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喬致庸家訓家規
喬家創業始祖喬貴發雖出身貧寒，是在苦難中長大的孤兒，但他自尊自信，爲了改變命運步入商海。
在從商生涯中，他不畏艱險，重義守信，一躍成爲包頭商界的領軍人物。爲使自己創立的基業能有更大發展，他非常重視對後輩的教育和培養。
他經常教育兒孫要正直淳厚、勤勞儉樸，切不可坐享其成、追求奢華；待人要誠實守信，與人爲善，切不可爲富不仁，欺壓窮人……這些家訓也成爲喬家輩輩傳承的祖訓。
在中堂第一代先祖喬致庸不僅是當時商界赫赫有名的大財東，而且他治家也非常嚴謹。
爲了防止子孫習染富家子弟的諸多不良風氣，制定了六條家規：
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僕，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要求喬家在中堂的子弟嚴格執行。
當時處於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多妻妾成羣，而喬家卻定了“不準納妾”的家規，可見喬致庸治家之獨特。喬致庸一生共娶過六位夫人，皆爲續絃。
喬家族人衆多，日常事務繁雜，僱傭有很多僕人。喬家對待僕人很寬容，不僅保證傭人喫得飽、穿得暖，還很尊重傭人，遇有過失，也不惡語相加，更不打罵虐待，違者會受到家規追究處罰。
喬在中堂女僕都僱傭已婚婦女，不用小姑娘。喬家的小夥計來喬家後，也讓他們在空餘時間與少爺們共同學習，很多夥計在喬家幹上幾年活，還學到了很多知識，出色的還被派往包頭字號當夥計。
喬家按年付給僕人工資，高低不等，女傭中奶媽最高，每年在80兩左右，男傭中大廚師最高，每年約100兩左右，其餘的40～60兩不等，最低還有20元兩。教師、拳師、賬房總管薪金都很高，估計在200～500兩之間。僕人不僅能按時領到薪金，而且在逢年過節還另有賞賜，把面、肉、柴、煤等按時送到各個傭人家中。
喬致庸告誡兒孫注重勤儉節約，不能貪圖享受祖輩留下的財富。
他常說：“有錢不能浪費，浪費則對錢不敬，不敬則得罪錢，得罪錢則受窮。”
還親自撰寫了對聯，掛在內宅門上用以教育後人，內容爲:“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他認爲經商處事要以“信”爲重，其次是“義”，最後纔是“利”。
他教育兒孫要以誠信服人，在與相與及其他店鋪合作中，注重義氣，不欺騙、不哄騙，不掙昧良心的錢。
他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明樓院的屏門上，作爲在中堂的治家準則。在兒孫們犯錯後，喬致庸會嚴加訓教，令他們跪地背誦，直到其對所犯錯誤真正明白悔悟，方可離開。
他經常提醒子孫要戒驕、戒貪、戒懶；做人要“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爲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子孫的立身處事有很大影響，也使喬家商業走向輝煌。
喬映霞主持在中堂家務時，曾給兄弟11人各立齋名，以期勉勵警示，如“不泥古齋”、“知不是齋”、“日新齋”、“昨非今是齋”、“不得不免齋”、“時代齋”、“習勤齋”等，並要求“映”字輩的弟兄團結起來，守住這份來之不易的家業並能不斷髮揚光大。
喬家其他堂也皆有各自的治家之道，如保和堂要求子孫先學會做人再講做事，做人要正派正直，載德厚人，做事要講求誠信，刻苦努力。
保元堂第一代先祖喬超五，不像在中堂一樣精於經商，但更注重讀書求仕，期望能通過仕途爲國效力，光宗耀祖。受其影響，保元堂很多子弟致力讀書，步入仕途。
當時社會上對喬家曾有這樣的評論：“在中堂有錢，保元堂出人。” 保元堂也注重家教家風的樹立，保元堂的家風決定了家中的藏書十分豐厚，據家人回憶曾藏有《永樂大典》全書，還有萬明傘、朝服、官冒、名人字畫、天文鐘、瓷器、古玩等物。
保元堂要求晚輩對長輩重孝道，長輩對晚輩重開導。喬氏家族的子女們在良好的家規家風薰陶下，大多正直誠信，樂善好施，進步開明，備受外界讚譽。
喬家大院院內的家訓頗值得一讀。
喬致庸(1818―1907)字仲登，清代山西祁縣人，喬家第三代、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
嘉慶二十三年，喬致庸出生于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父親是喬全美，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
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喬致庸棄學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爲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
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爲“亮財主”。
喬致庸陸玉菡劇照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因喬門中有不許納妾的家規，都是續絃。
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電視劇中的陸玉菡是虛構的，6妻中沒有陸氏，6妻留下6子11孫）。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爲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他是喬家門中最長壽的人。
喬家大院
19世紀中後期，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被專家學者譽爲“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