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華國鋒一切都“照過去方針辦”，既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論定“四人幫”是“極右派”，有兩個緊迫的、羣衆呼聲甚高的問題又使他不能不明確表態：

一、如何看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

其實，這兩個問題是互相關聯的。因爲鄧小平最後是被指爲“天安門事件”的“總後臺”而下臺。如果爲鄧小平平反，也就勢必爲“天安門事件”平反。

華國鋒仍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不僅對鄧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還要繼續開展“批林批孔”和“批鄧”。

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要繼續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幫”的第20天，華國鋒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作了四點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

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

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這可以說是華國鋒上臺後的“施政綱領”。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宣傳工作座談會。會議由“中共中央宣傳口”負責。

本來，中共中央設有宣傳部。毛澤東在1966年3月批評說：“中宣部是閻王殿。”還指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於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文革”中被“砸爛”。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被關進秦城監獄。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於顧忌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批評，未敢恢復中共中央宣傳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傳口”。

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口”由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五人組成領導小組，由耿飈牽頭。內中，耿飈被稱之爲“口長”，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則爲“副口長”。這種“口長”、“副口長”之稱，是“史無前例”的。

耿飈是葉劍英點將前來主持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的，當然擔任“口長”。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擔任新華社社長，是“老宣傳”，擔任“副口長”駕輕就熟。

華楠是解放軍報社社長，同樣是“老宣傳”，而且代表軍界，所以也是“副口長”合適人選。

王殊如前所述，由於耿飈是外交界領導，把王殊這位駐德大使調來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出任“副口長”也理所當然。

李鑫則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錯綜複雜的經歷。他擔任過康生的祕書，康生去世之後，他仍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關頭，曾向華國鋒做過建議，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口”的“副口長”。

由“中共中央宣傳口”下達的文件上，常署“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並王揖”。

王揖不是“口長”，也不是“副口長”。王揖曾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這“並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傳口”的領導成員。王揖在當時實際上起着祕書長的作用，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傳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很自然地，人們關切地問起對於鄧小平以及“天安門事件”的宣傳口徑。11月18日，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汪東興在拘捕“四人幫”時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汪東興權重一時。汪東興成了華國鋒的副手，海外報刊稱之爲“華汪體制”。汪東興變得如此舉足輕重，還由於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多年，瞭解中共高層機密。汪東興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一次會議這麼說過：“現在瞭解‘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就只有我一個，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東興這次講話的主旨是“雙箭齊發”，既舉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幫”，又舉起右手打倒鄧小平。

汪東興說：

“鄧小平也有錯誤，他不聽毛主席的話，還搞他過去那一套。”

“鄧小平的問題，毛主席已經有一個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不管怎樣，是正確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還是不理解，‘三個正確對待’做得不好。”

這裏所謂“三個正確對待”，是華國鋒提出的。華國鋒要求幹部們“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羣衆，正確對待自己”。

追根溯源，這“三個正確對待”，也不是華國鋒“發明”的。在“文革”中，毛澤東曾要求幹部們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因爲幹部中很多人對於“文革”表示不理解，對於羣衆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澤東要求他們正確對待“文革”，正確對待羣衆，同時也就需要正確對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幹部們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羣衆，要正確對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個正確對待”。華國鋒重提“三個正確對待”，是因爲有的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如今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們要否定“文革”，這是華國鋒所絕對不允許的。所以華國鋒要求這些幹部做到“三個正確對待”。

汪東興還說：

“鄧小平這個人也是有錯誤的，而且錯誤是嚴重的。他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東西。”

“鄧小平的錯誤是嚴重的，一直髮展到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到底怎麼看法？反革命摻進去，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亂。”

汪東興還非常堅決地表態，“天安門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絕對不能平反。

照汪東興所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然要繼續開展下去。

汪東興認爲電影《決裂》還可以繼續放映——《決裂》是“四人幫”炮製的“批鄧”電影。他認爲，“朝陽農學院”還可以繼續辦下去——“朝陽農學院”是“四人幫”樹立的“教育樣板”。

汪東興說，這些都是“主席講過”的，“是毛主席指示過的”，所以“照過去方針辦”是不會錯的。汪東興的話，實際上代表了華國鋒的意思。

會議作出《當前宣傳要點的請示報告》，確定三個宣傳要點：一、突出宣傳華主席；二、大力宣傳粉碎“四人幫”的意義；三、徹底揭批“四人幫”。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在北京舉行。華國鋒在儀式上發表講話說，要繼承毛澤東的遺志，繼續“三個堅持”，即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三個堅持”，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論的核心。

6天之後，1976年11月30日，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由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會議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部長職務，任命黃華爲外交部部長。吳德在會上發表了關於“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的講話。

吳德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吳德用這麼奇特的邏輯談及“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

照吳德的荒謬的邏輯推下去，那麼拘捕“四人幫”也是“錯的”，因爲“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

照吳德的荒謬的邏輯推下去，那麼只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才能反“四人幫”！

吳德還強調：“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這樣，吳德硬是要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攪在一起──儘管鄧小平和“四人幫”是完全對立的。“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無非想既批倒“四人幫”，也批倒鄧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召開。25日，華國鋒在大會上講話。華國鋒說：“王、張、江、姚是一夥極右派，他們那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是一條極右路線。要深入揭批‘四人幫’，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

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個多月，不論是華國鋒，還是汪東興、吳德，他們在各種場合所發表的講話，無非是華國鋒1976年10月26日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所說的四點“施政綱領”。

大起大伏的1976年終於過去。

1977年的元旦鐘聲剛剛響過，一個新的難題又橫亙在華國鋒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的忌日，全國上下湧動着一股追悼周恩來的熱流。要不要隆重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

華國鋒頗爲躊躇。這是因爲，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這股熱流，顯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休慼相關。因爲在1976年清明節之際，人們懷念周恩來，卻遭到“四人幫”的強制迫害。這種受壓抑的感情，由於周恩來逝世週年忌日的臨近，又要噴發出來。

不言而喻，人們這一回悼念周恩來，隱含着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強烈要求。因爲“天安門事件”是被“四人幫”鎮壓下去的，如今“四人幫”倒臺，人們理所當然地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藉助於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呼籲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契機。當然，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爲鄧小平平反。

這麼一來，紀念週恩來成了當時敏感的話題——與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爲鄧小平平反緊緊相連。華國鋒可以用“兩個凡是”來壓制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爲鄧小平平反，卻沒有任何理由去阻擋人們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

《人民日報》抓住這個機會，打算隆重地、大規模地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

不過，《人民日報》畢竟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必須向中央請示關於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的宣傳口徑。

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作了這樣的答覆：只發四五篇紀念文章；老幹部不要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不要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的紀念展覽不要對外開放；《人民日報》不要發社論。

汪東興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準超過悼詞，因爲悼詞“是毛主席審查過的”。

當時，一部悼念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的紀錄片中，解說詞稱周恩來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汪東興堅持要刪去。汪東興說，這句話是周恩來悼詞中所沒有的，而悼詞是經過毛澤東三次審看過的。

聽說《人民日報》要寫一篇紀念週恩來的社論，汪東興質問道：“你們是不是要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人民日報》反映，周恩來逝世時，由於受“四人幫”壓制，許多紀念文章寫了登不出來。如今已經粉碎“四人幫”，報社收到許多紀念週恩來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東興答覆說，不能多登，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模。

《人民日報》就查了一下，毛澤東逝世時，《人民日報》總共發了66個版的紀念文章。既然汪東興要求“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模”，那就登50多個版。

就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之際，北京發生了一樁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

這大字標語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夥子領着十幾位青年寫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標語：

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堅決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大字標語道出了成千上萬人的心聲，也就在北京迅速傳了開來。

李冬民雖說年輕，在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學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沖沖殺殺，成了北京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後來，當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當選爲常委。他在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李冬民復員，在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經“造反”，但是後來漸漸醒悟，不滿“文革”。正因爲這樣，他在1976年清明時節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周恩來活動。也正因爲這樣，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風，刷出了震驚北京的大字標語。

令人喫驚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等把李冬民定爲“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華國鋒爲此案定性爲“抬鄧、反華、保王洪文”。

“抬鄧”，也就是要“抬”鄧小平出來工作；“反華”，即反對華國鋒；“保王洪文”，則是強加之詞。

在北京發生“李冬民案件”之後不久，在遼寧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員會”門口出現了一批大字報，批評吳德，批評陳錫聯，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還提出：

堅決擁護鄧小平爲國務院總理！

堅決擁護鄧穎超爲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他們擁護鄧穎超爲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顯然是由於鄧穎超是周恩來夫人。他們懷念周恩來，所以表示堅決擁護鄧穎超。

中共遼寧省委馬上把這一緊急情況報告中共中央。華國鋒看了電話記錄後，作了如下批示：

擬告遼寧省委，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

就這樣，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是在“不冷不熱”中度過：

所謂“不冷”，是跟周恩來去世時比。因爲周恩來去世時，姚文元嚴格控制輿論，冷冷清清。所謂“不熱”，是因爲華國鋒、汪東興對此嚴加控制，生怕一“熱”起來，會助長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情緒。

周恩來逝世一週年忌日，總算“平安”地度過。然而，新的難題又接踵而至，擺在華國鋒和汪東興面前。

那是因爲隨着批判“四人幫”的深入，人們不滿足於揭發“四人幫”的罪行，而是進一步開展對“四人幫”理論體系的批判。

汪東興否認“四人幫”有什麼理論。汪東興曾說，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會打棍子，張春橋和姚文元是書呆子，他們沒有什麼理論。

然而，批判的鋒芒開始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文革”中發表的兩篇重要的署名理論文章：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於1975年3月1日發表在《紅旗》雜誌1975年第三期上。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則於1975年4月1日發表於《紅旗》雜誌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幫”時，當然應該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的理論文章。有人寫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紅旗》雜誌爲此向汪東興寫了請示報告。

1977年2月4日，汪東興竟作了這樣的批覆：

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

汪東興這一批示，實際上也就是華國鋒所說的“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其實，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篇文章，不僅因爲“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這兩篇文章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是批“左”。

張春橋和姚文元雖說都是筆桿子，但是在成爲“中央首長”之後，幾乎動口不動手，只是發表各種講話，不寫文章了。他倆突然在1975年春接連發表理論性長文，是因爲毛澤東說了話。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81歲壽辰之時，就理論問題作了如下指示：

列寧爲什麼說過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林彪一類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澤東說要“搞清楚”列寧所說的問題，於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論家”的姿態，寫了理論長文，加以論述。

批判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觸動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汪東興的批示，爲批判“四人幫”設下了禁區，即只許批右，不許批“左”。

更爲嚴重的是，由汪東興領導的文件起草小組，在爲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起草報告時，竟把張春橋、姚文元在兩篇理論長文中所宣揚的四個極左觀點，都寫了進去。

這四個極左觀點是：

一、對資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

二、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產力論；

四、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

面對接踵而來的新難題，在華國鋒看來，已經到了必須強調自己的政治原則的時候了。華國鋒的政治原則的核心，便是“兩個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四屆人大第三次常委會上講話中，曾這樣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雖然吳德只說了一個“凡是”，其實也就是“兩個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華國鋒在寫作班子爲他起草的一份講話提綱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寫上了這麼一段口氣極硬的話：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這段話就是“兩個凡是”的最初表述。

細細追究，“兩個凡是”可以說是“文革”的產物。在“文革”中，把毛澤東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的話被稱之爲“最高指示”，其實也就是“兩個凡是”。

也正因爲這樣，“文革”中最流行的口號便是“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句口號所體現的含義，同樣也就是“兩個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決一個省的領導人問題時，汪東興便曾說：“凡是經過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動。”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至粉碎“四人幫”之前，華國鋒強調“照過去方針辦”，就已經包含了“兩個凡是”的意思。因爲“照過去方針辦”，也就是照毛澤東的方針辦——其中當然主要就是照毛澤東晚年“左”的方針辦。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強調“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正是在這一個“凡是”的基礎上，後來發展成“兩個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重要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一次公開地、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凡是”。

所謂“學好文件”，是指學習“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係》和華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重要文件”。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原本是毛澤東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稿在1975年由鄧小平主持、胡喬木整理定稿，並於1975年7月13日報送毛澤東審閱。鄧小平以爲，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稿對於整頓“文革”中被搞亂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關係有指導意義，本準備在當時予以公開發表。毛澤東閱後批示：

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83歲誕辰之際，此文由華國鋒批示公開發表。

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在大會上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講話，提出要堅決完成中央關於在1980年把全國1/3以上的縣建成大寨縣的戰鬥任務。12月25日，華國鋒在大會上講話，強調王、張、江、姚是一夥“極右派”，他們那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一條極右路線。華國鋒號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幫”，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

社論提出要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指出：

毛主席說過：“有句古話，‘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集中表現爲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

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項工作就有統率了。“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點，各級黨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確。不光領導者要明確，還要使廣大幹部和羣衆都明確。

社論高度讚揚了毛澤東：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領導我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十次重大的黨內路線鬥爭。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反覆證明：什麼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麼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鬥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我們8億人民、3000多萬黨員的神聖職責，是我們繼續團結戰鬥的政治基礎，是我們進一步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社論高度讚揚毛澤東，其實是爲下面這兩句話作鋪墊：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兩句話，也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兩句話，是華國鋒執政方針的最高度的概括。這兩句話也表明，雖然毛澤東逝世了，華國鋒成爲不是毛澤東的“毛澤東”，他堅決維護毛澤東的一切決策，內中主要是維護毛澤東晚年的“左”的錯誤。

全國各報都轉載中央兩報一刊這篇社論。一時間，這篇社論成爲中國億萬人民的學習文件。

這篇社論是以中央兩報一刊名義發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兩報一刊卻沒有一個人參加這篇社論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據《人民日報》當時的副總編輯李莊告訴筆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傳口”開會。“中共中央宣傳口”在北京釣魚臺召集這次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是中央新聞單位的負責人。

李莊記得，到了那裏，耿飈宣佈：“中央決定發表一篇社論，以兩報一刊署名。今晚廣播，明天見報。”接着，耿飈說：“我現在讀一遍。”

這就是說，社論是由“中央”事先寫好的，只是借用兩報一刊的名義發表罷了，所以要當着兩報一刊的負責人的面念一遍，打個招呼。

李莊是作爲《人民日報》負責人出席會議的。

代表《解放軍報》的是“副口長”華楠，此時他兼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另外，還有一位《解放軍報》副社長出席會議。

代表《紅旗》雜誌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長”，同時又是《紅旗》雜誌總編輯。

耿飈所念的，就是這篇《學好文件抓住綱》。

唸完之後，由於這篇社論來自“中央”，作爲在場的兩報一刊的負責人李莊、華楠、王殊還能說什麼呢？

其實，就連耿飈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據云，耿飈曾對人說：“發表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幹，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儘管耿飈不同意這篇社論的觀點，但是他作爲“中共中央宣傳口”的負責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執行。

據王殊告訴筆者，當時他剛從國外回來不久，對於國內的錯綜複雜的鬥爭不太瞭解，所以他當時並沒有看出社論有多大問題。

據李莊回憶，會議只開了十來分鐘就散會了。這十來分鐘，也就是耿飈把社論從頭到尾唸了一遍，大家無言而散。

出了會議室，《解放軍報》副社長問李莊：“這篇兩報一刊社論，你們是哪位同志執筆的？”

李莊答道：“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你們呢？”

那位副社長只好苦笑道：“如此說來，是上邊交發的，這次又‘貪天之功’了。”

“上邊”，又是誰寫這篇社論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傳口”會議之前兩天，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在社論的清樣上寫下一段這樣的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傳口”的“副口長”李鑫所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這篇文章經華國鋒親自審定，終於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名義發表了。

從此，“兩個凡是”成了華國鋒施政的核心理論。

其實，“兩個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當推林彪。筆者查閱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政治報告。報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

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報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

所以，“兩個凡是”的“首創權”，不是屬於華國鋒，而是屬於林彪。

所以，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林彪的“兩個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報》當時的總編輯胡績偉回憶說，《人民日報》奉命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這不是盲目服從，而是睜着眼睛、違心地服從”。

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是爲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作輿論準備；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是爲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作準備；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則是爲中共十一大作準備。

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實際是要把“兩個凡是”作爲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線。

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發表之後，衆多讀者來信來電，對“兩個凡是”提出質疑，提出尖銳的批評。

《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這篇社論使黨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復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從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兩個凡是”之後，中國圍繞“兩個凡是”，展開了一場錯綜複雜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