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竹林七賢與榮啓期》中的人物和場景刻畫,既飽含了這方面的戲劇元素,又爲今天的戲劇創作,尤其是劇中人物的個性提煉和高度藝術化處理等提供了有效的啓發。筆者立足於對圖像的細緻觀看與人物情態的內在體驗,從戲劇研究的角度,也發現了作品中蘊涵的一些“戲劇”元素。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記載:“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在中國文化史上,“竹林七賢”一直是歷代文人心中一個象徵着高逸和放達的精神標本。

作爲精神標本的“竹林七賢”,其人物形象與故事不斷進入詩歌、繪畫、音樂、戲劇等各類藝術形式中,成爲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母題。從圖像角度而言,依據《貞觀公私畫史》《歷代名畫記》等畫學典籍記載,當時的重要畫家衛協、顧愷之、戴逵、晉明帝、毛惠遠等都曾畫過這一題材。《歷代名畫記》收錄的顧愷之《論畫》中,這樣評價《七賢》圖:“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由此可以推測,至遲到東晉時,這個題材在繪畫中已較常見。對七賢題材的圖繪,傳達出士人們的理想訴求,流露出仰戴與自省、超越與安頓交織一處的文化心理。遺憾的是,描繪這一主題的諸多壁畫、卷軸畫都已湮滅在歷史的煙雲裏,今天可見的早期作品,僅有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的一套南朝墓室磚畫——《竹林七賢與榮啓期》。該作品爲這一題材在六朝時的創作狀態提供了可資查實的證據,清晰留存着彼時“七賢”圖像的朗朗風神。

南朝磚畫中的戲劇元素

南朝墓磚畫《竹林七賢與榮啓期》

這一套磚畫在中國藝術史上具有顯赫的地位,另外,因爲前段時間它在《國家寶藏》中熱播,而被更多文物愛好者和社會公衆所熟知。它於1960年出土於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中,原排布在墓室南、北兩壁,墓主人生前必定是敬仰七賢的士族貴胄。南壁上有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北壁上是向秀、劉伶、阮咸和榮啓期。八人皆爲席地坐姿,中間被松、柳、銀杏等雙枝盤曲的樹木依次隔開,每個人形成獨立空間,但並不阻礙其中的氣脈貫通。在人物旁邊都刻有姓名的榜題文字,使觀者可以輕鬆辨識他們的身份。全圖由200餘塊墓磚拼成,其工藝流程大致爲:先依圖而刻,後進行燒製,最後再將燒好的墓磚依照最初畫稿拼成全圖。紋線呈凸起的陽刻,流暢自如,神機煥然,僅從這一工藝標準來看,必出自當時能工巧匠之手。

對於這套磚畫的研究,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多集中於文物考古、美術史等方面。筆者立足於對圖像的細緻觀看與人物情態的內在體驗,從戲劇研究的角度,也發現了作品中蘊涵的一些“戲劇”元素。

通覽中國戲劇發展脈絡,在宋代以前,尚沒有成形、可見的戲劇文本,探究這段時期的戲劇發展狀況,基本上要依靠其他的文獻形態來佐證,而圖像材料即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比如,漢代的畫像石和陶器彩繪中就有不少戲劇人物和場景描寫,百戲、歌舞等圖像爲我們復現這一時期的戲劇景觀提供了想象的空間和學理的依據。《竹林七賢與榮啓期》中的人物和情節刻畫雖然沒有直接與戲劇相關,但在相對靜態的畫面中,鮮活而靈動的戲劇元素依然清晰可感。

南朝磚畫中的戲劇元素

磚畫上的嵇康與阮籍

筆者認爲: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深度刻畫,是戲劇創作和研究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古今不易。《竹林七賢與榮啓期》中的人物和場景刻畫,既飽含了這方面的戲劇元素,又爲今天的戲劇創作,尤其是劇中人物的個性提煉和高度藝術化處理等提供了有效的啓發。

畫中人物及其性格高度傳神,而且能與隨身的器物、飾品等相得益彰。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外物含有指示人物身份的寓意,如嵇康的琴,阮籍的嘯指,王戎的如意,阮咸的阮等,它們是這些人物的最典型標誌,又是“魏晉風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戲劇創作中,這些外物就是舞臺背景和相關道具,它們不是憑空而至,必須服務於人物性格陳述和故事情節的安排。此外,“一人一樹”的背景設計,既吻合了傳統人物畫橫卷裏連續而獨立的空間設置,也與戲劇表演中的隔幕斷章異曲同工。

圖中人物的表情和神色,細細觀之,處置自然且個性分明。據筆者考察,這種刻繪多從文獻記載和傳說故事中來,兩相印合。《世說新語》等文獻中記錄這些名士言行的文字,就是一個關鍵的出處。嵇康的超邁,阮籍的任誕,山濤的刻板,王戎的鄙俗,向秀的憂鬱,劉伶的癡醉,等等,這些幾乎全有出處可尋。作者對每個人的形象都有一種發乎直覺的統觀式把握,而人物情態的塑造又直接聯繫着對其深度性格特質的總結和提煉。這種典型人物的性格表現方式,在優秀的戲劇中常常可見。寓深刻的理性於可親可感的情態,令觀者毫無疏離或空洞之感。

圖中人物雖然處於獨坐的空間,但動作並不呆滯。通過姿態和動作,能夠捕捉到他們彼此之間的呼應關係,彷彿能聽到內心深處的聲音。這種呼應既是八位人物彼此之間的,也是壁上與壁下的空間互動,融合了物象的真實和藝術的聯想。另需說明的是,此圖雖是民間工匠所制,但畫稿範本必然源自文人畫家。《古畫品錄》中講到東晉畫家戴逵“善圖聖賢,百工所範”,可知這種文人裁定畫稿、良工製造經營的模式已臻成熟。這種文人風骨與民間趣味的結合,也代表了一種多維的流動和呼應,保證了作品從內而外的生動神貌。曹植《畫贊》中說:“觀高節妙士,莫不忘食。”從戲劇角度說,作品中這種從人物內心深處透射出的動靜相生的戲劇性和想象力,恰是藝術創作和審美欣賞的高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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