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曾提到“紅瓤黑子熟西瓜”(第一回)；在和孫悟空大戰之後，黃眉怪筋疲力盡，跑到附近的瓜田裏，要摘個瓜喫了解渴(第六十六回)，這瓜也是西瓜。嚴格說來，《西遊記》裏出現西瓜，是犯了文學史上所謂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因爲它所設定的時代——唐朝，是沒有西瓜的。

明代大才子楊慎，認爲西瓜是在五代時進入中原的。在《丹鉛總錄》卷四中，楊慎說：“餘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雲：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鬥，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自五代始入中國也。”明代同意楊慎說法的人不少，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三十三中對此照搬，並無異議；徐光啓在《農政全書》卷二十七中也全盤接受了楊慎的說法。謬種流傳，輾轉販賣，直至《漢語大詞典》中的“西瓜”詞條，還單引李時珍《本草綱目》中的說法作爲證據。(《漢語大詞典》，縮印本，第5038頁)實際上，這個流傳廣遠的說法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

胡嶠的《陷虜記》，歐陽修《新五代史》有徵引，說胡嶠居虜中七年，當週廣順三年(953)，亡歸中國。所謂的虜，是指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遼，其都城在上京。胡嶠《陷虜記》雲：

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雲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二》)

上京在今天內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地理位置近東北。(參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冊》宋遼金時期，第7頁)胡嶠講自己在上京附近喫到西瓜，說契丹的西瓜是從回紇，也就是今天甘肅新疆一帶引進的。他告訴我們，北中國，也就是當時遼國已經開始引種西瓜，但並沒有說他把西瓜種子帶回南方。

翻檢北宋的有關文獻，即使是好奇心重、喜歡嘗新、四處撿拾詩材的詩人，詩作中也未提及西瓜。可以說，北宋時，西瓜並未從北方的遼國引種到中原，更別說江南了。進一步說，蘇、黃這些大詩人，一輩子連一瓣西瓜都沒喫過，唐代的李杜元白，更是連西瓜這種水果都聞所未聞。

關於西瓜的引種，明代學者還有一派觀點，認爲是隨着宋金和議，西瓜才進入南中國。李詡和謝肇淛力主此說。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三明確說：“其種自洪忠宣使金虜移歸。”謝肇淛《五雜俎》卷十：“西瓜自宋洪皓始攜歸中國。”

那麼，洪皓是何時使金的呢？洪皓使金，在南宋初期，被金國扣留了十五年之久。爲防止洪皓潛逃，金人將洪皓流放到金國後方，在冷山一帶，也就是今天的黑龍江南部；這樣的好處是，金國放鬆了監控，洪皓能夠相對自由地行動，比較充分地接觸民間底層生產、生活。紹興十三年(1143)，金國終於開恩，將這位外交官放回臨安。他後來寫的《松漠紀聞》和《松漠紀聞續》，記述的就是使金見聞。在《松漠紀聞續》中，洪皓說：“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瓞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雲：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攜以歸。今禁圃、鄉囿皆有。”

洪皓說得明白，西瓜種是他帶回來的，並且很快不但是皇家果圃，就連鄉下菜園都種有西瓜。就是說，在南宋時，西瓜已開始在南中國蔓延。元明以後，中國南北統一，西瓜才成了我們日常解渴消暑的水果。正因爲如此，《西遊記》說起西瓜來，纔是這般信手拈來，而忽視了其進入中國的緩慢曲折的歷程，以及很晚才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事實。

這樣，就連帶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西瓜那麼晚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那麼此前文獻中的瓜又是什麼瓜呢？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南宋以前，文獻中提到的作爲水果食用的瓜，基本上都是甜瓜。我們列舉三條著名的文獻：一、曹丕《與吳質書》說：“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二、《太平御覽》卷九七八引《後周書》：“王羆性儉率。常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有甚愧色。”三、《舊唐書》卷一一六載武則天的兒子李賢《黃臺瓜辭》雲：“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第二條，最足以表明王羆和客喫的是甜瓜。因爲甜瓜我們喫的是內果皮，西瓜喫的是瓜瓤；西瓜皮不好喫，甜瓜外皮不是那麼厚，有時候也可以將皮連帶喫下去。所以，王羆從地上撿拾甜瓜皮喫的時候，客人很慚愧，因爲他削皮太厚，帶了不少果肉在上面，太浪費。如果喫的是西瓜皮，客人的反應，不是慚愧，而應當是驚訝了。

“但得一片橘皮喫，切莫忘了洞庭湖！”(《金瓶梅》第三回)這是西門慶說的。他人品雖不可取，但這句話不錯。當我們在品嚐西瓜，享受清涼甘甜味道，消磨酷夏的時候，我們得知道洪皓老兄當時在金國忍辱負重了十五年，才帶回這解渴消暑的佳果，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