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指南》（1937）

楊世才先生（1896-1950年）是重慶1940年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四川樂山人，郭沫若的中學同學。1915年華西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上海蔘加巴金、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回重慶創辦重慶書店，和早期共產黨人士王維舟、蕭楚女、漆南薰、惲代英均有交情。

1937年抗戰爆發，定重慶爲陪都。爲了讓蜂擁而至的下江人熟悉重慶新都，楊世才從1937年到1948年，年年出版一本類似於今天城市黃頁手冊的《重慶指南》，共出版12本，影響巨大，他還編選出版了一本重慶方言《言子選集》，被譽爲“第一本重慶言子書”。我們將用三期專欄打望楊世才及其民國《重慶指南》《言子選集》背後的故事。

黃頁

楊世才次子楊澤正先生在《追敘父親楊世才的點滴記憶》中曾談到《重慶指南》的情況。“抗戰時期，父親編撰的《重慶指南》一書很受下江人歡迎，該書由國民黨元老吳雅暉題名，經常脫銷，需要再版，從1937年至1948年每年出一本，因而我家也維持了一個小康水平的生活。”

楊世才編的這本《重慶指南》，就是最早的重慶黃頁。黃頁即一個城市的市民和遊客消費指南及工商企業名錄，國際慣例用黃色紙張印製，故稱黃頁，也是大城市的一種標配。我手頭有兩本楊氏《重慶指南》複印本。一本是1937年初版本，全名《重慶指南——暨重要工商行名錄》。封面右側可能是楊世才親筆豎題一行毛筆字：“未經倭寇大轟炸前之重慶”。封面廣告是南洋鉅商胡文虎“虎標四種良藥：萬金油、頭痛粉、八卦丹、水快清”，系家用常備藥品，廣告結構，非常草根、純樸。

1939年那本封面封底廣告，則變成了可能是當時最高端的廣告：一個是中國航空公司“飛行西南各地，安全、迅捷、舒適、搭客、載郵、貨運”；一個是中央儲蓄會“本穩、彩多、利厚——特彩二萬六千元，每月開彩一次”。

《重慶指南》的編輯部設在南岸。楊家本來在城中開書店，1937年日機大轟炸，店毀家破，全家輾轉南岸彈子石、黃桷埡，最後定居真武山。“父親編撰的《重慶指南》，在逃難到重慶來的下江人中很受歡迎。父親交往的朋友中，也有不少當了官的，像工商界的盧作孚、胡子昂、溫少鶴、劉航琛，還有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這些人也爲父親出版的《重慶指南》打廣告提供了方便。”

起源

《重慶指南》起源於1933年楊世才和好友唐幼峯承辦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他可能是重慶最早的會議承辦商。中國科學社是民國最大的科學家幫會，創始人是重慶人、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全國100位一流科學家雲集重慶，急需一本城市黃頁，向他們介紹這座地偏西南的水碼頭。

楊世纔在《重慶指南》初版“編者小言”中說：“民國22年（1933年），唐幼峯爲本店編重慶旅行指南一書，動機是爲了中國科學社到渝開年會的緣故。次年又有信託公司的重慶指南，詳細得倒像年鑑又不大全似。…自從抗戰開始。國府移渝，民族與復興根據地的本市，一時蔚爲各種事業的中心，各省市到此間來的人士，源源不絕。”

爲中國科學社年會編的重慶旅行指南，實爲《重慶指南》雛形。“起初以爲既有兩書可作藍本，輕而易舉，心裏自然膽壯，滿以爲一席剪刀漿糊便可了事，結果實際上哪裏是這回事？從11月半着手調查，收集材料，經過整理、編稿、付印、校對，當中，國府各部會院繼續遷渝，又需等待各處的地址決定後，纔可以加得進去。”

《重慶指南》編寫之際，正是重慶從一個老碼頭向戰地首都升級之時，編務忙亂、緊急，雖然有助手李傑、範毓蘭兩君，但重要的一些資料，只有他自己出馬搞定。

城區

《重慶指南》的編排結構，是中國舊式方誌和國際現代黃頁的混合體，應有盡有。

目錄分疆域、氣候、戶口、公共事業、經濟、交通、經濟概況及食宿遊覽、名勝古蹟、專門人才、重要工商行名錄十大類。其中“公共事業”包括從大學、幼稚園、補習和民衆學校在內的各種學校，還包括商人、工人、文化、慈善、宗教、自由職業等團體，而寺廟庵堂、醫院、圖書館、報社、自來水、電力、消防，更是“公共事業”最明亮的部分。

“經濟”分目中的銀行、錢莊、儲蓄會、交易所、保險、貸款所；“交通”分目中的水道、旅行社、輪船公司、報關行、轉運公司、堆棧、華洋商輪一覽表、上下游輪船票價表、力夫搬運行、滑竿和出租汽車價目表、木船、攬載木船、渡船、撥（駁）船、遊船、漁船、救生船、陸道車站、航空公司及機場、郵電、電報、長途電話、市電話，鄉村電話，非常豐富，令人眼花繚亂。

從戲園、電影院、俱樂部、遊覽場所、名勝古蹟到菜市、公共廁所，還有中西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書畫金石家等專業人材，加上最後共85種行業的“重要工商行名錄”，《重慶指南》展示了1937年之際重慶蝶變爲戰時大都會的陪都側影：江湖告急，風生水起，骨骼清奇。

十幾年前，還土得掉渣，也是苦出身：在“疆域”裏，楊世才寫道：“重慶在民國12年（1923年）以前，廢府留縣，縣城即古巴縣治，屬東川道，重慶僅爲商埠名稱而已。民國12年二月，設市政公所治重慶市。15年（1926年）六月改市政公所爲商埠督辦署，同年11月又改爲市政廳，18年（1929年）三月乃改爲重慶市市政府，現刻首都所在聞有改特別市之議。”

在“城區”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城門形態，“重慶有城門17個，九開八閉。其中自臨江至朝天，當嘉陵江岸；自朝天至南紀，當揚子江岸。唯有通遠一門臨陸，爲赴成都馬路之起點。今臨江、千斯、朝天、南紀，各門均已拆去，改修馬路，並於千斯與朝天中間修築嘉陵碼頭及朝天門碼頭。通遠城門尚存，然門旁城牆已拆毀，可與馬路相通，雖有若無矣。”

戰時

1939年那本“指南”，在楊世才手繪兩江城區圖前面，是34頁收費廣告頁面，每頁上方鑲嵌着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除第一條“民族更生，復興指南”外，其餘每條，戰時氣息濃得化不開：“戰下去！戰下去！戰下去！服兵役不論貧富、有錢的出錢，還要出力、肅清一切主和的民族敗類、到前線去！到前線去！”

1939版“指南”之“經濟概況及食宿遊覽”中“生生花園”一則，非常有趣。生生花園即今李子壩抗戰公園高顯鑑（跟前面說的中國科學社老大任鴻雋一家有姻親關係）公館，屬於抗戰陪都最高級的商業會所，蔣宋夫婦在此接待過印度老大尼赫魯。楊世才寫道：“生生花園在牛角沱江岸高巖上，當成渝公路之旁，爲生生農產製貯有限公司之農場及辦事處，最近開始修葺，闢爲花園，以供遊覽，內設餐廳及飲冰室以推銷該公司之出品。惜乎正對西曬，美中不足。”

文、圖片翻拍/上游新聞·重慶晨報記者 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