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频频不利的战事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汪精卫认为抗战前途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他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所谓的和平。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但是国民党高官们却在这次战役中见识了日军的强大，汪精卫就曾表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实力，生性怯懦的汪精卫完全被恐日情绪所压倒，却无视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和热情高涨的民心。随着中国频频不利的战事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他认为抗战前途极为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汪精卫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和平的目的。、

1938年初，经蒋介石批准，“日本问题研究所”在香港成立了。实际上这个研究所从事的是收集日本情报，建立与日本的秘密沟通渠道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高宗武，后来成为追随汪精卫的投降派。

1938年7月，汪精卫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再次推动中日双方的和平谈判。但此时国内抗战氛围浓烈，身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不能不顾及舆论，更不能置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于不顾。汪精卫逐渐意识到，自己关于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相继失守广州和武汉。在这个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也陷入了资源短缺的困境之中。为了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将更多兵力投放到东南亚战场，日本对亚洲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向国民政府抛出和谈建议。汪精卫认为机会来了，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多次暗示中日两国应该开展和谈，并声称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

蒋介石仍不为所动，撤回了本已派出的和谈代表。日本政府把诱降对象锁定在汪精卫身上。

不久，位于上海虹口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后的重光堂)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秘密展开了丧权辱国的谈判。

投敌后的汪精卫

11月20日，汪精卫的两位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密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包括三个文件，规定要点如下：1.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划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此驻兵。2.承认（默认）满洲国。3.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4.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便利。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日本在华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11月27日，汪精卫召集一众追随者进行商讨，一再表示有些条款过于苛刻，难以接受。其实不仅是他如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各自进行着利益权衡，考虑要不要接受密约脱离重庆，组建新的政府。

12月7日，在外视察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集团以为蒋有所觉察，纷纷乱了阵脚，被迫改变了部分出逃计划。

此时汪精卫虽然担心计划泄露，却还对蒋介石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接受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反党叛国出走的骂名。

12月16日，汪精卫主动邀请蒋介石单独进行了半小时的密谈，这也是两位国民党领袖的最后一次会面，具体内容谁也不知道。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留下短短数字：“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后人传言汪精卫在这次会面中，清楚地意识到与日媾和的行为将使自己陷入极大的争议中，这从他留给蒋介石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君为之易，我为之难。”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带着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秘密逃到越南河内，这位曾经的革命英雄从此走上了背叛人民、出卖国家的可耻道路。之后，他公然发表叛国媚日的“艳电”，并且冠冕堂皇地宣称：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汪精卫等人进入上海﹐开始筹备伪中央政府。一番谋划之后，此前建立的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一并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