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期视域中圣德太子的“和信”哲学
编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全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的主题，为化解人类各种危机，走出时代困境探寻新出路。本平台将持续发布参会嘉宾的论文，以飨读者。
轴心期视域中圣德太子的“和信”哲学
海村惟一
海村惟一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作者简介：海村惟一，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名誉教授，汉学家，翻译家，比较文化学者。
摘要：德国精神科医生、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向世界奉献了其对历史的独特解释：轴心期。其中包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以及印度佛陀时代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中国在佛经汉译之后，更是呈现多元交汇融合的文化圈。世界文化圈若从宏观的角度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文化圈，而这两大文化圈里又有各类独立的文化形态。表意文字文化亦可称之为汉字文化（在中国即称之为文字，中国文字），是东方文化的基石之一。表音文字文化亦可称之为字母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之一。本文从轴心时代视域来考察调研分析圣德太子（574—622）的《宪法十七条》（604），以此揭示有异于他者的日本文化基石之一的“和信”哲学。
关键词：轴心期；汉字文化；绝海岛国；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和信”哲学
圣德太子
绪言《日本书纪》（720）推古天皇12年（604）条有“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撰《宪法十七条》”。此皇太子便是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乃其“亲肇作撰”。《宪法十七条》既可谓是日本文献有案可稽的首篇文字记录，即汉字文章，又可谓是汉字进入绝海列岛政治管理层之滥觞。
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扬弃了来自中国的二十三种重要经典、五十七个精华语句，其中《论语义疏》被扬弃的精华语句高达12次，占其扬弃总数21%。按其扬弃次数多寡为序的话，12次的有《论语》、5次的有《管子》《礼记》、4次的有《韩非子》《孝经》、3次的有《庄子》《文选》、2次的有《左传》《老子》《汉书》《古文尚书》《诗经》、1次的有《国语》《千字文》《说苑》《韩诗外传》《荀子》《后汉书》《墨子》《潜夫论》《史记》《毛诗》《孟子》等。
以上除了《文选》《千字文》《后汉书》《潜夫论》之外的十九种重要经典均是轴心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的文化睿智。诸子百家之中，圣德太子最感兴趣的是儒教（董仲舒之后，儒学便成为帝制神学体系）、法家、道教，但是在扬弃的过程中却努力地去宗教化。此外，《宪法十七条》还通过汉字文化扬弃了汉译印度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法华经》、印度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维摩经》、护国三经之一《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同样，在扬弃佛教的过程中也努力地去宗教化。
中国在佛经汉译之后，更是呈现多元文明的交汇融合。世界文化圈若从宏观的角度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文化圈，而这两大文化圈里又有各类独立的文化形态。表意文字文化亦可称之为汉字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基石之一。表音文字文化亦可称之为字母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之一。本文从东方文化视域来考察调研分析圣德太子（574—622）的《宪法十七条》（604），以此揭示有异于他者的日本文化基石之一的“和信”哲学。
一、“以和为贵”《宪法十七条》第一条乃“以和为贵”令：“一曰（第一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这第一条就扬弃《论语义疏》的三处经典（有下线处），占扬弃其总数的27%，接近三分之一。
首句的“以和为贵”来源于《论语义疏·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之句，更有可能直接源自于《礼记·儒行》“礼之以和为贵”。《礼记》也是圣德太子扬弃的经典之一。但是，考虑到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是以治国之用为重，故扬弃《论语义疏·学而》为大。虽然只扬了此句的后半“和为贵”，当是弃了“礼之用”三字，但是其中的“用”却已经融化到“和为贵”之中了。为了与其自创的“无忤为宗”构成四字对句，故在“和为贵”之前加了“以”字，因为《礼记》已有此例。《说文解字》（100）解“忤”为“逆”；《汉书·萧望之传》有其用例为：“大与高恭显忤。”圣德太子“无忤为宗”之“忤”与《汉书》同意。圣德太子扬《论语义疏·学而》“和为贵”弃其“礼之用”，以构成《宪法十七条》的治国核心“以和为贵，无忤为宗”。飞鸟时代初期正是要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朝廷的关键时期，作为摄政的太子惟一能选择的执政方针只能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时代的需求是圣德太子扬弃《论语义疏》的巨大动力，他的“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的执政方针亦可谓日本扬弃《论语义疏》之滥觞。也是只引用原典语句的所需部分，即日本式“引用法”扬弃之滥觞。
宪法之首至关重要。圣德太子以扬弃《论语》首篇《学而》为其宪法第一条。用心周到，意义深远。尤其是引用“和”而自创“忤”，更是体现了圣德太子借“和”之字形，以植自身之意。案平安中期自写本《宪法十七条》（国宝、岩崎本）之“和”，有旁书，“岩朱训（平安中期）”为“ヤハラク（心顺）”，“岩墨训（平安末期）”以“カ”改其“ク”为“ヤハラカ（温顺）”，“岩墨训”的“カ”是描写在岩朱训的“ク”上的，故露现原先朱训“ク”的痕迹；“岩镰墨训（镰仓后期）”为“マニナヒ”“エテヒ”。由此可见，“和”字与“忤”，字义“心顺”与“心逆”也相对。圣德太子对国家官僚的至高准则是“以心顺为贵”“无逆心为宗”。所以圣德太子的“和信”哲学的要义之一乃“心顺”也。
第二句“人皆有党”的“党”出典于《论语义疏·雍也》“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之“党”。《论语义疏·雍也》：“郑玄（127—200）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也。”故《论语义疏·雍也》“党”之意为“五百家”。案《左传·僖公九年》：“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管子、韩非子等法家们亦认为“朋党乃国之害”。
而本文所用《宪法十七条》的写本里有平安时代中期的训读加点，此写本在“人皆有党”的“党”字旁有“タムラ”的训读加点，“タ”是接头语，“ムラ”乃“群”之意，指集团、派阀。由此可见，《宪法十七条》在扬弃《论语义疏·雍也》之“党”时，只是扬其字形而弃其意，受到《左传》以及管子、韩非子等法家思想的启发，以大和语之音训“党”之字形，赋以大和语之意，即“ムラ（“群”之意）”。故《宪法十七条》“人皆有党”的“党”字成为了日本汉字。这是单个汉字通过“和训”来和化汉字之滥觞。顺便提一下，明治时代在面对欧美文化思想大量涌入日本之时，当时的学人就是以日本汉字的“党”来吸纳“Party”这个欧洲思想的概念的。此亦可谓日本式“化典法”扬弃之滥觞。
第五句“乍违于邻里”的“邻里”乃吸纳《论语义疏·雍也》：“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之“邻里”。《论语义疏·雍也》：“郑玄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宪法十七条》之“邻里”与《论语义疏·雍也》之“邻里”为同意。这是连字形带字义一起吸纳的典型，此亦可谓日本式“吸纳法”扬弃之滥觞。
“上和下睦”则扬弃于《千字文》：“上和下睦，夫唱妇随。”以及《孝经·开宗明谊》：“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综上所述，《宪法十七条》第一条就有三处扬弃《论语义疏》的精华，据其总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圣德太子把第一条的扬弃对象聚焦于《论语义疏》，就说明对《论语义疏》的信任度是最高的。这样的高度信任与285年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来列岛教授王太子的传统不无关系。同时，圣德太子对《论语义疏》以及其他经典亦扬弃有度，也证明了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有着清晰的、深层的认识和把握。圣德太子对《论语义疏·雍也》“以与尔邻里乡党乎”的扬弃则是日本文化的“受容”功能之典范。
圣德太子《法华义疏》
二、“笃敬三宝”《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乃“笃敬三宝”令：“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与第一条相比，此条主要以扬弃佛教为主的。其实，当时的政坛甚至可以说被高句丽佛教、百济佛教和新罗佛教左右着，圣德太子身边的三位佛教导师就是来自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高僧。尤其是高句丽高僧慧慈伴随了圣德太子20年，太子19岁摄政，2年后慧慈来日成为他的佛教导师，615年慧慈携带圣德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法华经》《胜鬘经》《维摩经》）回国。案《日本书纪》（720）推古天皇2年（594）条有“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推古天皇3年（595）高句丽高僧慧慈来日；推古天皇4年（596）法兴寺建成，高句丽高僧慧慈与百济高僧慧聪一同入住，被称之为“三宝之栋梁”。
“四生”见于《法华经·随喜功德品》：“四生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故“四生”为一切生灵之生。关于“万国之极宗”，有学者认为若以《日本书纪》钦明纪十三年十月条“是法（《金光明最胜王经》）于诸法中，最为殊胜”为例，太子在本条中也想把“三经”（《法华经》《胜鬘经》《维摩经》）作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而《日本书纪》的编者则把“三宝（佛教）”作为“终归极宗”。
但是，在此条结论的前提中“人鲜尤恶，能教从之”之“恶”则化典于《论语义疏·阳货》：“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安国曰：‘上智不可使强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也。’”圣德太子的“恶”的思想源于孔安国的“上智不可使强为恶”的“恶”。因为“人鲜尤恶，能教从之”的“恶”在《宫内厅书陵部本》和《北野天满宫本》都旁注有“アシキモノ”，其中的“モノ”自古意为“物体、鬼神、魔物、不明确的对象”，指人的非常稀有的一面；而孔安国所注则明确定义“恶”为人之“恶”。圣德太子的“人鲜尤恶”之“恶”的扬弃可谓“化典法”；再案圣德太子所著《维摩经义疏菩萨品第四》：“夫天下事品虽罗，要在离恶取善。离恶取善，必以三宝为本。”故圣德太子“能教从之”则源于其力主“悉有佛性”的大乘佛教思想。圣德太子在结论的前提里把儒教与大乘的佛教融合为一体。此条结论“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之“直枉”是源于法家《管子·九变》“欲挠曲直枉”。作为扬弃佛教为主第二条的核心，以佛教的“三宝”与法家思想的融合来作为结论。就佛教一边倒的飞鸟时代初期而言，圣德太子真不愧为日本史上的大思想家，以《论语》力挽狂澜，融合佛教、儒学、法家的人类睿智注入自己融创的“和信”哲学。
三、“信是义本”《宪法十七条》第九条乃“信是义本”令：“九曰：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
第一句的前半“信是义本”源于《论语义疏·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何晏曰）‘复犹覆也。义不必信，信不必义也。以其言可反复，故曰近义也。’”圣德太子把《论语》信义的“近义”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把“信”作为“义”之本来看待。“信”在中国儒家传统里排列在“仁义礼智信”的末位。圣德太子则把“信”放在首位，就民众意识和社会生活而言，其“善恶成败”都归结于“要在于信”；就朝廷运行层面而言，当然就是“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仍然归结于一个“信”字。圣德太子扬弃于《论语》的“信是义本”的精神理念，从他颁布的《宪法十七条》那天起就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石之一。就国家管理层面而言，645年7月12日孝德天皇在就位之诏里堂堂皇皇地写着：“复当有信，可治天下。”就经济管理层面而言，1916年，涉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问世标志着日本经济进入了近代，“信是义本”的精神理念一直贯穿在经济领域里，这样的经济模式不时地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儒教资本主义”，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精神”。
“信”与“和”一起构成了圣德太子“和信”哲学的核心，成为日本文化的坚实基石。
四、“贤圣治国”《宪法十七条》第十四条乃“臣无嫉妒”令：“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悦，才优于己则嫉妒。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
此条体现了圣德太子爱惜治国贤圣的智才。圣德太子先从佛教的角度来认知“嫉妒”之恶，因为“嫉妒”是佛教应戒的十恶之一。此条“嫉妒”的用法见于《玄应一切经音义（妙法莲华经）》：“王逸曰：害贤曰嫉，害色曰妒。”此条的“嫉妒”的重点在“嫉”，并以此告诫“群臣百寮，无有嫉妒”，若“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圣德太子认为“离恶取善，必以三宝为本”。与此同时，又从儒家的角度来强调“贤圣治国”的重要性。“五百”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载。”故有圣德太子“五百遇贤”之说，特意以“之乃今（当下之义）”的用法，鼓励“群臣百寮”互相尊重对方的“智才”，告诫群臣“嫉妒之患，不知其极”。“千载”一语出自《文选·三国名臣序赞》：“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故有圣德太子“千载待圣”之说。《日本书纪》称之为皇太子。圣德太子是后世的谥号，初见于死后129年《怀风藻》（751）序：“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仪。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圣德太子出生于574年自轴心高峰期公元前500年正好千载，真可谓“千载以难待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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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民以时”《宪法十七条》第十六条乃“使民以时”令：“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间，以可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
“使民以时”源于《论语义疏·学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案“（皇侃疏）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暗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从《宪法十七条》第十六条的整体来看，圣德太子在扬弃“使民以时”时，不仅包含了“节用而爱人”的儒教思想，更是涵盖了皇侃疏所记述的具体的“使民”法。“从春至秋，桑农之节，不可使民”的思想也见于《汉书·五行志》：“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但是，对于关键词的“农”“桑”，平安时代承传飞鸟时代的精神，训其为“ナリハヒ”“コかヒ”，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农桑观”。因地制宜地制定了适合飞鸟时代绝海岛国的“桑农之节”。这也可谓典型的“化典法”扬弃。
第十六条的“使民以时古之良典”与第七条“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相同，都是活用《论语义疏》中追求古代政治理想的儒教思想，即扬弃孔子的儒教思想，铸造适合绝海岛国自然环境的人文精神。
圣德太子通过“化典法”“引用法”“归纳法”，以及“和化汉字”法等手法，面对列岛的现实政治现状，以主体意识积极地扬弃《论语义疏》的精华，制定了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治国纲领《宪法十七条》，由此把汉字实际运用到国家管理层面，并开启了汉字和化的帷幕。
海村惟一教授
结语《宪法十七条》是圣德太子知行合一、融精化髓、忠实自然的结晶。圣德太子以绝海岛国自然环境所赋予的主体性扬弃意识，博采融汇轴心高峰期中印两大文化的睿智精髓，在扬弃的过程却努力地去宗教性，创立了有别于他者的、具有主体性的“和信”哲学，其所内含的“和”“生”“信”“才”“民”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为日本民众所共有的人文精神。
雅斯贝尔斯从“Achsen-zeit”视域中对日本作了“在轴心文明周边的非轴心文明”的定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认为地域性文化圈是由独立文明和卫星文明组成的中心—周边论，以此认为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巴格比认为有九大文明，并把中国与日本、东方正教会与西欧分开，即十一大文明。马修·梅尔科在《历史的本质》里把文明圈分类为日本、中国、印度、伊斯兰、西欧。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年）在其闻名于世的《文明冲突论》里把世界分类成八个文明圈，日本作为其中单一的文明圈，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之间”。西方文化对于日本的认知，从雅斯贝尔斯的“在轴心文明周边的非轴心文明”开始，经过汤因比的“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到巴格比的“中日分离论”，梅尔科开始提倡“日本文明圈”，亨廷顿则提出了“中国文明后代论”。笔者则认为日本文明在汉字文化圈里是具有主体性、特殊性而有别于他者的文明，圣德太子虽然晚于孔子一千年，但依然可以属于第一轴心期的中心人物之一。我们若能从第一轴心期中心人物的身上扬弃出适应于现今时代的精华来的话，就能开启第二轴心期的帷幕。
衷心感谢在座诸位先达和每一位朋友的赐教，因为大家都有可能成为开启第二轴心期帷幕的智者。
