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武則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精選

武則天對完善科舉制的五大貢獻

何元茂

爲政之要，首在用人，更在以制選人。人才制度的及時調整完善是激發社會活力的典型表現。武則天作爲中國封建社會比較開明的政治家和唯一享有“萬國農冠拜冕旒”之殊榮的女皇帝，其人才思想和用人方略在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75年，毛澤東在稱讚武則天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時評價道：“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有學者認爲，武則天的識人之智、用人之慧，主要表現在對人才制度機制的建立健全上，她推出的一系列舉措則更新和完善了在唐朝政治制度中佔有重要位置並對整個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科舉制。也有學者認爲，沒有武則天通過科舉之途培養選拔的一批優秀人才就沒有後來的開元盛世。創立於隋、終結於清的科舉制被西方譽爲“中國第五大發明”，正是源於武則天時期的改革完善，才展示出頑強的生命力並在我國延續1300年，也成了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匹敵的獨一無二的人才選拔制度。

一調整科目

人才是歷史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不同時期所需要的人才具有不同的內涵特徵。依據合理而應時的制度機制及時選拔出時代需要的優秀人才，是歷代傑出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目標。唐朝時期選拔官吏和人才靠的是科舉制，當時將科舉分爲常科和制舉。常科即“常貢之科”，是常年按制度舉行的科目考試，其各項制度均已由選舉令和吏部或禮部的格、式作了規定，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若干科。武則天臨朝稱制後，採取一系列舉措使“常舉”制度化，堅持每年開科取士。同時，調整了取士科目，重點施行進士科，適當發展諸科，降低明經科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以考試文辭爲主的進士科成爲所有科目中最受重視的一科，考進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爲，以考文辭爲主的進士科的繁榮，也是唐代詩歌、散文鼎盛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代著名詩人王勃、陳子昂、王維、岑參等，都曾經是進士出身。大詩人白居易也是通過科舉考試考上進士而走上仕途的。據唐末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記載：主考官見白居易姓名，便說：“長安大米價錢很貴，在這裏居住很不容易，還想‘白居’”。但打開卷子看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時，不由得大加讚許：“有此佳句，白居也易”。武則天通過調整取士科目，也擴大了取士規模。在貞觀二十三年（627-649）中，錄取的進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55年中，據徐松《登科記考》錄取進士達1100餘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較貞觀時增加一倍以上。

二、開創殿試

武則天稱制後，開創了殿試製度，豐富了人才選拔的方式，將形成於隋朝的科舉制向前推進了一步。所謂殿試又稱御試、親試、廷試，是由皇帝親自在大殿上開科取士、監考選拔人才的考試形式，也是科舉考試中規格最高的一級考試。參加殿試的考生主要是通過薦舉或自舉的官員或布衣，並無硬性規定只有通過省級考試者才能參加殿試，這樣增加了選拔人才的廣泛性，削弱了貴族勢力壟斷官場的局面。據《資治通鑑》記載，“天授元年（690）2月，太后策貢生士於洛城殿，貢生殿試自此始”，“爲了使這種制度不流於形式，爲了把有才幹的人提拔上來，武則天在載初元年（689）親臨洛陽擔任主考官”。考察的內容十分廣發，從對經書的熟悉程度到對國策的有關看法，從個人操行到外貌姿態，都一一審視。武則天之前的科舉，主要由考官負責組織考試、發榜，考生和皇帝一般不直接見面。但是從唐高宗開始，採取了一種新形式，即由皇帝當主考官，在大殿上親自挑選人才。《舊唐書》記載，唐高宗在顯慶四年（659）春季親自主持考試，在900名考生中選拔了張九齡等青年才俊，這算是中國殿試的萌芽。但唐高宗這次考試是臨時舉措，沒有形成常態，沒有形成制度，而武則天則把這件事制度化了，規模也更大。武則天做事很認真，一個個考，一考就是好幾天，可謂盛況空前，從此殿試就成了慣例。所以《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都說，殿試由武則天新創。武則天在科舉制中首創殿試環節，親自參與到科舉取士的考覈過程中，表明了她對人才選拔的極度重視。通過殿試，皇上當面與應舉之人商討治國理政對策而觀其才識，武則天以此種方式發現和重用了不少像狄仁傑、姚崇、宋景一類政績斐然的賢能志士。載初元年（689）的殿試中有一名人才叫張說，雖然剛22歲，但武則天經過考察看出他是個人才，親點他爲第一。張說文武雙全，出將入相，前後當了三任宰相，直到玄宗朝還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同時，武則天創立的殿試，改變了唐太宗時期的考試方式，唐太宗時，科舉取士制度分兩級制度，鄉貢是在家自學士子學業有成向州縣求舉，經考試及格，由州貢到尚書省接受吏部考試，這本身就是對科舉制度的一個完善。由武則天開創的殿試在此後封建社會一千餘年裏一直延續了下來。

三、大開制科

武則天通過大力推行制舉取士的途徑選拔出了一大批賢良方正、出類拔萃的人才，也使一些經世致用、善於治國理政之士能夠居於宰臣之位。唐朝的科舉包括常科和制舉。制舉，也稱爲制科或特科，是由皇帝根據時代的需要爲選拔“非常之人”臨時確定科目來選拔人才的取士方式，是常科選人的重要補充。這兩種方式相比而言，常科出題模式固定，無論考中進士或明經都要接受再選拔；制舉通常聯繫國家現實熱點問題，注重考察考生的治國理政能力，而且考生範圍廣、考試見效快，只要通過考試馬上就能上崗任職，提高了人才使用效率。武則天時期是唐代歷史重要的轉型階段，唐朝建立初期選拔出來的一批人才已經凋謝，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統治形式的變化，培養和選拔新一代官吏的問題提到了統治者面前，按常科方式選拔出的人才難以勝任各級政府的實際需要。同時，學校教育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教授內容與社會需要和科舉考試都嚴重脫節。況且，通過學校來培養人才的漫長，滿足不了統治者急於建事功以自效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武則天大開制科，從經過學習、懂得政事的文士中選拔善於治國理政人才。在她統治時期，平均一年半舉行一次制舉，其頻率遠遠高於唐朝的其他皇帝。據統計，從公元688-701年的13年間，有11年舉行了制舉考試。制舉考試名目繁多，常見的有“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博學宏辭科”等等。考中的人不經過吏部銓選，馬上就可以做官。武則天在制舉中提拔了許多新人，其中不少人成長爲名臣能吏，如開元名相姚崇等都是武則天時的制舉出身。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就是參加博學宏辭科的考試而獲得進士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價武則天“濫以祿位收取人心”，說她爲獲取人心，廣泛吸收人才做官，大開制科，通過考試吸收各種有用人才。作爲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儘管武則天的“制舉取士”做法具有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但其能夠任人唯才唯賢、廣召天下人才，爲唐朝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礎。

四、加試雜文

學風、士風、文風是反映一個時期社會風氣的主要標誌，敏銳地把握時代風氣是武則天人才制度的突出特點。唐代文學被後人看做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巔峯，常以“唐詩宋詞”來誇讚唐、宋兩個朝代文學的興盛。其實不論是唐還是宋，文學的興盛都和武則天密切相關。初唐時期，因爲統治者的需要和時代風尚的遷移，“科舉策文”（即以文章評論時政）的標準發生了變化，講究駢儷、辭藻、對偶，傾向於錄取文辭華美之文，並以此來判斷人才的識見與才幹，這種“詩賦取士”的風氣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擔憂。王勃曾撰文批評銓選風氣：“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柳冕在《與權侍郎書》中也說：“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正是對文辭的偏重，導致借“策”以考察作者的政治見識淪爲空談。武則天洞察到了科舉制存在的弊端，大力進行改革，要求加試雜文，大大促進了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積極性，特別是改變了整個社會風氣。科舉考試規定進士加試雜文，鼓勵參加考試者在國家政治中發出聲音，並以國家措施引導道德方向，促使青年學子既要在文章方面傾注極大的心血，更要具有深刻洞察社會問題的能力，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也正是因爲凝聚了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的集體智慧，許多複雜政治問題得到了及時有效的化解。同時，科舉制的改革使整個社會充滿尚學、樂學之風。《通典·選舉典三》裏有這樣一段話，可以看出武則天的改革帶來的巨大影響：“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由此可見，從武則天時期開始，形成了天下讀書人都希冀以通過考試獲得仕途的競進狀態，就連五尺童子，也恥於不通文墨。從此以後，科舉尤其是進士科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進士們的大名和他們的文章，往往可以十幾天就傳遍全國，傳播速度可見一斑。天下人都仰慕他們，可以說一旦考中進士，光宗耀祖，雁塔題名，曲江宴飲，風光無限。真所謂：“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尚學風氣的形成，推動了文化的全面發展，各行各業均人才輩出。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崔融、李喬都是這個時期湧現出來的，雕塑、繪畫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唐人沈既濟在談及科舉制讚歎道：“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闢，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已成風。”被人們所熟知的那些唐代大文豪，絕大多數都是武則天時期以後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韓愈、賀知章等。所以，“唐詩宋詞”這個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是武則天留給世界的印跡之一，史稱武則天當政時期爲“貞觀遺風”。

五、始設武舉

開設武舉，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選拔，體現了武則天深遠的戰略眼光。安史之亂中李唐未亡，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武則天時期奠定的有着定海神針作用的雄厚軍事人才基礎。在武氏政權以前，只有文人學士才能參加科舉考試，武人則無進士門路。爲打破科舉制中只有文人取士的限制與魏晉南北朝以來崇尚門第、“將門必武家弟子”的“內舉”制度，以期喚起人們的尚武精神，爲武人進士開闢道路，武則天開設“武舉”網羅將帥人選。武舉是長安二年（702）開始舉辦的，着眼於爲朝廷選拔大批勇猛殺敵、善謀治軍打仗的優秀軍事人才。武則天首次把武科放在與進士、明經兩科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之成爲科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創了“廣收俊傑瑰偉英異之士”的新局面。自此以後，武舉考試爲大多數封建王朝所承襲，成爲封建國家選拔軍事人才的重要人事制度。武舉作爲科舉制的常科科目之一，其報名、選拔、舉送、報到等程序與常科的鄉貢大體一致，每年舉行一次，考試的內容側重於武藝，考試科目有騎射、馬戰、步射、舉重等，兼及身材、言語，及第標準較爲嚴格。考試合格者，才能進一步參加由武則天親自策問的口試，然後決定是否被錄用。武舉及第者，即取得做武官資格，以後就可以在兵部參選授官。運用這種武舉之法，武則天破格提拔了大批文武兼備、智勇俱全的軍事將才，如程務挺、王方翼、李多炸、黜常之等人，武舉出身的郭元振、王孝傑、薛仁貴等都陸續成長爲一代名將。通過武舉入仕的郭子儀成爲平定安史之亂的一號功臣與唐朝的再造之臣。據統計，在高宗和武則天執政期間，先後中舉者有1000餘人，平均每年比貞觀年間增加了一倍多。武舉對於軍隊素質的提升，戰鬥力的增強及武周政權的鞏固無疑有着重要作用。

武則天在推進科舉制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中，形成了職官選舉的競爭機制，不計資歷、出身，用人唯賢，依能授官，較大程度上激發了時人的自信、熱情和創造力，成爲盛唐氣象來源的重要一維。難怪北宋史學家司馬光高度評價武則天：“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她在位期間人才之盛，上超貞觀，下擴開元。武氏政權之前的封建時代，沒有哪個朝代的人才的數量與質量能與這一時期相比。自弘道元年（683）臨朝稱制至神龍元年（705）退位的28年中，共任用宰相78位，例如，衆人皆知的魏元忠，狄仁傑，姚崇，宋璟；邊將婁師德，郭元振等，衆多宰相中有的來自名門望族，有的來自庶族地主，有的甚至是既非著姓、又無官位或官職的“衰微破落”和“役同廝養”的下等戶。這些社會精英促成了武周時期的繁榮，同時爲“開元盛世”的到來做好了人才儲備。

武則天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創下了歷史紀錄”，如果把中國的歷史比作一場羣雄逐鹿的運動會，武則天不僅囊括了女子項目的絕大多數金牌，連男子某些項目的金牌也被她當仁不讓地摘走了。爲什麼她能把中國歷史的方向盤牢牢抓住在自己手裏將近半個世紀？爲什麼她的奮鬥、他的進取、她走的每一步都在改寫着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爲什麼她能以女人之軀將中國的歷史改變到如此的程度而創造了中國的奇蹟，歷史的奇蹟？一切一切都與她超常的馭人之略相系，與她對人才制度機制的建立健全尤其是對科舉制的不斷完善相系。她在發現、培養、選拔、使用、考覈人才等方面的相關言論和實踐所體現的用人方略在不同層面蘊含着當今的人才學、領導科學、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相關原理，並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