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的起源問題，無權威的定論。歷史上有歸結爲某個人創造之說，實際上未必是個人所能爲的。只要根據已發現的實物和文獻，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加以考察，就不難得出較爲可信的科學結論。最初的行書，大約出現在西漢晚期和東漢初期，當時不僅已出現行書，且已有行書家。“行書”之名始見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中“隸勢”一節。文曰：“魏有鍾（繇）、胡（昭）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劉德昇。”又有南朝羊欣《古來能書人名錄》一文雲，鍾繇有三體“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所謂“相聞者也”，是寫信札的書體。又說衛（西晉人）“採張芝法，以衛凱法參之，更爲草稿，相聞書也。”鍾繇、胡昭都是東漢末年三國魏時人，都善行書法，以劉德昇爲宗，可惜他們兩人都無行書作品傳世。劉德昇其人，據唐代張懷瓘《書斷》記載雲：“德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豐贍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又說：“行書者，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劉德昇，約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後，漢桓帝、靈帝期間，當時不僅已有行書，且有劉德昇這樣爲後代所宗的行書家，他的行書作品已達到“豐贍妍美，風流婉約”的高度。這已經不是一般實用意義上的初期行書，已具有較高藝術品位的行書。但張懷瓘說行書是劉德昇創造的觀點，則不一定很科學。最早的行書，應是在實用中出現，是從民間開始的一種寫法，如西漢末和東漢初的《居延漢簡》（圖 39）中，那種既不是一筆一畫寫成的隸書，又不是章草書的書體，結體、寫法的簡便和點畫的連帶，已具有行書的特點。當書家和民間一道採用這種寫法以後，經過他們的研究，提煉加工，行書這種書體就日漸成熟並藝術化了。這當然需要一定時日，大約經過一二百年。最初的階段，這種書體並未完全確定下來，或稱行書，或稱稿書，或稱行押書，或稱相聞書，這些都是這種書體在不同場合實用而得的名詞，或用在文件、文獻的起草，或用在信札的書寫上。當時還處在隸、楷、草體過渡期間，所以這種書體都夾雜着它們的筆意。或殘留有隸書的結構，或者有初期的楷意，或者草法多一些。這就說明，早期行書體是從實用產生的，是爲了實用當中簡便、省時省力出現的一種寫法。

所以，早期出現的行書，並不像後來成熟時期的行書那樣。西漢末到東漢期間，正是隸體向楷、草、行書過渡階段，所以行書結體也帶有這種特點。如東漢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簡（圖40），永和二年簡（公元137年）（圖41），晉人書《李柏帖》（圖42）。這些作品可說都是民間的初期行書實物，在這基礎上，才能出現東晉以後王羲之等一代成熟的行書作品。

初期這種行書，結體和筆法帶有過渡體的意味，風格上稚拙，而在寫法上帶有簡便結體和章草連帶的運筆，已具有行書的特點。但是說行書是在楷書基礎上演變來的，這種說法可能不很貼切。從行書發展來說，楷、行書是同時從隸體蛻變出來的不同寫法，在發展過程的初期即相互影響，而行書成熟卻比楷書快，草書章草變爲今草也比楷書快。從章草到今草大約到漢末、三國、西晉就已經成熟了，纔有東晉以後高度成熟而藝術化了的行草書產生。那麼，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在隸書向楷書過渡中，雖然楷書比隸書寫起來方便，去掉了波捺筆，沒有了蠶頭燕尾，但仍然要一筆一畫地寫；而行草書寫起來隨意，減畫連筆，又有藝術氣質，省力省時，不論民間的實用需要或書法家的藝術創作都喜愛書寫，所以行草書比楷書發展得快、成熟得早就不難理解了。據書論文獻記載，王獻之曾向其父王羲之建議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法往殊，大人宜改體。”（張懷瓘《書議》）也就是說，章草此體不盡逸意，不如運用簡便結構的道理，吸取今草書放縱的寫法，創造一種行草之間的書體。這種書體實際上就是行草書，可見行書更帶草體的書體自東晉以後才進一步得到發展。這種書體更加流便飄逸，進一步擺脫了隸書、章草的影響，成爲一種前無古法的新行草書，使東晉書法出現了高峯，成爲後人學習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