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乔致庸家训家规
乔家创业始祖乔贵发虽出身贫寒，是在苦难中长大的孤儿，但他自尊自信，为了改变命运步入商海。
在从商生涯中，他不畏艰险，重义守信，一跃成为包头商界的领军人物。为使自己创立的基业能有更大发展，他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教育和培养。
他经常教育儿孙要正直淳厚、勤劳俭朴，切不可坐享其成、追求奢华；待人要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切不可为富不仁，欺压穷人……这些家训也成为乔家辈辈传承的祖训。
在中堂第一代先祖乔致庸不仅是当时商界赫赫有名的大财东，而且他治家也非常严谨。
为了防止子孙习染富家子弟的诸多不良风气，制定了六条家规：
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要求乔家在中堂的子弟严格执行。
当时处于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多妻妾成群，而乔家却定了“不准纳妾”的家规，可见乔致庸治家之独特。乔致庸一生共娶过六位夫人，皆为续弦。
乔家族人众多，日常事务繁杂，雇佣有很多仆人。乔家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很尊重佣人，遇有过失，也不恶语相加，更不打骂虐待，违者会受到家规追究处罚。
乔在中堂女仆都雇佣已婚妇女，不用小姑娘。乔家的小伙计来乔家后，也让他们在空余时间与少爷们共同学习，很多伙计在乔家干上几年活，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出色的还被派往包头字号当伙计。
乔家按年付给仆人工资，高低不等，女佣中奶妈最高，每年在80两左右，男佣中大厨师最高，每年约100两左右，其余的40～60两不等，最低还有20元两。教师、拳师、账房总管薪金都很高，估计在200～500两之间。仆人不仅能按时领到薪金，而且在逢年过节还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送到各个佣人家中。
乔致庸告诫儿孙注重勤俭节约，不能贪图享受祖辈留下的财富。
他常说：“有钱不能浪费，浪费则对钱不敬，不敬则得罪钱，得罪钱则受穷。”
还亲自撰写了对联，挂在内宅门上用以教育后人，内容为:“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他认为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最后才是“利”。
他教育儿孙要以诚信服人，在与相与及其他店铺合作中，注重义气，不欺骗、不哄骗，不挣昧良心的钱。
他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明楼院的屏门上，作为在中堂的治家准则。在儿孙们犯错后，乔致庸会严加训教，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其对所犯错误真正明白悔悟，方可离开。
他经常提醒子孙要戒骄、戒贪、戒懒；做人要“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子孙的立身处事有很大影响，也使乔家商业走向辉煌。
乔映霞主持在中堂家务时，曾给兄弟11人各立斋名，以期勉励警示，如“不泥古斋”、“知不是斋”、“日新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免斋”、“时代斋”、“习勤斋”等，并要求“映”字辈的弟兄团结起来，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并能不断发扬光大。
乔家其他堂也皆有各自的治家之道，如保和堂要求子孙先学会做人再讲做事，做人要正派正直，载德厚人，做事要讲求诚信，刻苦努力。
保元堂第一代先祖乔超五，不像在中堂一样精于经商，但更注重读书求仕，期望能通过仕途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受其影响，保元堂很多子弟致力读书，步入仕途。
当时社会上对乔家曾有这样的评论：“在中堂有钱，保元堂出人。” 保元堂也注重家教家风的树立，保元堂的家风决定了家中的藏书十分丰厚，据家人回忆曾藏有《永乐大典》全书，还有万明伞、朝服、官冒、名人字画、天文钟、瓷器、古玩等物。
保元堂要求晚辈对长辈重孝道，长辈对晚辈重开导。乔氏家族的子女们在良好的家规家风熏陶下，大多正直诚信，乐善好施，进步开明，备受外界赞誉。
乔家大院院内的家训颇值得一读。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清代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
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
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陆玉菡剧照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
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电视剧中的陆玉菡是虚构的，6妻中没有陆氏，6妻留下6子11孙）。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
乔家大院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