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不爲良相，便爲良醫”，在宋代以前可沒人願意這樣做

摘要：同兩漢南北朝相比，唐朝“醫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多少提高，不然，韓愈也不會說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在上面所引的這段文字裏，有這麼一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這裏的“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指的是懂巫術的巫師、爲人治病的醫生、以音樂爲職業的樂師和各種工匠手藝人，類同於成語“三教九流”之人，而在在我國古代白話小說中的“三教九流”一詞，往往含有貶義。

讀書人“不爲良相，便爲良醫”，在宋代以前可沒人願意這樣做

文/老張在路上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爲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

韓愈有心藉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後，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鬆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既不願求師，又“羞於爲師”，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了一篇名爲《師說》的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爲師”上的模糊認識。

其中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在上面所引的這段文字裏，有這麼一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這裏的“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指的是懂巫術的巫師、爲人治病的醫生、以音樂爲職業的樂師和各種工匠手藝人，類同於成語“三教九流”之人，而在在我國古代白話小說中的“三教九流”一詞，往往含有貶義。

三教九流舊指宗教或學術上的各種流派。也泛指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本是古代中國對人的地位和職業名稱劃分的等級，出自《雲麓漫鈔》。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六：“（梁武）帝問三教九流及漢朝舊事，瞭如目前。”

三教一般指三大傳統宗教：儒教、道教、佛教（釋教）。九流之說，在《漢書·藝文志》分別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雜家、農家、縱橫家、陰陽家。九流十家，是九流以外加上小說家。

後來，“九流”又分爲“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指各種不同身份的人。並泛指舊時下層社會闖蕩江湖從事各種行業的人。

“上九流”：帝王、聖賢、隱士、仙、文人、武士、農、工、商。

“中九流”：舉子、醫生、相命、丹青（賣畫人）、書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師爺、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時妖（巫婆及拐騙）、盜、竊、娼。

從上面“九流”分類中可以看出，醫爲中九流，比士、農、工、商還低下一等。這說明，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唐宋朝之前，醫生這種職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韓愈纔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的說法。

中國古代“醫人”爲“君子”所不齒，年輕人三更燈火五更雞，頭懸樑錐刺骨讀書，絕不是爲了以後當醫生，而是爲了做官。這纔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最理想的人生追求。

唐宋代以前，讀書人如果當官之路走不通，要麼回家當隱士，要麼當個衆要皆醉而我獨醒的小憤青或老憤青，要麼尋個達官貴人當個入幕之賓，要麼教幾個蒙童掙點“束脩”，或者乾脆出家當和尚道士，沒幾個人會去當“醫生”。

考察中國古代醫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醫和巫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古代的醫生最初又叫“巫醫”。

先看古籍對“巫醫”和釋義：

1.古代以祝禱爲主或兼用一些藥物來爲人消災治病的人。《逸周書·大聚》：“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

2.巫師和醫師。《論語·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邢昺疏：“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史記·孝武本紀》：“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漢書·郊祀志上》：“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

從上面釋義可以看出來，上古時期，巫和醫是不分的，巫醫是一個具有兩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醫藥，是比一般巫師更專門於醫藥的人物。

殷周時期的巫醫治病，從殷墟甲骨文所見，在形式上看是用巫術，造成一種巫術氣氛。

這也就是說，那個時代，巫是主要身份，醫是捎帶的副業。而巫醫在上古時代的地位很高，並非賤業。

再從醫的字體上看：

醫乃“毉“之簡化字。《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毉，同醫。《集韻·之韻》：“醫，《說文》：‘治病工也……或從巫。’”

《廣雅·釋詁四》：“醫，巫也。”王念孫疏證：“巫與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從巫作毉。”

以上這些解釋說明，醫在上古時期或本源於巫，所以纔有“古者巫彭初作醫”之說，故“醫”字，古作毉。

李今庸《讀古醫書研究·略論‘巫’的起源和《黃帝內經》中的巫祝治病》：“巫之爲人治療疾病，由來已久，《太平御覽·方術部二·醫一》引《世本》說：‘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說：‘巫彭作醫’，《韓詩外傳》卷十第九說：‘吾聞上古有茅父。矛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呂氏春秋·先識覽·知接》載齊桓公說：‘常之巫審於生死，能去苛病’。是醫在戰國以前，被操之於巫覡之手，醫、巫不分，巫就是醫，醫就是巫，故‘醫’字從‘巫’而作‘毉’者，又恆以‘巫醫’爲稱。”

春秋戰國以後，則巫、醫有了區別，所以扁鵲有“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史記·扁鵲傳》）的說法。

雖然名醫扁鵲治病有這樣的規矩，可事實上，特別是在民間，大多數巫醫還是靠鬼神來騙人，他們利用一些技巧，在繁雜的儀式中來完成整個騙術。然後再用幾個祖傳的藥方，治治病，治好是他的本事，治不好就是你的命該如此。

所以《說文·巫部》這樣解釋“巫”字：“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

至於“祝”，《說文·礻部》：“祝，祭主讚詞者。從示，從人、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玉篇·礻部》：“祝，祭詞也。”《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孔穎達疏：“讀策告神謂之祝。”

“祝”有三義：祭主讚詞者：祭祀時司祭禮的人，即男巫，亦名覡（音席）；祭詞：祭神的祝禱詞；讀祭詞者，即用言語向鬼神祈禱求福的人。

祝通鬼神。祝是與巫同類職業者，故《易》曰“爲巫”，而有巫祝之稱。

巫祝有知醫者，就是所謂的巫醫。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因爲祖師爺孔老夫子“不語怪力亂神”，大部分低層次騙騙鄉人的巫術被人看不起，從漢代開始，“巫醫”再也不是一個好詞語了。

從漢代起，儒學成爲中國上千年封建王朝歷史的統治核心思想，“士農工商”的四民之序建立，醫生從上古“士”階級變成了“工”階級——醫術被歸爲方技，從此到輕視，甚至在成爲一代名醫後，還會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華佗東漢末年著名的醫學家。與董奉、張仲景並稱爲“建安三神醫”。少時曾在外遊學，行醫足跡遍及安徽、河南、山東、江蘇等地。他醫術全面，尤其擅長外科，精於手術。並精通內、婦、兒、鍼灸各科。被後人稱爲“外科聖手”、“外科鼻祖”。

華佗以醫術爲業，心中卻常感懊。《三國志華佗傳》：“悔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

曹操得病（頭風）沉重，讓華佗專門爲他治療。華佗說：“這病在短期之內很難治好，即便是長期治療也只能延長壽命。”華佗因爲離開家太久想回去，於是說：”收到一封家書，暫時回去一趟。“到家之後，就說妻子病了，多次請求延長假期而不返。

曹操很生氣，便派人去查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賜小豆四千升，放寬假期期限；如果發現華佗說了謊話，就逮捕押送。結果華佗撒謊，於是用傳車把華佗遞解交付許昌監獄，華佗在獄中被拷問致死。華佗臨死前，拿出一卷醫書給獄吏，說：“這書可以用來救活人。”獄吏害怕觸犯法律不敢接受，華佗只好忍痛，討取火來把書燒掉了。

《三國演義》中另有一個說法是：曹操讓曾經爲周泰療傷的名醫華佗來給他治療多年的頭痛，但華佗認爲曹操的病因需要劈開頭顱，加以麻沸散麻醉，動大手術，多疑的曹操認爲華佗想趁機殺害他，便以刺殺的罪行將華佗關押拷打致死。

以高明的醫術獲取了名聲，但仍舊常常因成爲一名醫生感到後悔。華佗的最後不赴召，大概同他的這種自悔心態有關，他也因此丟了性命。

張仲景，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被後人尊稱爲醫聖。他的《傷寒雜病論》。確立了辨證施治原則，是中醫臨牀的基本原則，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

據說，張仲景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東漢末期多舉世家子弟，張仲景承在靈帝時被州郡舉爲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爲長沙太守。

張仲景做太守，仍用自己的醫術，爲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爲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於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爲羣衆診治。

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消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羣衆，甚至有些人帶着行李遠道而來。後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裏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爲“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南朝劉宋范曄修撰《後漢書》，並沒有給張仲景立傳。《後漢書》有《方術傳》，裏面寫有華佗，除華佗外，基本都是一些術士。看來，至少在范曄眼裏，張仲景還沒有那些術士地位重要。寫華佗，大概也是因爲曹操的原因。

同兩漢南北朝相比，唐朝“醫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多少提高，不然，韓愈也不會說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武則天專門發佈過詔書，規定醫學出身的士子，做官最高不得超過五品，而只有皇帝身邊的醫官纔是五品，學醫出身的人能做到這個職位的人全國也沒有幾個。正因爲如此，才致使社會精英越來越遠離醫學，而學醫的人則越多平庸之才和招搖撞騙之徒。

被稱爲“藥王”的孫思邈，在唐朝歧視醫學的風氣之下，編寫了“第一部臨牀醫學百科全書”《千金要方》，朱熹仍舊對孫思邈沒有選擇入仕遺憾不已，說：“思邈爲唐名進士，因知醫貶爲技流，惜哉！”

“積貧積弱”的宋朝，醫學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宋朝的諸多皇帝中，有很多皇帝對醫學頗有了解，因此宋朝的醫學也得以大步發展。宋仁宗時期，爲匡正腧穴定位，制定國家統一的標準，宋仁宗任命王惟一督造鍼灸銅人，並編寫《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兩尊一模一樣的鍼灸銅人問世，即後世所稱的“宋天聖銅人”。

終北宋一朝，朝廷組織過多次大規模的官刻醫書活動。政府不僅廣集歷代醫方，還設專門的校正醫書局整理、校刊有價值的醫古籍。出現一大批如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韓抵和的《傷寒微旨論》、郭雍的《傷寒補亡論》、劉防的《幼幼新書》等醫學專著。

因爲統治者對醫學的重視與提倡，社會上對醫技與醫生認識的看法也大爲轉變。宋朝讀書人出人投地也只有一條科舉之路，所以越來越多落第考生轉向醫生這個行業，一向清高的文人也將知醫誦醫作爲時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儒醫”一詞應運而生。

被後世尊稱爲“許學士”的許叔微，他早年多次參加科舉卻屢次落第，之後轉向醫學專攻傷寒病，著有《傷寒百證歌》5卷、《傷寒發微論》2卷等，在疫病流行時還上門爲百姓診治，醫活無數。

也有不少人身居高位、仕途順遂，卻仍願意從事醫學行業。比如宋神宗年間的進士郭思，曾官至徽猷閣直學士、通奉大夫，他在華州（今陝西華縣等）任官時，致力於醫藥知識的普及工作，節取《千金方》諸方論說，附入所錄自己和他人經用有效之方，集爲《千金寶要》，並刻於石碑上。

今天對醫生稱“大夫”、“郎中”皆源於兩宋，以古代官職稱呼醫生，也證明了醫生社會地位的大幅提升。

“醫者仁術，儒者之事”，知醫懂醫，成爲很多儒士的必修課。也是在宋朝，一句關於醫生的著名口號喊了出來。那就是：“不爲良相，願爲良醫”。它把“醫”與“相”並提，更使人深覺學醫責任重大。

喊出這個響亮口號的人是范仲淹。據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文正公願爲良醫》記載：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籤，問以後能否當宰相，籤詞表明不可以。

范仲淹又求了一簽，祈禱說：“如果不能當宰相，願意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他長嘆說：“不能爲百姓謀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該做的事。” 後來，有人問他：“大丈夫立志當宰相，是理所當然的，您爲什麼又祈願當良醫呢？這是不是有一點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說：“怎麼會呢？古人說，‘常善用人，故無棄人，常善用物，故無棄物’。有才學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輔佐明君治理國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個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一樣。要普濟萬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現在籤詞說我當不了宰相，要實現利澤萬民的心願，莫過於當良醫。如果真成爲技藝高超的好醫生，上可以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賤之厄，中能保身長全。身在民間而依舊能利澤蒼生的，除了良醫，再也沒有別的了。”

范仲淹原話是說：“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唯相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范仲淹將從醫與從政相提並論，認爲得明君、做良相固然爲則被天下蒼生的好事，但做良醫未嘗不可上療君親之疾，下救黎明之苦，中保自身長壽。將從醫看作僅次於從政的一條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不可謂不是對當時從醫者的一種最高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