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在位極爲短暫，不過四年。期間宰相只有韓琦和曾公亮兩人，因此這兩人便配享英宗廟庭。

從宋英宗開始，配享功臣中不見了武將的身影，這一方面是與當時軍事極大利好有關，另一方面更體現士大夫政治的影響力在配享決策上的加重。

士大夫開始唱獨角戲，不需要兼顧文武平衡，即便是表面上的文武平衡。

宋神宗是北宋難得有抱負有作爲的皇帝，他在位時期最重要的行動便是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宋宋神宗

王安石兩次拜相進行變法，後期宋神宗更是親自主持變法，可以說變法是宋神宗時期最大的政治標籤。雖然宋神宗本人有過搖擺，決心不夠堅定，但無疑是一位奮發有爲的君主。

然而變法也使得北宋的黨爭越演越烈，直到北宋滅亡也沒有平息。

最終配享宋神宗廟庭的配享功臣成爲兩宋時期爭議最大決策。

這個爭議不僅實在後世，在當時變十分突出。

宋神宗的配享功臣在富弼和王安石之間反覆變動。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宋哲宗定富弼，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增王安石，紹聖三年（1096）二月罷富弼。

建炎三年（1129）六月，宋高宗罷王安石，重定富弼。

這樣的反覆變動，與黨爭息息相關。

宋神宗去世，年僅九歲宋哲宗繼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反對變法，她起用司馬光等保守派，廢除新法“元祐更化”。

在這種情況下，神宗時期的改革派自然不會成爲舊黨的選擇。

儘管王安石在元祐元年也已經去世。

富弼

最終司馬光選擇的是富弼，儘管富弼在宋神宗時拜相未滿一年。

這樣的選擇在當時就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元祐八年（1093）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

宋哲宗和其父神宗一樣，也是抱負的君主，尤其是宋哲宗在親政前備受壓抑，在心理上對司馬光等人舊黨繼位不滿。

宋哲宗親政後，立刻起用新黨新黨章惇爲相，並改元紹聖。新黨重新回到朝廷中樞，佔據要職，繼續變法， 而舊黨幾乎全部被罷黜，貶出朝廷。

宋哲宗

這件事史稱“紹聖紹述”。

所以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將王安石追認爲神宗的配享功臣。

重新得勢並全面掌控朝局的新黨並沒有滿足，到了紹聖三年，新黨移除富弼，將王安石確定爲神宗的唯一配享。

理由是很簡單，“罷富弼配，謂弼得罪於先帝也。”

其實，從現代人看法來看，王安石配享神宗無疑比富弼更合適，因爲富弼在神宗時期已是政治生涯的末年，拜相不足一年，他的主要活動是在仁宗朝，只是病逝於神宗朝。

宋哲宗去世後，徽宗時期仍是新黨在朝政中佔據上風，王安石配享英宗廟庭的決定繼續維持着。不僅如此，新黨更是主導了宋哲宗的配享功臣，以改革派蔡確配享哲宗。

王安石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士宋高宗君臣開始反思檢討北宋滅亡的原因。

最終當時的士大夫將北宋的滅亡歸結於改革派敗壞祖宗法度，禍亂朝政。

於是王安石、章惇、蔡確等新黨人物便成了人人喊打的大奸臣。

建炎三年，大臣趙鼎上書宋高宗，認爲江山社稷衰敗“源實出於安石”，宋高宗於是“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尋詔以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宋高宗

此後這一配享決定便徹底確定下來。

就這樣，被移出了神宗廟庭的富弼再次得以配享神宗，而王安石被徹底移出廟庭，而且被扣上了“奸臣”帽子。

但是後世對於這個決定仍是大有爭議。

宋代的配享制度才能夠宋真宗時開始，漸漸發展完善，到了仁宗時期已經成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點。

其特點一是士大夫政治。

宋代士大夫政治下功臣配享表現出極大重文輕武的傾向，而且深陷朋黨之爭中。

朋黨之爭是古代集權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歷代皆有，而宋代黨爭尤其激烈。

與漢、唐、明、清不同的是，宋代黨爭源自士大夫內部的分化和衝突，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副作用。

王安石

王安石被追認配享神宗和罷黜配享資格，便是黨爭的一大表現。

其實士大夫不僅對變法的大臣王安石有很大不滿，便是對變法的宋神宗也是多有不滿，只是這種不滿在宋代不方便直接發泄出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