中聽到希拉里去了某個地方，然後克林頓也去了那裏，但是隻要他去到那個地方，第一夫人就會離開那裏。”一位前白宮特警隊成員說。

克林頓愛遲到，希拉里是悍婦

特工會提到一種說法：克林頓標準時間，這是因爲代號爲“鷹”(Eagle)的比爾·克林頓通常會遲到一兩個小時。對克林頓而言，一張預約好的行程表幾乎只是一紙“建議”，前特工阿爾布蘭切特這樣說。

有時，克林頓遲到是因爲在和員工玩猜心遊戲。其他時候，他會因爲想和偶然遇到的守衛或酒店員工聊天而無視自己的安排。

1993年5月的一天，克林頓與克里斯托弗·斯查特曼預約理髮，於是他讓“空軍一號”停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跑道上等待。克里斯托弗是貝弗利山莊的明星理髮師，他的客戶包括妮可·基德曼、戈爾迪·霍恩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我們從聖地亞哥飛到洛杉磯去接他，”爲這趟重大旅行服務的空少詹姆斯·賽德勒說，“有人跳出來說他應該爲總統理髮。克里斯托弗爲他理髮，我們就出發了。我們在地面等了一個小時。”

當克林頓在剪頭髮時，洛杉磯機場的兩條跑道關閉了。這給全國的乘客造成了不便，因爲這樣一來所有要起飛或降落的飛機都要暫停。

媒體報道稱這次理髮花費了200美元，也就是克里斯托弗在他位於北比弗利街348號髮廊一次理髮的正常收費。但是“空軍一號”的乘務長霍華德·富蘭克林對我說，斯查特曼在飛機上告訴他，這幾剪子他收了500美元，按通脹調整後相當於現在的750美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富蘭克林說一位民主黨籌款人爲總統付了賬。

克林頓得知了航班延誤的情況後，他對於安排理髮的員工很生氣。但是去剪頭髮的人是他，下令推遲出發的也是他。身爲總統的他當然應該知道如果“空軍一號”停留在跑道上，所有航班都得靠邊站。

克林頓的參謀們熱絡地試圖將這次劣評扭轉爲一次得分點。“他還是普通人的總統嗎？”白宮通訊主管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在白宮每日簡報會被問到這個問題。“當然，”他回答，“我是說，總統需要理髮。每個人都需要理髮嘛。我想他有權利選擇他的理髮師。”

克林頓的就職典禮之後，富蘭克林對總統的幕僚推手們提出說“高效的關鍵是規劃”，然後這個想法遭到了猛烈的反駁。“他們說，‘我們都是自發來到這裏的，一切都該自然發生，我們不會改變。’”富蘭克林回憶到。除了厭惡作計劃，克林頓和他的手下都表現出來一種“軍隊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的”的態度，富蘭克林說。

如果說克林頓只是遲到這般小打小鬧，那希拉里·克林頓則可以把理查德·尼克松襯托得品行優良。所有在內宅的工作人員都記得發生在克里斯托弗·B.艾莫里身上的事。這位白宮接待員因爲給已離開白宮的前總統夫人芭芭拉·布什回電話而犯了大忌。艾莫里曾教芭芭拉使用筆記本電腦。後來她又有電腦問題，艾莫里再幫了她一次。就因爲這個原因，希拉里·克林頓解僱了他。

已是四個孩子父親的艾莫里在整整一年內沒找到工作。據克林頓的行政助理W.戴維·沃特金斯的說法，希拉里還是白宮旅務辦公室僱員大規模被解僱事件的幕後黑手。

有一次，一名白宮電工在房間裏換燈泡。希拉里看到後就開始衝這個可憐的人大嚷大叫，因爲她曾經說過所有維修工作要在第一家庭外出時進行。

“她逮到一個人在梯子上修燈泡，那個不幸的小子。”白宮助理甜點師弗蘭奈特·麥卡洛克說。

“出現在鏡頭前時，她舉止得體，光芒四射；但是當她離開了聚光燈，她就像換了一個人，”據希拉里的一位貼身保鏢說，“她易怒又愛挖苦人，對員工十分嚴厲。她經常對他們大喊大叫而且常常抱怨。”

在她的書《親歷歷史》中，希拉里表達了對白宮員工的感激之情。但據一位特工稱，事實是，“希拉里從來不和我們講話。我們爲她工作多年，她連謝謝都沒說過。”

特工們發現，代號爲“日舞”(Sundance )的副總統阿爾·戈爾也跟他的老大是同一塊料。每一個特工都聽過戈爾因兒子阿爾?戈爾三世在學校的不良表現而訓斥他。他警告說：“如果你不爭氣，就進不了好學校；如果你不進好學校，你就會像那些傢伙一樣！”

戈爾所指的“傢伙”就是那些保護他的特工。

“有時戈爾從宅邸出門，坐上車，對特工們連頭都不點一下，完全無視我們的存在，”前特工阿爾布蘭切特說，“就好像我們不存在一樣，我們不過是把他從甲地帶到乙地的工具。”從專業角度來看，阿爾布蘭切特說：“保護你是我們的工作，當然你並不一定需要我們喜歡你，但是良好的關係可以讓這樣長時間的共處沒那麼難熬。”

相反，戈爾的妻子蒂佩爾對待特工卻非常友善。她會同他們開玩笑。她還會在跑完步後用罐子裏的水噴他們。然而，“她堅持要用男特工，”戈爾特工組的前貼身保鏢喬米基說，“她不希望護衛組裏有女性。”

和克林頓一樣，戈爾也常遲到。一次他要參加與北京市長的宴會，後來遲到了一個小時。另一次，因爲他太晚離開酒店，等着要把他送到拉斯維加斯的特勤直升機差點沒油了。

“日程安排上，他需要在早晨7點15分離開副總統宅邸，”前特工戴維?薩利巴說，“到了7點30分，我們去看他，他還躺在游泳池裏喫鬆餅呢。”

“戈爾不會準時從副總統府出門的，”喬米基說，“當他與人在白宮有約見計劃時，他會坐上車說，‘你可以快一點嗎？但不要用警燈和警笛，儘可能越快越好。’”

特工無法在不用警笛和警燈的情況下加速，但是他們很快想到了一個辦法。

“這時特工的頭頭通過無線通訊說，‘好的，咱們要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儘可能地加速。’”喬米基說，“他這麼做是爲了哄副總統開心。”在沒有按下通話按鈕的情況下，另一位特工會假裝在無線電裏說，“好！咱們快點走吧！”喬米基說，“這樣會讓坐在後座的戈爾很滿意。”

戈爾隨身不帶錢，需要時他會向特工借錢。一次，戈爾的女兒高中畢業。他出席了一個爲畢業生和家人在老愛比特燒烤餐廳舉行的帶付現吧檯的接待會。

“戈爾走過去點了一杯紅酒，然後需要付錢。”喬米基回憶道。

“你有多少錢？”戈爾問喬米基。

喬米基打趣道：“我工作很傑出，我是個特工，掙的錢可不少。”

戈爾解釋說他需要買一杯紅酒。

“二十塊夠嗎？”喬米基問。

“應該夠了。”戈爾說。

喬米基給了戈爾一張二十元紙鈔，後來戈爾還了錢。

“我覺得他的想法總是：我是副總統，我拿什麼都不用花錢。”喬米基說。

戈爾對低卡路里的健康食品十分熱衷，但是他只要看到喫的，就得抓一點。“我們曾經爲此嘲笑他，”喬米基說，“通常，他們會有一個休息室，主人會出於禮貌擺點食物。阿爾?戈爾從來都不會放過一塊餅乾，事實上似乎沒有一種餅乾是他不喜歡的。他很努力要減肥，但你看他卸任後還是變得越來越臃腫。”

作爲健康保障的一部分，戈爾會給副總統府安排送貨上門的瓶裝水，並在家裏設置了冷凍處理機。作爲常規安全檢查的一部分，特勤局會對副總統府的水質進行監測。“白宮和副總統府都配備了水質淨化系統，”喬米基說，“我們會每個月檢查一次水質，技術人員會從所有水池和水龍頭提取樣本。”

但是當時的特勤監察員喬米基發現瓶裝水沒有被檢測。經過建議，特勤局也將來自瓶裝水的樣本送到了美國環境保護署進行檢驗。兩天後，環保署給喬米基打了電話。一位技術人員震驚地告訴他副總統的飲用水裏全都是細菌。

“他說環保署需要放大圖標才能確定細菌的數量。飲用這種水會造成頭痛、腹瀉、痢疾和胃痛。”喬米基回憶道。

結果環保署沒收了那家瓶裝水公司的大批產品。

克林頓深陷桃色新聞

在白宮總部和特勤局，總統所處的位置隨時會出現在電子控制箱上。總統在上面顯示爲POTUS ，美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首字母縮寫。這個裝置叫保護對象定位器，上面同樣也顯示了第一夫人(FLOTUS)、副總統(VPOTUS)、總統及副總統的孩子的位置。如果他們不在華盛頓，定位器會顯示他們所在的城市。另外，白宮特警隊會隨時利用無線電更新總統夫婦在主樓的位置。

在克林頓入主白宮期間，“有個很有趣的現象，你會在無線電中聽到希拉里去了某個地方，然後克林頓也去了那裏，但是隻要他去到那個地方，第一夫人就會離開那裏。”一位前白宮特警隊成員說。

和其他總統一樣，克林頓見到他的粉絲就來精神。一天晚上，他在小石城參加高中聚會。特勤局封鎖了他下榻的樓層，並對可能接觸到他的酒店員工進行了背景調查。有兩名女服務員懇請蒂姆西·高博爾特工讓她們躲在大廳的另一頭，只要在克林頓去坐車時能看他一眼就好。雖然克林頓已經遲到了，但當他看到兩位女服務員向他揮手時，還是走過去和她們聊了幾句。

“你能想象她們有多激動，”高博爾說，“自由世界的最高首領花了三分鐘和她們聊天。她們對我感恩戴德。周圍並沒有媒體和鏡頭，所以克林頓並不是在作秀。”

克林頓不僅喜歡和人們見面，而且他有一種天賦，可以記住他見過的每個人。有一次在紐約美國勞工聯合大會上的講話結束之後，克林頓正在同人們握手。特工們注意到一個侍者看着他越走越近。

“克林頓也看到了他，而且叫出了他的名字，”當時在他身邊的貼身保鏢說，“總統邊和他握手邊詢問他父親的情況。這個侍者熱淚盈眶，說他父親去世了。克林頓表示同情，並回頭對助手解釋說他的父親得了癌症。”

“一走進人羣，總統們就好像在通過和人們握手給自己補充能量一樣，”阿爾布蘭切特說，“剛剛結束一天的行程，他們可能十分疲勞，但是當他們來到人羣裏就好像又充滿了力量。這樣的情景我看到過很多次，但是克林頓是最典型的。和羣衆在一起時，他會精力十足，就像充了電一樣，能夠繼續前進。總統們都這樣，但是克林頓受到民衆的影響最大。”

克林頓喜歡跑步，這造成了很多潛在的安全問題。

“每天都有人在等他跑步，”克林頓首次執政時的特工小組副組長彼得·道林說，“這對他來說很好，但說實話，對我們來說那些都是不速之客。他們沒經過安全檢查；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有時會給克林頓遞水，我們因此真的很憂心。如果總統每天都在大馬路上跑步，而且週期相同，這會令恐怖分子有機可乘。他們可能會觀察他的行動，可能在路邊的垃圾桶裏設置炸彈。但是如果他在那天沒有跑步呢？他們會把炸彈拿走然後改天重置。這種危險對我們來說前所未有。”

特勤局同克林頓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但是他還是堅持跑步。這種情況直到1997年3月14日才停止，當天清晨，他在高爾夫職業選手格雷格·諾曼佛羅里達州家中的樓梯上摔了下來。特勤局聯合行動中心把還在睡夢中的諾姆·賈維斯叫醒，命令他立刻去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國家海軍醫療中心，總統需要在那裏接受手術，重接他右膝撕裂的肌腱。

那天早晨，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出發的克林頓車隊到達了這裏。手術期間，賈維斯安排了一位特工在手術室裏。

“我不知道這些醫生有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防護服下藏着槍，但是那些鋒利的手術刀離總統太近了，即便是最值得信賴的軍醫，我們也必須保證特工在突發狀況下有對策。”賈維斯說。

克林頓的私人醫生E.康妮·馬里亞諾海軍上將監督了這次手術，但當賈維斯看到十幾名醫生排列整齊地站在手術室裏，等着上前爲總統的膝部重新做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時，也嚇了一跳。

“每個人都握着探針，解剖刀，或別的什麼手術工具，等着輪到他們去撥開、切開，哪怕只是去看一眼，這樣他們就可以稱他們爲美國總統做過手術，”賈維斯說，“等麻醉一完成，第一位醫生就做了切口，下一個找到了肌腱，第三位把肌腱上殘餘的部分切掉，第四位清潔並找出了膝蓋骨。就這樣醫生一個接着一個地上來，幾個小時後才結束。”

類似的情況賈維斯見過許多次，雖然形式不盡相同——對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同總統的聯繫都會是他們人生的亮點。

克林頓可不希望乘救護車回到白宮，但特勤局的車輛沒辦法在他坐着輪椅的情況下運送他。而賈維斯認識莎拉·布萊迪——里根的新聞祕書詹姆斯·布萊迪的妻子，所以他向特勤局申請借用她丈夫的可運送輪椅的貨車。

克林頓面臨着8周的柺杖生活和幾個月的物理治療。他要佩戴可調式的腿支架以防止手術後的膝部移動。這次事件之後，克林頓再也不跑步了，而是改用健身器材。

與此同時，特勤局也開始適應克林頓模式。

“有時候克林頓總統看到一小羣觀衆簇擁在我們設定的安全邊界外，只是爲了能看一眼總統，他就會走過去和他們握手，”賈維斯說，“當然，這已經很讓我們分心了，因爲我們不希望他接近沒接受過檢查的人羣。我們不知道人羣裏會不會有一個拿着手槍的辛克利或者布雷默。這類人通常會在那個區域遊蕩，因爲他們沒辦法進入會場。”

事實上，這個時候，賈維斯面臨這樣的情況：克林頓鑽進了一堆沒有經過安全檢查的人裏。“我就在人羣的前面，”賈維斯說，“當處於人羣中時，會有一位特工爲總統引路，接着是總統，然後是兩名跟在總統身後的特工，周圍還有其他人。”賈維斯發現了一個把手放在外套裏的女人。在一個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特工會隨着總統的移動形成一個編隊，一旦看到異常情況，你需要馬上通過無線電報告給組長，”賈維斯說，“你可能一直都很安靜，沒有什麼需要報告的，但如果你和總統在一起，並且正說着什麼，那就意味着有事情發生。你需要揣摩那個引起你注意的人，並迅速決定你的行動或你們小組應該怎樣行動。”

這一次，“很奇怪地，每個人都在看着總統，鼓掌，歡呼，微笑，”賈維斯說，“她正朝下看而且表情迷茫。這時總統離我們有兩臂遠。我告訴組長我發現了問題，接着我抓住了這個女人。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時間仔細揣摩她。”

賈維斯抱住了那個女人，其餘的特工保護着總統離開。

“她很驚異，但是我不能讓她的手從外套裏伸出來，”賈維斯說，“直到附近的保護小組趕來，我才放開她。”

這個小組詢問了這個女人後，很快認定她的精神狀況不正常。

“她的外套下並沒有武器，但是你能從這類人的反應中確定他們精神不太正常，”賈維斯記錄道，“當他們和衆人的反應不一致時，你就會注意到他們，然後你就知道你在普通人中間發現了一個異類。”

當然，賈維斯說：“沒有多少人願意讓一個特工抱着他們，並讓他們保持原地不動，遠離人羣。但是在面對可能發生的悲劇時，你只有幾秒鐘的時間去選擇正確的反應方式。”

“我們曾經遇到過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他是個絕對的‘人來瘋’，待在人羣裏就異常興奮，”道林說，“我們不會對他說，‘先生，你必須改變，這樣的行爲不恰當。’我們真的需要重新定義我們的工作方式了。”

道林認爲，如果特勤局先遣隊預先知道克林頓會鑽進人羣裏，他們就可以先做好準備。“這樣一來，在這裏的人會傷害到他的可能性就降低了。”道林後來擔任了華盛頓地區的辦事處負責人。同時，道林說，特勤局同克林頓可能到達的地方的工作人員聯繫，這樣特工可以提前到那裏偵查。

1995年2月26日，那是一個週日。清晨，道林在《美國大觀雜誌》的“人性大觀”上看到一條資訊，突然意識到自己遇到了麻煩。這條信息對“來自華盛頓的報道稱，克林頓還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花花公子”的可信度提出了質疑。

《美國大觀雜誌》回答：“如果有任何關於總統是個花花公子的證據，那麼它現在一定在各大媒體出現了。時過境遷，現在的白宮新聞處不會再像對待肯尼迪一樣，爲了保護總統的隱私而無視他的‘課外活動’了。”

對特勤局來說更不祥的是，這條信息繼續說：“知情者說，克林頓的桃色新聞可以追溯到特勤局，他們和第一夫人有矛盾。據報道，她發現一些特工太喜歡打聽，所以總是離他們很遠。一位特工最近透露了一個故事，1996年，克林頓夫人對她丈夫拈花惹草的行爲實在忍無可忍，警告說她會同他離婚。沒有人相信這個奇異的故事，但不幸的是它已經在傳開了。”

道林，克林頓貼身保鏢小組的特別助理特工，剛好那個週日值班。克林頓一家要去教堂，總統對雜誌上的消息隻字未提。但是，兩小時後，道林回到自己位於艾森豪威爾大樓62號房間的辦公室時，電話響了。

“道林先生，總統要和您說話。”接線生說。

“你看了今天早晨的《美國大觀雜誌》了嗎？”克林頓問。

“是的，總統先生，我看了，”道林回答，“我對我看到的感到很抱歉。”

“這種事情太常見了，傳說特勤局說過這些。”克林頓說。

“總統先生，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是絕對能保證受保護家庭的隱私的，我們必須維護這項榮譽，”道林說，“但是讓我們先想一想，您覺得如果是我們要散佈消息，我們會說這麼荒謬的事嗎？說您的妻子和您背道而馳？”

“你說得對。”克林頓說。

事實上，很多故事都不是真的。希拉里從沒向克林頓扔過檯燈，特勤局沒有發現任何她是同性戀的跡象，比爾也從沒有離開白宮去萬豪大酒店見她所謂的女朋友。但是，1998年8月17日，比爾·克林頓確實在白宮的地圖資料室通過國家電視向全國觀衆就他同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關係致歉。

“我確實同萊溫斯基小姐有不當關係。事實上，那是一個錯誤。”克林頓說。第二天，克林頓乘“空軍一號”去了瑪莎葡萄園島。

“在他向全國承認了他同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婚外情後，我就跟他到了瑪莎葡萄園島。”阿爾布蘭切特說。當時阿爾布蘭切特正在操控指揮台，希拉里給他打了個電話問：“他在哪？”

“夫人，總統現在在城裏。他應該剛進了一家星巴克。”阿爾布蘭切特說。

“證實一下。”希拉里命令道，阿爾布蘭切特照做了。然後，希拉里命令他告訴總統“馬上回家，現在就動身”。

阿爾布蘭切特向貼身保鏢傳達了這個消息。

“噢，老天！克林頓喜歡和人交際，喜歡打高爾夫，但是她對這些都不感興趣，” “克林頓就只能一直待在瑪莎葡萄園島的房子裏。阿爾布蘭切特說，這是對他的懲罰，他就好像被固定了一樣。”

在公衆面前，希拉里會面帶微笑且舉止優雅。只要鏡頭一離開她，她易怒的性格馬上彰顯出來。在希拉里競選參議院議員時，她把外出就餐和同當地人一起打發時間作爲她的“傾聽之旅”的一部分。

“所有場合都在舞臺上，所有的問題都會被直播，”希拉里的一位貼身保鏢說，“她會在晚餐時停止。競選團隊提前3天到，他們告訴主人並讓他邀請所有的人並帶上他們朋友。希拉里認爲她的競選團隊沒有提前吸引到足夠的人氣，然後就衝他們大發脾氣。她真的是個性格火爆的人。”

衆所周知，代號爲“常青樹”(Evergreen )的希拉里正式加入了執法機構，但她還是不喜歡警察接近她。

“她不希望看到警察，”一位前特工說，“你該怎麼向警察解釋這種情況呢？她不想讓特工近距離保護她。她希望州立騎警和地方警察穿好正裝，坐在沒有記號的車裏。可一旦出現狀況，麻煩就大了。如果警察不穿制服，不開警車，人們就不知道這個區域有警察。如果羣衆沒有意識到警察的存在，他們就更容易失控。”

在錫拉丘茲，當希拉里在酒店外散步時，一個大鬍子男人激動地和她搭訕，因爲他想要個簽名。“他抓住她，”一位特工說。“她臉色變得灰白。但她還是堅持不讓我們在她附近出現。”

希拉里的競選團隊計劃去紐約州北部農村的一家4-H俱樂部。當他們來到這個戶外活動場，希拉里看到人們穿着牛仔褲，身邊圍繞着奶牛，她的火爆脾氣又上來了。

“她轉身對工作人員說，‘我們到這來幹什麼？這裏又沒有錢！’”一位特勤局特工回憶道。

和希拉里不同，離開白宮後，比爾·克林頓對特工們“十分友好，”一位特工說，“我想他可能意識到在他離職後，我們就是他的一切了，所以他真的對我們不錯。”

直到1997年，前總統們都可以受到特勤局的終身保護，他們的配偶也一樣，除非他們離婚。但就在1997年，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將前總統受保護的時間縮短爲離職後的10年。比爾？克林頓將是第一位10年後失去受保護權的總統。前總統的孩子受保護直到年滿16歲。2008年9月，國會通過了延長對副總統家庭保護時間的法案，規定副總統及配偶和他們未滿16歲的孩子將接受保護直到離職後的6個月。

在克林頓離職後，“他到任何地方都會和人握手。他會特意地去和一個工人握手，”克林頓小組的一位前貼身保鏢說，“在15英尺外的柏油路上，你會看到他走向一架刨子和旁邊的工人握手。或者他會穿過酒店的餐廳到後廚和人們握手、拍照。”

克林頓的辦公室在哈萊姆區。在這裏，街上的一位婦女對特工說：“親愛的，你可以歇歇了。我們不會讓那個人出任何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